基于5W传播理论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策略——以加快“福茶”品牌建设为例

基于5W传播理论,以加快“福茶”品牌建设为例,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的传播者——政府、传播内容——福建茶文化、传播媒介——“福茶”品牌、传播对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者、传播效果——福建茶文化传播效果进行分析,提出以“俭、清、和、静”为精神内核的福建茶文化,指出政府、茶企、闽茶工匠是“福茶”品牌的有力传播者;在分析“福茶”品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成效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福茶”品牌建设对策,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茶文化有力传播。

解构的行动属性和行动效应——以英语世界鲁迅批评为中心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20世纪80、90年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自传”与“回忆录”之辨——基于词源、译介及文化史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对“自传”与“回忆录”两个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词源上,“回忆录”在西方出现的时间更早,范畴更广。出于对个人主体的尊崇,西方学界早期迅速将“自传”诗学化,将“回忆录”贬斥为次等话语。从译介的角度看,西方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褒贬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二者的认识。在20世纪初的现代化转型期,中国学者对自传的认识高度西化,强调自传中主体人格的建构性。20世纪中后期,随着“后”学的发展,人们打破传统单一的自我观,追求自我的多元表达以及与公共领域的互动。这带来回忆录书写与研究的复兴。梳理“自传”与“回忆录”的中西方文化史,可以厘清这两个概念,系统地审视自我观在中西方公私领域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同时可更深入地挖掘中国独特的传记文学书写经验与理论话语,形成更具有跨文化对话性的诗学命题。

“新神话”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保存方式

本文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探讨了在国家和文化发展范式发生变异、社会构建的原则和规律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自决的新途径问题。人性深处信奉人道主义是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或许,这一思想在当今的东方文化中更为突出。东方文化符号的特点包括对世界的非理性态度、感性认识、传统的神话。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文化记忆,能够创造出“新神话”,其核心是作为家庭、民族、社会体成员的人。通过家庭,中国人代代相传,即使远离故土,依然保存其文化的“公理内核”,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基因。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作品将传统神话与新神话相结合,诠释这样的真谛:源自外部世界并被中国社会所掌握的新事物也不能根本改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元素的本义。

政治多极、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的全球化走向——评《新时代视阈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全球化是21世纪最基本的时代特征,文化多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视阈下,分析和探讨中西方文化的表现方式及其差异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吕汝茵著《新时代视阈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则以新颖的视角和严谨的论述为读者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思考、新观点和新成果。作者认为,应敏锐观察和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强化民族文化品格,树立文化自信,实现多元文化共融。

从电影花木兰的改编看中外电影的制作与审美

一、文化背景与审美花木兰的故事来自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它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和尊重。花木兰故事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文化、家庭和民族情怀,体现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价值。在中国文化中,花木兰被认为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她的勇气、忠诚和孝心深受人们的敬重与赞颂,代表了崇高的品德和对家国的无私奉献精神。花木兰形象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跨文化视域下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以电影《别告诉她》为例

由美籍华裔导演王子逸执导的电影《别告诉她》,以跨文化的家庭情感冲突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性碧莉得知奶奶患癌症晚期后回到中国与家人团聚的故事,面对家人选择隐瞒病情以保护奶奶的决定,碧莉经历了从不理解到接受的心路历程。同时,影片也展现了诸多东西方交际方式、思维模式、家庭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从跨文化角度探讨影片中所展现的文化差异,对东西方文化中的深层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进行剖析,并针对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的问题提出一些应对之策。

白璧德与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文化互鉴研究

通过文化交流和互动,白璧德与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都促进了各自的人文思想建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了白璧德,使其新人文主义融入了中国文化要素。与此类似,白璧德也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使其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现代性转换——一种儒学现代化。他们的文化互鉴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TBL教学模式在临床骨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本文将骨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TBL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开展时间为2022年3月~2023年12月,研究地点为医院骨外科,总共选择61名骨科护生,分别由两名带教老师各负责31名和30名护生的临床骨科护理教学工作。研究期间,设置了研究组A和研究组B,A组护生31名,B组护生30名,分别采用不同教学模式。A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B组采取TBL教学模式,研究结束后比较两组的教学效果。结果 教学结束后,B组护生的出科成绩显著高于A组(P<0.05)。B组护生小组讨论测试成绩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发言与表现评分均显著高于A组。护生对带教老师的教学评价结果显示,教学目标、教学理念、教法学法、课堂控制、语言表达等指标,均为B组显著高于A组(P<0.05)。根据带教老师对护生学习的评价,B组护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问题处理能力、学习兴趣、专业素养等评分显著高于A组(P<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B组对教学表示满意的护生更多,B组护生的教学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在临床骨科护理教学中,传统带教模式可能无法满足骨科护生的职业成长、专业发展和实践操作需求,教学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临床骨科护理教学中,对骨科护生实施TBL教学模式,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有利于提高护生的理论、实践能力,促进护生专业成长,尤其是能提高护生的临床骨科护理能力,有利于护生未来参加临床工作。

主要国家文化发展水平比较研究——评价框架与实证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举措,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立足国际视角,评估和对比我国文化发展水平,对于谋划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构建了国家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并对主要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我国文化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在世界文明贡献度、社会文明秩序和身心健康素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思想引领力、文化吸引力、文化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也表现出强劲势头,但在社会文明风尚、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短板。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民素质,扩大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16至18世纪中西文明互鉴的影响及其意义——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宋明儒学为基础

16至18世纪首次发生的中西文明之间的学术交流,使得西方哲学经典(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主)被翻译成中文,同时中国哲学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主)也被翻译成西文。16至18世纪,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哲学思想首次与中国士大夫学者产生互动,并在当时不同的哲学分支中(逻辑学、形而上学、人性论、宇宙论、伦理学、神学)具有不同的表现和意义。中西哲学的早期接触,为近现代中国更广泛和普遍地引入西方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甘肃西和乞巧节与广州珠村七姐诞乞巧节比较研究

甘肃西和乞巧节与广州珠村七姐诞都是地方性乞巧节俗,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星崇拜为信仰核心,展示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传承勤劳灵巧和节俭贤惠的传统美德,通过乞巧节建构当地的地域认同。在此基础上,两地的乞巧习俗呈现出各自特点。西和乞巧以原生态的样貌承载着古老的秦文化因子,千百年来传统女性在歌舞中宣泄情感,交往互助,建构文化记忆;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城中村,珠村女性通过展示乞巧技艺树立形象,寻求认同,搭建与村外世界的交往通道。因地制宜地保护与发展乞巧节俗,使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中。

傣族文学和泰族文学比较研究

傣族和泰族文学史上出现的现象表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民族,其民间文学内核及载体建立在祖先的共同文化、对世界和事物的共同认知之上,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无论历史上该民族的人迁徙到何方,都会把世代传承的民间文学内核及载体带到新的生存地继续传承、发展。文学作品的译入、借鉴取决于译入、借鉴者的文化心理需求,以及译入文学所属文化的影响力和向心力。文明互译、文明互鉴是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从谢阁兰、朱利安看法国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范式及其发展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不仅以跨文化反思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形象,还促进了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谢阁兰建构的“多异美学”与朱利安主张的“多元共生”文化观均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重要范式:谢阁兰修正了此前欧洲文学/文论中异域猎奇式的方法论,重新阐释了“异域情调”一词的内涵并发展出一种大写的“多异美学”,赞扬多元文化的“差异”之美,超越并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而朱利安则是在强调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对话主义方法论,不是立足于发现“差异”,而是借助中西文化“间距”进行“外部解构”“迂回-进入”,推动了寻求“多元共生”的范式成为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这一发展反映出法国文论对中国问题的阐释与研究所经历的范式发展,也推动着中国问题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动力。

河北省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及其均等化路径研究

河北省实现公共教育均等化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以河北省2013—2020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深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并提出均等化路径。结果表明,受政策、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河北省公共教育资源呈倒“V”型发展趋势;公共教育均等化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现象,且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能力较弱,集聚力高于辐射力;财政分权、对外开放及城镇化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空间格局分异的重要因子,而区域人口因素对其影响较弱。

中日学者的世纪对谈与相关重大问题

一九八○年代后期丸山真男与李泽厚的东京会晤,促成了中日双峰学者的世纪性对谈。相关话题深度触及了中日两国的价值差异问题、发生论与本质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问题,以及横亘于两国之间的误读和误解问题。对谈内容,还实录了丸山真男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也鲜明地凸显出李泽厚对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坐标意义的坚守及其对日观察的锐利视角和眼光。由于上述交流具有让历史回归其固有脉络和常识的超常说服力,因此如此“双峰”绝响,或许能给中日两国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死结,带去理性的解码。

主持人语

设立“特约栏目: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切实加强对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的研究;其二是为国家社科基金相关的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提供发表平台。中华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经历了由个别事件到有体系和规模,由日常生活与物质形态方面的传播到文化观念形态方面的传播的发展过程。

儒学为何不可以转化为基督教?--诠释性转化限制考辨

本文讨论利玛窦运用基督教神学诠释古典儒学的有效性和意义。利玛窦的诠释使得一些中国文人皈依了基督教,但算不上成功,因为其做法最终导致了“礼仪之争”。此前少有学者从哲学角度讨论过利玛窦失败的原因。本文指出,讨论皈依基督教必须要正确理解古典儒学。问题在于,利玛窦未能将古典儒学作为整体进行考虑,也未能从儒学本体论和宇宙论内在演变的角度考虑古典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他仅在《尚书》和《诗经》的孤立语境中理解中国的“上帝”和“天”,丝毫没有认识到“上帝”和“天”的概念在《易经》《易传》《论语》中的变化。本文指出,儒家的本体宇宙观和基督教的本体神学存在天壤之别。无论从基督教教义看,还是从儒学义理看,儒学都无法转化为基督教,也不能将基督教儒学化为神学,更谈不上儒家基督徒或基督教儒者。从本体诠释学的角度看,二者不存在“视界融合”,因为二者的本体性是完全对立的:一重永恒,一重变化;一重超越,一重内在。

中日两国隐逸传统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古来都有久远的隐逸传统,日本的隐逸虽然也深受中国影响,但无论在隐逸的主体和规模、隐逸的类型、隐逸的思想及动机上都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隐士皆为士人,为士而不仕谓之“隐”,可分为退以待时的儒家之隐和全真保身的道家之隐,具有本土的隐逸思想体系。日本隐者经历了由皇族、贵族到武士乃至平民的下移过程,皈依佛门即为“隐”,多为感世无常而寄身风雅者,其隐逸思想源于中国道家思想和佛教,与本国文化融合后,异化为日本独特的隐逸传统。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古代在政治制度、社会构造、思想传统、心理结构等方面的显著不同。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本质论与变易论融通互鉴

本文从文明比较的视野以本质论和变易论分别概括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指出本质论和变易论注重的分别是事物当中具有普遍性、不变性和确定性,以及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表明,本质论和变易论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又表现出极强的互补性。虽然未必能够在两者基础上实现一种“伟大的综合”,但两者相互融通、相互补充,却能够大大提升和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