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边缘媒介文化生产框架下的主流媒体——读《社会转型期中国主流媒体发展路径分析》

在中国，“主流媒体”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议题，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背景是大众化媒体和严肃媒体的分流，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有实力的都市报和新闻类周报周刊率先提出做中国的主流媒体的目标和口号，学界则开始了关于主流媒体的特征和标准的大讨论。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主流媒体问题再次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出版发行

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之一。尤其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迅猛发展,正深刻影响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也给国际传播带来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提出诸多新的课题。日前,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策划、编辑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由外文出版社和朝华出版社联合出版。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出版发行

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之一。尤其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迅猛发展,正深刻影响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也给国际传播带来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提出诸多新的课题。日前,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策划、编辑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由外文出版社和朝华出版社联合出版,在全国发行。

威廉·斯蒂芬森《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述评兼纪念该书出版50周年

威廉·斯蒂芬森是英裔美国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1967年,斯蒂芬森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该书的两大主题可以概括为论证人之自由意志的"游戏人"和探讨媒介心理测量学的"Q方法"。受惠于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考察游戏的文化视角和理解方法,斯蒂芬森认为大众媒介绝非只是一种说服和统治工具,而传播的主观游戏就是要解蔽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窠臼,据此涌现功利主义视界背后的人的自由存在境界;Q方法是传播游戏理论的活灵魂,它提供了一种客观测量个体主观性的科学方法,该方法首先对一个人的自我描述进行测量,然后将之与其他人的自我描述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再对所有这些自我描述进行因素分析和因素阐释。在时隔半个世纪的今日,我们重读《游戏理论》一书,同样具备一种返本开新的时代意义。

媒体的本质回归与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5)》读后感

"媒体融合"是什么?对于媒体工作者乃至整个行业来说,这个2014年8月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思路可能还是一个新概念;然而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新媒体"却在催促着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媒体的意义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这本"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5)》的责任编辑之一,笔者在审稿编辑本书的过程中,

《对外传播优秀案例研究(2022)》出版发行

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中国外文局指导,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策划的《对外传播优秀案例研究(2022)》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和朝华出版社联合出版,在全国发行。本书系2022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及《对外传播》征集与刊发的精彩外宣案例汇编。全书分为七个部分。

2015年《今传媒》主题年会将于8月在古城西安召开

由今传媒杂志社、中华传媒智库联合国内著名传媒高校将于2015年8月在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西安召开2015年《今传媒》主题年会,会议以＂凝聚传媒界智慧,振兴传媒产业发展＂为主题,以＂探讨传媒产业、传媒模式、传媒教育文化强国之策,交流传媒新观念、管理新方法、传播新技术＂为内容。

回顾2015展望2016

2015年过去了，我们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中迎来了“十三五”开局之年。回顾过去的一年，重庆行政公共人物杂志社坚持政治家办刊，以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杂志为社训，以更高标准保持着“重庆市一级刊物”的品位，以更严要求保持着“两会刊物”的规格。过去的一年，我们以改革创新突出了人物杂志特色。在栏目编排上，我们将“最美公仆”、“封面报道”、“群英荟萃”、“青年才俊”等人物栏目设置在前面，

《对外传播优秀案例研究(2022)》出版发行

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中国外文局指导,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策划的《对外传播优秀案例研究(2022)》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和朝华出版社联合出版,在全国发行。本书系2022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及《对外传播》征集与刊发的精彩外宣案例汇编。全书分为七个部分,涵盖了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创新国际传播话语: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探索: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城市品牌塑造:地方名片讲好中国故事;“Z世代”国际传播:影响“影响未来的人”;创新方式方法:探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新路径等内容。

公众同情与“情感”公众:大众传媒时代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力量——析《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林郁沁著、陈湘静译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于201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林郁沁围绕1935年施剑翘为报父仇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历史化地展示了施剑翘富有伦理激情的复仇行为在大众传媒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如何动员公众同情以及这个过程所蕴涵的政治性。

探索数字未来和媒介社会发展之路——《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简评

互联网技术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如何适应媒体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新闻传播的发展,就成为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以及李彪等讲师、博士生共同编写的《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一书立足大数据的时代背景,深入挖掘新闻传播的本质、传播介质、

大众传媒引领时尚潮流的策略与机制——重读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

一、时尚潮流的精神内涵时尚潮流作为一种社会与社会心理现象．是当今社会实践提出的一个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的文化命题。从古至今，时尚潮流反映着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轨迹。深刻理解其精神内涵，把握其传播规律，有助于阐释大众传媒引领时尚潮流的策略与机制。

探索亚洲传播模式 推进“一带一路”下的民心相通——《亚洲国家与地区传媒研究丛书》述评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标和支撑，在促进“民心相通”以建构共同体意识、塑造集体荣誉感的过程中，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共享、稿件交流和人员往来等形式，向亚洲各国人民介绍彼此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可以增进亚洲各国和人民间的彼此理解和相互认同，减少合作中的猜忌和摩擦。 长期以来，全球的传播体系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非西方处于一个被动的“他者”地位，自己的形象根据西方的需要而变化，其中的偏颇与扭曲，甚至被妖魔化，并不鲜见，这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彼此的认知。曾任美联社社长的肯特．库柏，在英帝国控制海空大权、路透社独霸全球新闻时曾言：美国人要以自己的双眼观察世界、不需要由英国人帮我们观察。现在，是亚洲人用自己的思想和“鼠标”来探索、建构世界的时候了。为了将形象塑造权和话语传播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亚洲传媒必须像发展经济那样在世界格局中建立自己的份额与地位。

传播学研究的新趋势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访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浚浩

2014年底,洪浚浩教授主编的《传播学新趋势》一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利用洪浚浩教授在国内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笔者围绕近年来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新动态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对其进行了一次访谈。

传媒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世纪变迁——论“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的时代局限性

一、两大阵营之争与当代传媒新态势自从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问世以来，关于传媒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20世纪初至今，学界始终争论未休。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阿多诺一本雅明之争”，典型地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圈的两种立场：阿多诺着眼于当时绝大多数影视媒介都被政府或大财团掌控的现象，认为影像技术必定会被统治阶级利用而成为统治者蒙蔽、欺骗大众的有力手段，电影和电视制造的美丽幻象将被暗中植入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赞美，让大众忘却现实苦难、安于被奴役的生活；其次，阿多诺将影视艺术与传统印刷品（主要是书籍）作对比，认为观众对影像的接受与读书不同，是一种被强势灌输、不容反思的方式——阅读书籍一般没有速度的要求，读者既可以匀速阅读，也可以随时停顿、流连于某些书页，沉思、反省或质疑作者的观点；而电影和电视的播放是强制进行的，每一帧画面都转瞬即逝，观众无法掌控速度，只能目不暇接地跟进，来不及停留深入，做出批判性反思。

制度之痛——读《富媒体穷民主》有感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撰写的《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读下来,老实说笔者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对这本书所揭露的种种有关媒体的内幕而感到＂震惊＂。但笔者至少觉得这本书值得细读,重新读来,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网络赋权与公众话语表达——评《网络事件中的公众修辞行为研究》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网络成为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业已成为各种社会事件的主要传播场域。它赋予社会公众话语表达和权利诉求的能力和渠道,让个人有机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改变了我国传统社会中的话语权分配格局,扩展了公众的社会生活空间和话语表达空间。随着社会事件由现实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迁移并转化为网络事件,公众的积极参与使得网络事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与传统事件不同的特征。

杜威、格尔茨对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影响——解读《作为文化的传播》

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引导凯瑞理解"传播是什么",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启发凯瑞理解"文化是什么",凯瑞将两者打通得出"传播就是文化"。只有理解杜威和格尔茨的相关思想以及它们分别对于凯瑞的影响,才能更好地理解"传播为什么就是文化"。凯瑞站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整合并拓展而成的传播仪式观,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理论整合过程都给人以启示意义。

平衡模式下的人际关系

美国传播学者艾森伯格、小古多尔写的《组织传播》，读起来有些陌生，因为课堂学的主要是大众传播。但读进去就感到，组织传播比大众传播更无处不在。

传媒景观世界的符号认知形式:评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

作者：胡易容书名：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ISBN：9787561479049DOI：10.13760/b.cnki.sam.2015.01.017胡易容的《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以下简称《图像符号学》）,如果从书名的前半部分来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诸如《电影符号学》、《广告符号学》、《雕塑符号与传达》等著作,以为是对＂图像＂的＂符号学分析＂。然而,当我们仔细琢磨书名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这部著作处理的并不单是某种研究对象的符号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