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演变视角下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形成的影响——基于舆论领导法则

[目的/意义]探究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影响,特别是对意见领袖形成现象机制的挖掘。构建社交媒体用户角色演变行为模型,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意见领袖的形成原因,刻画辟谣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对参与辟谣的“准意见领袖”进行合理引导,以提高社交媒体舆情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方法/过程]首先,对微博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特定主题事件进行跟踪,识别并筛选出“新生意见领袖”群体,并利用质性访谈对此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然后,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利用NVivo 12软件进行扎根编码构建模型,并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验证模型的完整性。最后,对社交媒体用户角色演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结论]在辟谣信息作用下,个体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辟谣信息因素对一般用户向新生意见领袖的演变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个体主观因素在辟谣信息的作用下对意见领袖形成的影响更加显著,自我认知清晰、高情绪需求且情绪稳定的个体更容易成为影响力持久的意见领袖;社会公众认可、实质性奖励和政策法律支持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因素,是意见领袖形成的重要保障;辟谣信息因素中的辟谣信息热度、可信度和发布质量等方面都会直接影响“潜在意见领袖”用户群体对辟谣事件的把握,进而干预其参与辟谣的决定。

大学生社交媒体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影响因素

文章提出社交媒体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关系假设,以大学生社交媒体用户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风险感知现状,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对问卷数据进行了模型验证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媒体信息安全风险感知程度的城乡间差距明显,其面对信息安全风险主要采用系统式处理;媒体信任度、社会群体归属感、卷入认知会对系统式处理产生影响,知识和信息有效性会对启发式-系统式处理产生影响;系统式处理在知识、媒体信任度、社会群体归属感、卷入认知、信息有效性和风险感知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负面情绪直接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人机互动中社交机器人的社会角色及人类的心理机制研究

通过网络爬虫软件获得三个小组共600条豆瓣社区帖子,并对15位豆瓣用户进行深度访谈,有助于探讨豆瓣社区中人机互动的特征和人类的心理机制。研究发现,豆瓣社交机器人在人机互动中表现出类社会化行为、非人格特质和薄弱的自我建构能力,在虚拟社区中承担着互动参与的激励者和符号象征的结构角色。人类用户在与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中实现身份认同与社群归属,收获单向的“拟情关系”。人类在追求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深度智能化的同时,又对其保持警惕,显示出对技术可供性边界的反思。

情感分歧对社交媒体中信息再传播的影响——以微博为例

[研究目的]社交媒体中信息的再传播是目前主流传播方式之一,研究情感特征对社交媒体中信息再传播的作用,揭示情感信息影响社交媒体中信息再传播的机制,对于科学引导网络舆论、维持健康网络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基于认知失调理论,引入情感分歧特征进行情感分析,以社交媒体中帖子的转发数与评论数作为信息再传播效果的衡量指标,构建了情感分歧与情感倾向影响信息再传播的理论模型,并使用微博平台上的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论]通过对回归模型结果分析,情感分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再传播,促进帖子的转发与评论;正面情感倾向性能够显著促进帖子的转发效果,对帖子的评论数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帖子内容的情感倾向性能够调节帖子内容中的情感分歧对帖子转发的影响,而评论情感倾向能够调节评论内容中的情感分歧对帖子评论数的影响。

中国非遗对外翻译传播人才的能力构成要素与培养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如何对外翻译传播非遗,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已成为高校翻译专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对外翻译传播的视角,梳理非遗翻译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究非遗翻译传播能力构成要素、传播效果评估方法以及高水平应用型对外翻译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相由心生:AIGC时代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新景观——由文生视频AI模型Sora引发的思考

ChatGPT、Bert、Midjourney等大语言模型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时代。AIGC技术促进了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使艺术创作的门槛不断降低。文生图、文生视频AI模型的快速迭代升级,不仅正在改写艺术生产的格局,重塑视觉文化景观,也必将对人们的日常审美生活实践带来革命性的影响。OpenAI新近推出的文生视频AI模型Sora的惊人表现,再次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从科学哲学和艺术哲学层面对Sora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审思,或可有利于缓解人们的技术焦虑,并有望建立一种审慎乐观的人机共生信念。

IP属地化政策对舆情评论的影响研究——基于微博用户属地公开的准自然实验

[目的/意义]实证评估公开属地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对舆情评论产生影响,为网络舆情研究、平台优化和治理提供启示。[研究设计/方法]基于自我监控理论和隐私计算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和假设,以微博“IP属地”功能的推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断点回归模型探究IP属地化政策对舆情评论的影响。[结论/发现]政策引发用户自我监控效应和风险感知效应,不仅整体改善了评论情感倾向、评论可读性和共情性,也能够显著抑制评论情感极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政策影响在不同用户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较处于事件热点中心的用户,属地公开更能促使处于非热点中心的用户做出改变。政策同时加剧评论中的地域歧视现象。[创新/价值]揭示了IP属地化政策对在线评论行为的作用,为清朗网络环境提供新视角,丰富了IP属地化与舆情评论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基于情感分析的网络舆情共振研究

为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舆情环境,研究孤立发生的单一舆情事件演化成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多舆情事件簇或事件集,针对同议题、同情绪等多起舆情事件建立网络舆情共振模型,通过爬取“唐山打人案”和“唐山打人事件被害人首次发声”事件相关微博数据,以及“2021年河南遭遇特大暴雨”和“2023年河北暴雨”相关微博数据,将评论数据进行BosonNLP情感分析,得出其情感分数;并将情感分数作为模型参数,分别对2起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原生舆情与次生舆情共同作用下,引起网民情绪感染和矛盾冲突,从而发生网络舆情共振,并且共振产生的热度高于单一事件热度;网民消极的态度值会加速舆情共振、不同类型的事件所产生的舆情共振效果是不同的。研究结果可丰富网络舆情以及社会物理学相关理论,可为构建舆情共振的研究框架提供参考。

走向消弥的技术:人机交互界面的媒介考古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机界面——人与计算机发生信息交流的场所,随着科技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迁,如今智能计算机已经能够响应触觉、听觉、视觉等多种人类感知方式并且与人进行信息交流。随着元宇宙的发展,界面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将人们包裹于界面之中,身体逐渐成了人机交互通道的中心要素。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为身体知觉的经验性提供了理论基础,结合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对人机界面的变迁历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正是人的身体经验左右了人机界面的发展方向,人机界面的发展呈现出完整的人试图找回与世界接触的最本真的感觉过程。

大语言模型“数据为王”:训练数据的价值、迷思与数字传播的未来挑战

伴随着ChatGPT的问世和流行,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涵和影响迅速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在这场由大语言模型引领的非监督性深度学习浪潮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训练数据。对训练数据的规模和质量的追求,演绎了“万模大战”形势下的“数据为王”法则。而在训练数据的价值、功能和误读的背后,是对数据概念的改写、对数据可供性的迷信和对数据所有权的争夺。训练数据的具体架构和内部机制引发了智能传播生态的重建和信息生产秩序的重构,在这一变革之中也蕴藏着大语言模型时代的数字危机,其具体体现为蒸馏式传播的偏见再生产、过滤式传播的信息保守化和随机性传播的意义之消散。大语言模型及其训练数据急需破除规模迷思,着重思考如何让数据切实成为社会技术系统的一部分。

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逻辑与引导

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作为生活化、具身化的媒介工具,催生一种新型的短视频叙事——生活化叙事。它源于人类对“身体在场”的不懈追求,具有强烈的“身体在场”特征,以期实现人与人的“技术性亲密”。它以人格化摄影与第一人称叙事、“自导自演”为手段的生活展演和镜头自在运动的视听语言风格为主要表征,制造出新的“身体在场”与令人惊诧的影像身体奇观。生活化叙事及其身体展演性是移动时代自我支配技术的新产物。在全民化叙事生产突破传统视听语法、贴近日常生活的同时,人们必须反思这种身体强势介入叙事中的逻辑失衡和过度产消问题,学会在新媒介生活中“自我照顾”和安生。

被周边传播现象及其价值分析

周边传播是一种立体传播,各种信息有不同的载体和运动方向,构成了动感十足的传播空间。本文从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现象和媒介现象三个角度,分析了周边传播六个向度中的被周边传播现象及其特点与价值,以期改变学界和业界对被周边传播现象的误解和认知,保持周边传播和被周边传播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

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我国国际传播的新生态

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国际传播领域的广泛讨论。关于此类技术的实践和应用成为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前沿领域。从内容生产力的提升到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再到潜在的伦理和法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着国际传播的生态转型。以中国为方位,紧抓技术创新的机遇,建立审慎的规制体系,积极加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竞合场域,推动其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正向力量,成为亟需研讨的时代议题。

从ChatGPT审视负责任创新:阻碍因素与转型方向

ChatGPT的勃兴再次激化了技术创新加速和社会适应水平滞后两者间的尖锐矛盾,使人类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风险,进而使有关负责任创新的呼声愈演愈烈。但作为技术伦理准则的负责任创新沿袭了熊彼特范式下基于竞争逻辑的创新,其设计的ARDR模型一方面从未在根本上调控创新较之于负责任的支配性优势,另一方面把负责任简化为线性流程,导致负责任看似获得与创新并列的地位,实则在创新蕴含的人际竞争、公司竞争、国际竞争面前屡屡沦为点缀。唯有在后熊彼特范式下依托基于共生逻辑的创新保卫负责任,才能建构起真正具备约束力的伦理准则,削弱不负责任创新赖以扩散的社会基础,使通过负责任停滞促成制度跟进变为可能。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要求各国完善内部治理,而且需要负责任的大国制定跨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全人类有益。

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中的偏向与规制——以ChatGPT为例

ChatGPT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信息传播技术出现了重大突破。它凭借预训练和大模型获得了强大的“泛化能力”,可以基于上下文内容推断出最合适的答案。然而,作为基于概率推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内部推断逻辑来看,基于人类文本知识进行预训练的模型,会复刻人类社会的偏见与缺陷,在传播过程中会进一步强化偏向,忽视边缘群体。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介入,ChatGPT也会受到资本力量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阶段防止偏向的发生,同时也要发挥行业力量、制度优势和用户技术素养,共同引导其健康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是目前广泛关注的问题。文章首先对质疑人工智能不能进行知识生产的观点进行分析与回应,在此基础上回顾知识媒介历史,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的特点,总结得出三种知识媒介,即追求全面图书馆藏的“巴别图书馆1.0”、运用非线性方式组织知识网络的“巴别图书馆2.0”、归纳知识底层逻辑重新生成新书的“巴别图书馆3.0”。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巴别图书馆3.0”,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搜索加推理的知识生产方式,通过模仿人类知识进行知识重构。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虽基于统计学,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新常人”产物,但也具有创造性。人机协作的知识生产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但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思”,会引发人类思维逻辑机器化,以及知识权威和知识标准混乱等潜在后果。

网络微短剧的兴起与规范化发展

近年来,微短剧的发展呈现数量级增长趋势,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电子榨菜”。然而,快节奏、小成本、低门槛的微短剧在火爆流行的同时也存在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扭曲个人和社会价值观、损害艺术创作生态、影响国家形象等问题。推动微短剧健康可持续发展,需植根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从政府端到平台端到行业端,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加强政府治理、平台治理与行业自治,通过多元共治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建设,让微短剧引领新时代新风尚,成为人们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网上精神产品。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关系研究与本土传播:一种媒介化的视野

“关系”概念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本土化理论成果,它与传播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可以援用到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可被视为关系研究的关键变量,以填补既有研究的缺失。在中国,关系并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而是人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其内涵充满开放性、经验性和历史感。它可被视为传播学得以本土化的有效通道,而媒介正是其支点。媒介可通过组织时空、培养惯习、重构权力等方式逐步实现对关系形态和关系文化的重塑。因此,传播学本土化可从媒介实践入手,关注媒介对于关系形态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将其对接到诸如乡土社会的维系和变迁以及社会治理等议题的讨论中。

主体关系的聚集:群聚传播时代的舆情溯源及价值依循

群聚传播时代的互联网舆情是一种关系势能,其发端于群聚传播的“聚集”本质,这一本质由人类群聚本能的回归与重现以及媒介技术集置属性的凸显共同决定,具体包括舆情主体的聚集、舆情客体即舆情事件的聚集,以及舆情本体也即社会情感的聚集。这一聚集是动态化和情境化的、过程性和关系性的,且具体呈现为各行动主体在媒介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协作与冲撞。作为一种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表征,互联网舆情呈现出了涌现性、反复性、交融性和相似性等特点。群聚传播的主体关系偏向决定了要从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三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互联网舆情治理中的价值依循,具体包括在个体关系层面注重个体情绪的表达和传递,引导个体心理向善;文化关系层面寻求群体间的协调与平衡,促动集体氛围营构;社会关系层面关照公共领域的整治和重建,倡导理性对话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