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起于何时

以往学界只有关于文化起源的论述而缺乏关于文化起点即文化起于何时的研究。既有的十类文化定义中,蕴含了三种潜在的文化起点观,即文化与人同时诞生,文化与生物同时诞生和文化在人之后诞生。前两种观点明显不对,后一种观点基本可以得到肯定,只是也没给出文化起于何时的具体时间。由于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因而人类第一个创造物出现的时间就是文化的起点。人类创造物的种类甚多,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不过最终可将所有的文化之物归为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三大类。通过分别考察可知,最早出现的器物文化之物是300万年前直立人用工具制作的木棍、石斧,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是30万年前早期智人发明的声音语言,最早出现的组织文化之物是10万—7万年前晚期智人用制度创建的氏族社会。由此可知,器物文化在300万年前的起点,也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

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一种人文史的考述与释解

关于月亮的认知、书写和话语,构成近代中国知识、观念和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国人与月亮特有的精神关联,属于月亮的“人文史”。考察这一历史的整体变迁,探寻其中人文现代性的生成、各人文因素复杂交织及其连代性互动演绎的轨迹与特点,揭示和阐释其丰富内涵,很有历史认知意义。对月亮的新知传播、文艺书写、流行话语和中秋文化变革等主题进行透视,可以见证、感知和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人文之史变迁的某些独特面向。

观风俗:19世纪欧洲中国小说阅读史的一个视角

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自17世纪传入欧洲后却登堂入室,入藏各类图书馆,由私人藏书变为公共藏书,使中国小说文本得到妥善保存,传播范围不断扩大。19世纪随着东方学的兴起,中国小说以风俗志形式进入欧洲阅读史,东方学家认为小说比其他著作更具有观风俗的优势。中国小说以译本和中文刻本形式流通欧洲,看似其读者各有所属,实则他们之间相互交叉、影响,都以观风俗为阅读旨趣,并指向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国小说也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一部分。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史,体现了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包容力,以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

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巴安华西学校办学中国化、世俗化与国家凝聚力体现

1924年,在全国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活动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运动高潮中,主张“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发起,具有重大意义。该运动迫使民国政府于1925—1929年间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教会学校等私立学校在华办学的法规法令。为此,1927年西康巴安(巴塘)华西学校组建了董事部,向地方政府申请办学认可,更名为“巴安华西基督会私立小学校”,任命中国人为校长,制定了学校章程,并在学校管理、师资配置、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整改,办学走向中国化和世俗化,标志着该校作为中国私立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与巴安县立小学校一起构成了当地国民教育体系。这不仅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在西南民族地区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发展重大转折的缩影。这一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收回教育权增强了国家凝聚力。

“尸毗救鸽”故事的三元结构与世界流传

随着佛教的传播,尸毗救鸽的故事在欧亚大陆文化史中留下许多文本与变体。从叙事结构看,尸毗王割肉喂鹰贸鸽具备“袭击者、保护者、被保护者”三方元素,并在某些故事中出现了“问答”环节。尸毗救鸽是一个以“利他式牺牲”为文化内核的世界性跨文化原型,“利他”意识与行为来自早期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三元结构”是保护和保证这个内核被不断复制的文化传播机制。不管三元结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变化出多少种表现样貌,其根本都是为了把“利他”这个原型种子传播出去、生长起来。历史故事尸毗救鸽的流传与流布是文化传播研究的典型案例。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台湾地区抗日先驱黄朝琴早期思想研究——以《台湾青年》《台湾》为研究对象

黄朝琴是近代中国台湾能人志士之一,他和其他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了台湾地区新文化运动浪潮,在《台湾青年》(后改名为《台湾》)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创了台湾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他们的运动弱化了日本殖民同化教育的效果,在台湾地区及祖国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警惕台湾地区被殖民当局从思想上“灭族”,批判日本殖民政策;提出拯救台湾地区需要普及民众教育;他和同时代有识之士把中华民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根植于中国台湾民众心里,并指出中国台湾民众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大学》《中庸》退还《礼记》与明末清初理学的自我批判和转向

《大学》《中庸》在明末清初出现从四书中脱离出来,重新退还于《礼记》中的倾向。明末清初学者在将《大学》《中庸》退还《礼记》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东林学派顾宪成等学者为代表,提出将两篇退还《礼记》后,加入理学新经典来重构“新四书”,从内部对理学系统展开修正。其次是焦竑、郝敬及王夫之等人提出恢复《大学》《中庸》原本的礼学特质,将两篇退还《礼记》以保证儒家之道的完整性,但其实质在于去除两篇以本体心性为核心的理学解释。最后阶段以陈确、姚际恒为代表,他们通过作者、文本等文献的考证斥责《大学》《中庸》并非孔门圣学,由此动摇了理学的经典结构体系。明末清初的《大学》《中庸》退还《礼记》运动是晚明理学自我批判与反思的产物,这种退还行为动摇了宋元以来的“四书”经典结构,反映出明末清初儒学由虚转实的新动向。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赓续:美籍华人科学家张捷迁的访华活动及其影响(1972-1979)

20世纪70年代,美籍华人科学家的跨国科技活动对中美民间科技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1971年杨振宁访华以来,美籍华人科学家的访华活动亦随之展开。其中,美籍华人科学家张捷迁曾于1972年、1973年、1975年和1979年多次访华,参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活动,并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张捷迁的多次访华活动是对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赓续,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双方对科技交流的重视、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以及张捷迁身为华人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禅宗文本对陶渊明文化性格的再建构

唐宋禅僧笔下的陶渊明书写有晋以来诗、文等文学样式中陶渊明的高蹈隐士形象,还将其事迹中不慕荣华、醉心田园、陶然忘机的文化性格继承发扬,从而更加凸显了陶渊明极富禅学内蕴的文化性格。透过禅籍中的陶渊明书写,陶渊明故事作为禅宗语录中重阳上堂经典,在禅僧的反复的拈颂评谈中,产生了“若是陶渊明,攒眉便归去”的惯用禅语,而极具禅思禅趣的“无弦琴”意象彰显了禅僧们对陶渊明文化符号的接受与改造。除此之外,禅宗颂古诗通过简洁有力、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建构了陶渊明任真旷达、率性自在、自然闲适的文化性格,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可更多元、深刻的了解陶渊明的文化影响力。

引育科学家精神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校思政课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引育科学家精神是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建设发展的创新思路。通过剖析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丰富内涵,深刻阐释高校思政课建设中引育科学家精神的时代价值,深入探索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中引育科学家精神的有效路径,以期对拓宽和丰富高校思政课内涵建设,筑牢新时代人才培育之基提供助力。

中华后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后土文化与后土崇拜在中国已经具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轩辕黄帝设立扫地坛祭祀到明清北京地坛祭祀,历代帝王代表国家权威对后土祠进行庄严的祭祀活动,祈祷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百姓安康、维护社会的稳定。汾阴脽上后土祭祀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码,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后土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与价值意义,后土文化的研究现状及传承发展,期望在新的时代,后土文化能够得到全面挖掘、继承、发展和现代传播,让后土文化精神与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起融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之中。

雕版印刷:宋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技术动因

宋代对后世中国国家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宋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版印的普遍使用,这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知识的普及,二是媒介环境的改变。若以媒介环境学的观点审视宋代中国出现的重要文化转型,则可以发现:诸如科举和文官制度以及中央集权的形成、商品经济和平民阶层的出现、宋学范式的产生、后世中国国家概念的发端,无不与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同古登堡印刷术在西方世界引起变革一样,雕版印刷给宋代中国带来了一场媒介革命。

榆次窑传统茶叶末釉非遗技艺研究

传统榆次窑茶叶末釉技艺属地方优秀非遗文化,产品自宋一直延续至民国后。通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现,传统榆次窑茶叶末釉的物质形态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非物质技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榆次窑传统茶叶末釉的历史背景、烧制原理、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获得新的经验依据,为传承创新该技艺提供一些启发。

中华文明起源与伏羲画卦

伏羲画卦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影响极其深远的古史传说,其流传以黄河中下游为主,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具有原生性、历史真实性、正统性、多元一体性和辩证性等特征;考古发现证实,伏羲画卦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八卦可能产生于距今8 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蕴含着天圆地方、天地定位、天阳地阴、通天敬天、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对立统一和追求秩序等核心观念,是中华原创思想的重要内容;八卦及其核心观念与中国早期宇宙观、社会观、宗教观的形成有关,史前时期有关天文、字符、彩陶、祭祀崇拜等考古发现,显示了早期中国已形成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和精神信仰,而史前天文学、契刻文字、彩陶文化和崇拜祭祀又进一步促进了史前农业的发展、汉字的出现、彩陶文化的繁荣和社会复杂化进程,进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

要推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深入探究传统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从儒家经典及其解释文本中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四:一是安仁、利仁,奋发有为,成己成物,这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精神价值;二是则天明理,规范自身行为的智慧价值;三是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文价值;四是推己及人、修己立德的育人价值。只有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乡村文化振兴道路。

中国古代科学的世界视角与“王朝科学”的提出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从世界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科学的全面系统考察,致力于揭示中国科学的世界地位,提出了“李约瑟问题”,既包含欧洲视角下的“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疑问,又包含中国视角下的“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科技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疑问。中国古代长期而规模庞大的科学实践构成了世界科学的重要内涵,并参与塑造了世界科学的发展轨迹。当前仍应从世界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本位,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道路与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建立起长期稳定而强大的“王朝国家”,一方面推动了“王朝科学”思想与技术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呈现出对于“王朝科学”的强力管控,导致中国古代科学缺乏重大变革,部分领域甚至由于缺乏国家的长期支持,而陷于停滞乃至倒退。

论百年黄河红色文化与红色基因

黄河不仅孕育、承载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也承转、赓续着中华文明的近代转型。黄河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生根后孕育生成的近代文化形态及其当代发展,原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衍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是原生性与衍生性文化的连续体,本质上是革命文化以及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革命斗争精神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合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黄河文化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提炼具有代表性与标识性的黄河红色文化符号对黄河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小米加步枪”即是黄河红色文化的经典性和代表性符号之一。

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几代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新旧融合、中西会通、继往开来的传统。其研究涉及文史各个领域,但他们尤其关注“一源一流”,即对中国早期文明进行“释古”研究,对明清以来的文化转型历程进行整体阐述。同时,他们注重以长江中游即荆楚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研究。他们在对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对“封建”问题和早期启蒙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冲击—反应”模式和“文明冲突论”的回应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学术创新,是由于湖北地区具有以经史旧学融会新学术和新思想的良好学风,其中鄂东学人和鄂东学术的贡献尤为明显。新儒家代表人物多出自鄂东,而武汉大学学者的新儒家研究可视为对前辈学术的继承与回归。新世纪以来,新一代学者继承传统,在诸多领域仍保持特色,多有所拓新。

近代中国“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考释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酝酿于清末,诞生于民初。此话语最早依托的成型故事之主人公多为归国留学生,却并无具体所本的人物“原型”。故事主体部分由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编《传家宝》中一则关于“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圆”的笑话加工改编而来。作为一种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经典讽刺话语,其兴起与民初不满“西化”、强调“国性”的反思性思潮和中国留学生社会形象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日本侵华加剧、“本位文化”运动开展和民族复兴思潮高涨时期,其得以广为流传,约在抗战胜利后达到高潮并延续至今。在近代中国总体落后于欧美日本的现实背景下,该话语常被用来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批判盲目崇洋心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所反映与讽刺的那种非理性文化心态之内涵典型而复杂,成为“全盘西化”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后者又反过来构成强化这一心理的理论导引和思想武器。该话语的实践呈多维化特点,具有丰富的自我阐释内容,有时也会被笼统、武断使用,成为文化保守者反对改革的工具。今天,它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