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

当前,我们需要提高方法论自觉来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一是以文本文献研究为基础,准确理解和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最新旨要与本质内涵;二是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扎根中国大地,汲取样本范例的主要经验以推动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理论创新;三是以反思批判性对话破解西方经济学逐利本性所导致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与“人文危机”等价值困境,深入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以“人文回归”与“人文逻辑”解决西方经济学弊端的创新特征与主要功能;四是以创新性思考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所肩负的重大战略性创新实践使命;五是以系统思维深刻把握人文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

新质生产力何以助力文化治理

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也赋予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崭新动能。数字化背景为探索新质生产力助力解决文化治理问题提供了科学向导和战略引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结合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为内核,切实完善和创新文化治理模式、思路和观念,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推动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刻。在推进文化治理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仍需完善和加强、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仍有待提高、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需与时俱进、专业人才保护机制不足以及文化治理机制仍需完善等现实问题和瓶颈。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主体、文化产业培育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等形式和手段,为文化治理提供新动能、新思路、新理念和新进展。

身份认同、衰老焦虑与性别平等:当代西方文化老年学关键议题研究

20世纪末以来,西方的老年学研究广泛吸收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从单纯的生物医学研究转向更为多元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人文老年学、文化老年学等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分支学科。文化老年学积极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将年龄置于同阶级、性别、种族等相似的范畴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老年所暗含的文化建构属性。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一直以来被赋予脆弱、固执、无用、落后等负面刻板形象,对老年的恐惧、抵制和歧视成了常见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人生从童年到老年的各阶段划分,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概念,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对围绕老年概念的身份认同、衰老焦虑及性别权力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可以揭示文化在塑造老年经验和身份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力地解构附着在老年人身上的负面话语,并为国内老年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电影与文化的互动

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纵观百年中国电影史,既有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也有对苏联等国家电影的借鉴;既有照搬国外电影而无视中国实际的无奈,也有对本国电影文化自主性的探索与追求。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从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结构主义与“葛兰西”转向,我们看到电影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密切关联。艺术来源于现实,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的文化传承演变同步。本期专题通过对电影与文化的再审视,意在阐明电影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辅助。

人文经济学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遵循

人文经济学根植于人文经济实践,是以人为本、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双向互动的一门学说。人文经济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主体性特征。人文经济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在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个体行为决策,从中观层面剖析产业发展规律,从宏观层面指导政策制定评估。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丰富人文经济学研究,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实现双效统一,促进文明互鉴,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技术阶梯理论:技术范式转变中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路

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在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面临全新的改革环境。高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在促进文化数字化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类型技术范式完全不同的平台技术范式,它通过改变类型技术的线性发展轨迹而重建文化行业的底层技术逻辑,突破了文化行业系统“技术分类—专业分工”的专业合法性局限,成为文化行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未来十年,伴随着数字技术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时代,文化行业体制整体上将要进入结构性解构与重建的关键时刻,新兴数字文化的成长和对社会文化消费的主导,将突破以文化行业为基干的文化管理框架,探索建立适应数字社会规则建构为方向的国家公共文化管理模式,体现为一种文化行业为适应数字生态环境的总体变化而实施的跃迁式改革。文化行业的这一结构性变迁对于国家政策和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它同时定义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行业体制改革方向和政策设计原则。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距离测量及其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是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根据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国别文化维度数据,可以发现东南亚六国和中国在6个文化维度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采用Kogut和Singh的文化距离测量公式测得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六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普遍较近,这对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格局有明显的影响,与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联系。考察国际间语言文化的传播与互动应注重差异化研究。参考文化距离指数,关注东南亚国家当地中华文化资源的不同状况,有助于科学研判中华文化输入需求,总结出适应当地文化特点的高效传播模式。

人文经济多重维度与人文经济学研究对象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这就提出了从人文经济学视野出发研究像苏州和杭州这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展又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的人文经济或人文(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命题。习近平同志从人文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对人文经济现象、发展人文经济的思考和论述,源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探索与实践。

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

21世纪初,以杰弗里·亚历山大为代表的一批聚集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在否定病理学的、本质主义的创伤理论基础上,正式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或曰关于创伤的建构主义社会理论。这种创伤观认为,创伤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符号/表征的建构,创伤不是生而为创伤的,而是变成创伤的。理解、揭示这个建构的性质、过程和机制,是文化创伤理论所致力的核心目标。

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性逻辑:框架与机制

人文经济是文化与经济互融互促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物质经济与精神生活统筹兼顾的新增长方式。人文经济学是彰显人文价值的经济学,是增强文化自觉的主体性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展现。人文经济的协同发展以人文资源的有效组合、全民创意的有效协调、价值认同的有效整合和多元效益的有效共生为目标,内含动力机制、赋能机制、协商机制、分配机制等实现机制。

文创知识扩散对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影响——基于扩散网络的视角

在对比分析文创知识扩散网络特征的基础上,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对造成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文创知识扩散网络的稳健度和可达性很高,地区间存在比较普遍的文创知识扩散现象,网络趋于密集,但还有待提升;扩散网络节点间的中心度差异较大,且存在小团体集聚现象;文创知识扩散的规模、深度、强度、效率及接近中心度均能有效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而劳动力投入、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差异是扩大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

边界的文化转向:基于不同学科的话语阐释

边界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并未消弭,而是欲彰其文化意义。它在地理学中的叙事为:生存空间中的文化边界区隔、身份符号中的文化边界认同、地缘交往中的文化边界互动。它在政治学中的叙事为:民主发展中的文化边界诉求、权利行使中的文化边界规定、边疆安全中的文化戍边要求。它在经济学中的叙事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边界效应、区域合作中的文化边界划定、跨域协同中的文化边界形态。分析不同学科关于文化边界的叙事,彰显边界的文化转向,对于深化边界认知、丰富边界内涵、增强边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新旧“族裔散居”身份的反思与文化身份的范式革命

西方霸权下的文化身份话语清晰而强大,要么放弃自我融入“集体”,要么保留自我成为“异类”,是全球化语境下族裔散居人群面临的困境。参与“种族清洗”和“寻根”的旧式族裔散居人群在历史和文化中被定位,成为流亡的他者。为了走出“位置化”僵局,霍尔将新式族裔散居人群带入“世界主义”新语境之下,新式族裔散居人群被赋予“流动”而非“流亡”的新身份。借此,霍尔构建了“外部”高度耐受、“内在”高度自由的“世界主义者”。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以B站鬼畜文化为例

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的反理性主义、去中心化等特征,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鬼畜文化作为盛行于中国互联网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以拼贴、恶搞和戏仿等方式展现着独特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推崇感官至上、解构权威、情绪宣泄等,容易造成青年精神追求的矮化、价值的迷失、认知的极化。对此,应优化供给结构、更新话语体系、观照青年现实需求,对错误的价值观进行纠偏,促进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世界的生成。

我国文化数字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分析

分析我国文化数字化研究现状,揭示该研究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为实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中的文化数字化主题论文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就我国文化数字化研究热点绘制可视化图谱,并对相关主题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文化数字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产业数字化、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传统文化数字化及公共文化数字化,该领域未来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传播策略及传统文化数字化等方面。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以2017“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作为背景依托,完善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的内涵,拓展立德固本教育思想的外延;以打造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三层联动理论和双轮驱动运行体系为目标;提出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建设性路径,构建三层联动国际传播能力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大学英语与专业协同育人体系,强化课程思政对具有国际传播能力人才的引领。

流散与文化生产

在21世纪,流散已成为重要的全球性现象,流散研究同样随之成为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缘起、发展和理论脉络还缺乏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结合萨夫兰、杜洛连和吉尔罗伊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流散进行了探讨:首先,依据流散者的意愿、地区和流散原因等因素,流散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管就何种类型而言,流散者与故土家园的联系、族群意识和流散者相互间的团结都是必须关注的重要话题;其次,跨疆域的流动意味着更为宏阔的视野,对处于非此亦非彼的中间状态的流散者而言,他们往往更能接受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最后,流散同样意味着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其代表的独特视角、经历和政治立场都将成为跨国性文化生产的重要资源。

视觉形象的“他者化”与“自我他者化”探微——从中外视觉艺术中的“眯眯眼”谈起

艺术中的“他者”形象有时不是直接依据客观真实进行塑造的,其间既有带着偏见的丑化的形象,也有出于认同的幻想的形象。“他者”形象的塑造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对“他者”的误读、扭曲、美化往往与本土艺术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地缘政治、话语权力分布及文化认同程度关系密切。我们应当尊重真实、客观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反对其他族群视觉艺术中隐含着的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歪曲表现,同时应能判析本国视觉艺术中是否存在“自我他者化”的倾向,并展现出真正的原创力,创作出切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作品。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的“异托邦”构建逻辑及批判

除流行性和重复易得性外,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还发展出了新形态,开始利用数字科技构建出具有巨大张力、充满美好鲜活幻象的虚拟“异托邦”,引发人的现实生存危机。大众文化构建的“异托邦”具有虚拟性、重组性、门槛性和排他性等属性,探讨其潜在危机及其产生根源,对大众文化“异托邦”的构建过程进行剖析,对新现象和新形态进行审视批判,目的是提倡日常价值意义的回归与反省。

面向数字生态的跨文化数字身份建构与桥接机制再定位

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态性变革重塑着跨文化传播的结构和秩序,作为关键机制的“桥接”理论也由此呈现新的内涵。本文认为,在全球性的数字变革中,“桥接”这一概念应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来,被视为一种塑造跨文化传播的总体性机制。作为底层逻辑的数字技术,通过参与式的内容文本和跨国界的平台连接,为个体数字身份的建构实践奠定了技术基础。构建世界主义的数字身份和打造以情相连的身份叙事,是个体在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确证自我价值体系和社群归属的两种典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