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历史发展的东西方性

俄国历史发展的东西方性,最直观的理解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俄罗斯这片土地处于东西方之间。作为横跨欧亚的国家,俄罗斯构成了既不同于欧洲、亚洲,又与欧洲和亚洲密切相连的“某种第三块独立的大陆”。基于历史文化角度,关于俄罗斯国家起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诺曼说与反诺曼说的并立,已经开启了俄国历史发展东西方性特征的端倪。俄国历史发展过程最明晰的线索是,波浪式地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俄罗斯国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异于东方,同时又兼具东西方色彩。于是,“俄国与西方”问题成为牵动俄罗斯思想界永远的问题。不同时代的西方派都强调俄国的欧洲属性,认为俄国并不“例外于西方”;而本土派、斯拉夫派则认定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认为东正教和村社是俄罗斯历史的“独特遗产”,是俄国和西方的根本差异。最后,处于两个大陆和两种文明类型——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角力之间的俄罗斯文化具有矛盾性。

战后苏联文化领域的“反世界主义”运动

冷战开始后,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的决议,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同时,坚决清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残余,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卑躬屈膝态度。反卑躬屈膝运动最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反对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苏维埃祖国文化,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反世界主义运动后来具有反犹主义特征。这场运动与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幻,与苏联国内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等问题紧密相联。成千上万从欧洲凯旋归来的苏维埃人,亲眼目睹了西方的日常生活和西方文化,而痛感祖国的贫瘠落后。要克服这种自卑感和矛盾,苏联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爱国主义工具。反世界主义运动既是苏维埃国家反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对“犹太人企图成为国家公开统治力量”的一种反应。

苏维埃文化的基本问题

十月革命开启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新国家和新文化的发展历程。苏维埃文化的最终形成是通过文化革命完成的,在打碎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革命是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文化革命包括两个基本内容: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确立;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面向大众。苏维埃文明通过消灭旧的传统价值观创造新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同时因为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和传承性,俄罗斯传统文化因素部分地反映在苏维埃文化的发展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俄罗斯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相通之处。以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友爱互助思想为标志的俄罗斯传统村社意识在苏维埃文化的发展中有鲜明的体现。而苏维埃文化的公正平等内涵、道德优先理念也蕴含着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因。苏维埃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价值核心的新型社会主义文化,是苏维埃国家和人民发展的统一的文化。

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重读《路标》

《路标》文集的宗旨是批判革命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文集作者十月革命后遭到镇压,文集所批判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不少人受到新政权的迫害.俄国知识分子极大地改变了整个20世纪俄国的面貌,但他们自己许多人命运悲惨.原因在于,在现代化道路上,俄国是落后国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不是社会发展产生的自然需要,是知识分子比照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社会诉求,他们的理想与俄国的现实存在矛盾.落后的国情制约着他们.违背社会实际必然失败,符合社会实际则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往往有悖于自己的理想.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理性.没有理想,社会前进就没有动力和方向;不从实际出发,一切理想都会成为空想.处理好美好理想与客观实际的关系,是一门高深的政治艺术.

战略文化、安全困境与俄国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决策偏好

大国崛起应重视目标与能力、资源的平衡,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平衡,国家利益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轻重缓急。它对大国的核心叙事逻辑是战略自主性,包括“时间自主”与“空间自主”。据此推演出影响俄国风险决策偏好的因果机制:战略文化→安全困境→决策偏好。认为大陆属性、侧翼位置、扩张传统以及贯穿始终的帝国统治逻辑是俄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动因,它能塑造俄国战略决策的安全动机/贪婪动机,对决策偏好起结构性自变量作用,具有相对稳定性与战略动态性。对权力对比、权力转移、战略互动、攻防平衡的认知和预期构成了观念上的安全困境,有助于维持现状/修正主义战略意图的形成,是中介变量。俄国历史上的主要决策偏好取向是有限修正主义风险承担/维持积极现状的风险规避。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实现了地缘政治回归,对帝国的历史传统具有高度继承性,但由于安全困境认知的变化,俄国很难短期内构建帝国体系。

东方学学术地位与俄罗斯汉学命运

东方学和西方学的二重性应该对应于世界、人和人类的客观二元性,然而,科学学和教育学只重视前者,即东方学。这种垄断现象是现代科学体系在一个由西方主导全球时代形成的结果,西方将东方形容成自己的对立面——非西方,并从价值不对称的文明与野蛮视角阐释同它的关系。在所有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化中,中国文化是融合程度最高的,而中国文化学是综合性最强的学科。在传统的中国没有西方习惯的哲学与宗教(神学)、哲学与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划分。18世纪初建立的俄罗斯汉学符合这个特点。苏联时期的汉学分为古典汉学和苏联汉学。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这两个方向的对立趋于缓和。本文译自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2021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在《俄罗斯学刊》中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