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性路径

新时代,伴随着话语主体的多元化、话语语境的变迁、新媒体空间的渗透、新兴载体的更迭,这些文化传播新变化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更高要求。立足于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现实,针对影响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效果的不利因素以及由此引发我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处于被动局面,以系统观念分析方法,从五个方面提出新时代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实效性路径,即在交流主体上形成官方主导、统筹协调“多元主体”齐发力;在传播内容上优化有效内容供给,突出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与共享性;在载体平台上加快新旧媒体融合步伐,构建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矩阵;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全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在效果评估上建构科学合理的对外文化交流效果反馈评估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创新模式——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要义的同时,深刻总结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导引成为当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选择。面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传出去”的现实任务,唯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体化搭建“以人民立场为先、以守正创新为向、以全域覆盖为势”的对外传播新模式,才能在新环境、新起点和新征程中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非遗“出海”何以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在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非遗“出海”,通过讲好非遗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根脉及实践逻辑

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成果,它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得以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依托,加强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能够拓宽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维度,为世界体育事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助力。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面临着资源有限、渠道受限、方式滞后等问题,有关部门应采用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资源建设、积极创新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全面丰富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渠道等策略,提升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质量和效率。

媒介化时代文化艺术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维度与策略——基于社交媒体受众评价的内容分析

文化艺术对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其施为作用主要发生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规范维度和审美维度两个层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媒介化的时代背景为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策略和国家形象塑造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的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国家形象与文明形象的综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互融与更新塑造着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媒介化时代则要求跨文化传播全面关注个体认知和公共话语、地方性文化和全球化语境的关系。通过对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受众评价进行爬梳和内容分析,结合以上多重维度,可以提出一个在媒介化时代通过文化艺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综合性模型。

“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和文化记忆建构

聚焦“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提炼出其文化记忆建构路径,为“一带一路”出版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本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以“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为研究对象,探究“一带一路”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旨归,提出通过在历时和共时维度上立体呈现中华文化经典、以“他者”视角融入“世界共同体”、以多模态的传播模式助力文化行业繁荣,以文化记忆的力量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建构与路径选择

“话语”在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发挥着标识性、基础性、前提性作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往往因话语体系的“错位”与形式、方法的“无味”而阻断或迟滞。打通传播堵点,提升传播效果,基于人类共性的理念、价值、精神与美的追求等话语体系建构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策略,国际化的叙事逻辑创意与现代数字技术赋能的方法创新是重要的路径选择。

跨文化共感情动:中外科幻电影的生态价值及其符码转换

科幻电影以人类、技术、生态的广阔视角,触发了生态话题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同频振动,尤其是它以诉诸观众感官的“灾难美学”方式,引发了观众对生态创伤的共感情动。而超生物域个体的生态共伤情动,既具有生物普遍性,又具有文化特殊性,它提供了符号转码的可能性,促进了相异符号域之间的解域和再域,进而可以凝聚成与地球生物圈对应的整体符号域,因此也是生态文明互鉴、互释、互补、互融的具体联结方式。由此出发,科幻电影将生态境况与世界文化自然桥接,以根植于当地传统,贯穿中外文化眼界的笔触,创造性地书写存异而趋同的人类命运体的具象章图。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红山文化与北朝民歌《敕勒歌》印证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上北疆各族统治者对中华正统和“大一统”的执着追求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内聚性,推动了北疆文化发展壮大和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的形成与演变为北疆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奠定了历史基础。北疆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认识和把握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有助于推动北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中华文化短视频国际传播效果的组态效应研究——基于YouTube平台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有效提升中华文化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效果,已成为我国实现精准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基于海外头部媒体平台YouTube上的138条中华文化短视频,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短视频内容主题、标题长度、内容时长、语言表达及标签个数5个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传播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泛生活类内容柔性传播以及泛知识类内容隐性传播两种组态路径,揭示了中华文化短视频实现良好国际传播效果的内在机制。

新媒体时代天府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天府文化作为成都打造“三城三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引领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包容开放的精神,为成都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天府文化的国际传播迎来新的机遇。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呈现出多样性、个性化、交互性、即时性和全球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为天府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文章分析天府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文化输出能力不足、文化自信和自觉性不强、文化产权保护和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与自身的文化传播策略和实践有关。文章从媒介选择、内容传播和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天府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提出国际传播对策。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文化产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天府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文章旨在为天府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跨国难题及破解思路

数字化传播是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从总体上构建一个全局层面的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体系是网络与数字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应围绕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主体、运行、技术、反馈等四个方面实施。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体系的构建必然会打破国界限制而具有“跨国”特征,这种跨国体系已经部分超越了主权国家范畴“,跨国”成为传播体系治理的关键和枢纽,也将会面临在治理主导权、治理落差、内容属性、国际化数字平台利用等方面的治理难题。破解难题应积极统筹规划,合理把握“跨国”因素在文化传播中的灵活性与可控性,既要确立明晰的目标、理念和原则,又要从体制创新、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推进。

基于语料库的“黄河”域外形塑考察:概念史视角

作为中国第二长河,黄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基于语料库检索发现,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著述或主流媒体上,“黄河”这一概念的英语对应词“the Yellow River”不时与“China’s Sorrow”指称共现。为反拨这一被建构的负面形象,笔者借助COCA,COHA,TIME,GloWbE及WIKI等开放源语料库,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黄河被视作“China’s Sorrow”的成因及历史背景,分析近世以来黄河域外形象变迁及其“异化”背后的原因。

华文媒体在海外的文化传承与互鉴相融——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为例

海外华文媒体历史悠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也是增强华侨华人身份意识的重要文化工具。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众多,运作规范,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力高,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加强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互鉴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星洲日报》是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社会中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在将近百年的办报史中,它生产优质内容,传承中华文化,担当不同文化对话的使者,搭建文化活动平台,展现了华文媒体在维系华人身份认同与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角色。

论寒山诗在美国自然文学中的跨文化接受

二战后,在美国物欲横流与思想高压的社会氛围里,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促生了美国自然文学的形成,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在外来视野中寻找情感宣泄。寒山诗的跨文化接受肇始于宋代,寒山文化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中产生了思想共振。在跨境旅行的过程中,寒山诗拓宽了美国文学的人文视野,被美国自然文学作家视为乌托邦与精神家园,在大洋彼岸的文学作品中建构起寒山文化空间。在多元化时代,作为和合文化载体的寒山诗历久弥新,在中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中被赋予当代价值与文化意义。

长尾理论视域下地理标志产品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研究——以“四大怀药”国际传播为例

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提出“:扩大地理标志对外交流。加强地理标志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地理标志产品‘走出去’。”焦作市“四大怀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与医用药用价值。但是,受平台渠道投入不当、运输渠道挑战度高、人才渠道学科交叉弱等因素制约,其跨文化传播效果尚不明显。基于长尾理论,从产品类型、品牌经营、人才培养三方面探讨“四大怀药”跨境传播的创新路径,旨在加强数智赋能,推动地理标志产品跨文化传播,进而提升“国药”的国际影响力。

传承先贤海外访求珍稀汉籍精神的表率——读吴存存教授《〈三才福〉校注》

近得吴存存教授惠赠《〈三才福〉校注》,《三才福》乃自俄国莫斯科“淘”回来的清代中期吴语昆曲传奇《三才福》孤本。2016年吴存存“出于好奇”,向莫斯科国家图书馆订购了《三才福》全部照片。此后吴存存付出大量精力校注梓刻出版,还多方考证《三才福》作者并探索其背后的平民意识。吴存存对《三才福》的整理与研究是学者海外访书的一个缩影,赓续先贤海外访书的传统。学人海外访书历史,可以粗浅地划分为两大阶段,就是20世纪20、3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来。前一阶段以向达在英国、法国查抄敦煌文书和清代天主教史书为代表,后一阶段学者的访书脚步,踏遍西欧诸国、越南、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研究者海外搜寻珍稀汉籍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开创中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还令海洋史研讨别开生面,同时继续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研治的进展,更能促进文学艺术史中民歌、戏曲研究深入开展。这些领域的研讨都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全球史(世界史)不可忽视的内容。

“一带一路”背景下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文化作为“一带一路”的灵魂,成为推动各个国家之间认同和理解的最佳载体。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相融与共;文化加强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明对话。黄河文化资源众多,黄河文明底蕴丰厚,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虔诚地守护和不断地创新。文化因不同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升华。

译介与中国的“泰戈尔”建构

中国的“泰戈尔”建构过程中,译介成为主要途径。中国对泰戈尔的译介从20世纪初的一百余年里,通过翻译界对翻译原作的选择、重译本的推出、译者的介绍性文字和翻译过程中归化性表达,完成了中国译界的“泰戈尔”建构。这个“泰戈尔”既是印度泰戈尔自身精神世界的部分呈现,又是中国现代文化“屏幕”中的泰戈尔。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接受群体,会看到20世纪中国的“泰戈尔”是多面的,然而仅仅把时间因素和接受主体个性纳入考察视野,很难对中国译界的“泰戈尔”做出本质化的界定。将问题摆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做具体的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