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的构建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日本政府为了配合其政治意图,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国际交流基金,80年代设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90年代提出"文化立国"战略,21世纪初颁布《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以及《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形成了对外文化传播政策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其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的形成过程,指出目前我国制定对外文化传播政策体系的必要性。

近世日本对明代兵书与善书的理解接受问题刍议

明末清初,明代思想文化典籍陆续传入日本,逐步对近世日本思想文化产生影响,本文概述明代兵书与善书对近世日本的影响。兵学思想方面,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记》等一批明代兵书于这一时期传入日本并流入民间,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开始解读、研究戚法中"节制"等重要概念与选兵、练兵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兵制改革的思考。明代善书在近世日本社会传播过程中,其中的佛教、道教思想与日本神道思想发生了冲突,民间知识分子在介绍传播善书时,运用日本的传统信仰与习俗重新解释善书,善书由此逐步为日本民众接受。研究明代思想文化在近世日本社会传播普及的历史,可以重新认识近世日本在理解与接受明代思想文化过程中进行选择、重新解读与吸收融合的史实。

20世纪前期日本的文化外交

明治维新后,日本希望通过开展与欧美强国的文化外交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从而达到“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二战期间,文化外交演变成为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有力工具。日本分别从理论上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精神上用宗教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人民的目的;以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

海外中国学研究新进展

国外中国学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国外中国学从研究领域问题的选择到研究视角、方法的应用均很西方。这种西方就像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有时也是常常从中国的已有的知识、价值去研究问题,亦如西方人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法国问题,研究其他问题,这些均属正常。

《万叶集》中的“からくに”与“からひと”

《万叶集》所载的"可良久尓""可良国""韓国"并不指唐,"唐"也不包含韩国;"人""韓人"以及"辛人"不包含唐人,仅指朝鲜人。"唐"训读为"もろこし"或音读为"とう",不能训读为"から"。这与奈良时代的国家正史把"唐"训读为"もろこし"是一致的,其根源在于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重大影响。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影响,与把"韩"训读为"から"——出于根深蒂固的地域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日僧空海曾随第１７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广泛涉猎密宗佛学、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等学科。回国后，他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即“东密”，历久昌盛不衰。空海长于草书，并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他还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他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其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

日本“遣隋使”来华目的及年次探讨

根据中日历史文献分析 ,输入佛教和学习隋文化是遣隋使来华的主要目的。日本遣隋使先后于 6 0 0、6 0 7、6 0 8、6 10、6 14年分 5次来华。遣隋使在中日关系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不仅是日本直接向中国全面汲取优秀文化的嚆矢 。

明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途径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即使在两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文化交流与人民的友好往来也没有停止过。17世纪,中国处于明清之际,而日本正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期,中国和日本虽然分别实行闭关与锁国的外交政策,但仍然通过中国文人与僧侣东渡扶桑、民间贸易以及战争等3种途径进行文化交流。

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

本文整理了笔者对于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问题的粗浅思考,同时收录了数位华裔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的评论。

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格局

本文根据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发展，以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０年为界，将日本现代中国 学（１９４５－１９９９）分为三个时期，并比照传统的日本“汉学”，从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史 学四个方面评介了日本现代中国学的现状和进展，介绍了日本现代中国学所拓展的新领域： 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总的来说，日本现代中国学既 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实证主义学风，又发展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拓宽了 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将触角伸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深层， 使日本现代中国学成为国际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来文化与日本的历史进程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民族。日本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或称每个时代,都可以以其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来作标志。但是日本并没有走向全盘外来化的道路,而是一次次走上飞跃式发展的道路。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不止一次地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应该说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启蒙法理学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启蒙法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固然重复了启蒙哲学的经典主题,却带有鲜明的中国问题和时代特色,为此成就了中国社会成长所亟须的一系列正当性话语。在对法律的合法性、法律权威、法律主权和国家治理等的论证中,强化了对矛盾原理、法律与连续性权威、代表和代理、自由和关系、"统"与"治"、以国为国等问题和关系概念的理解,为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时代中的国家制度建设提供分析性的理论资源。

中日文化交流态势的历史演变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发生在日本古代和近代历史上以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两次重大改革。大化改新时期,落后的日本多次大规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先进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日本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的态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欧化成功,落后的清政府多次派遣使臣和大量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近代化经验,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中国积极主动地学习日本的态势。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中日文化交流方向发生逆转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学者的归国愿景 为中国问题寻找答案

楚树龙、陈平、田国强的归国，无不带有中国传统读书人“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人生意义观——将短暂人生融入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

梁漱溟之中国智慧的叩问--读《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先生毕生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中国文化要义》是梁先生的第四部著作，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评述：以宗教为起始，对比中西文化之异；以家为核心概念，评说梁先生家与国家的中国特色之意；以理性为归纳词，评述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中国性格；简述“有对”和“无对”这对有意思的词汇。梁先生对中国智慧的叩问，对中国文化模式的构建，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罗素：借中国问题去反思西方文明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0年至1921年问，他曾应邀访问中国十个月，是“五四”时代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之后．来华讲学的又一位大家。罗素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自由教育思想与和平主义思想领域。

违宪审查的意义、模式、趋势及其中国问题

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现代世界各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四种模式。我国也有违宪审查机制,但还不完善且缺乏实践操作性,违宪审查制度在多方面存在缺陷和漏洞,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