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内讧背后的学派与地域之争

《时务报》在近代影响巨大,可以说是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然而它未终结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却毁于汪康年与康门弟子之间的内讧。导致《时务报》内讧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于创办者诸人在管理权以及人事上的纷争,但学派与地域的分歧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斗争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一,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个人学术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差异,影响了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在《时务报》馆的康门弟子自始至终维护其师并宣扬孔子改制、春秋公羊说,这与并不信奉康门学说的汪康年诸人之间滋生意见,助长了彼此的矛盾。汪康年与康门弟子学术上的分歧虽然最初无碍于携手推进维新事业,但学术对立中产生的理论差异,却诱发了他们政治上的某种分野,人事与学术相纠缠,误解随之加深。其二,《时务报》创办伊始就存在地域因素。《时务报》的创办者和编辑大致来自两个不同地域,即浙江和广东。康门弟子和黄遵宪是粤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密切,汪康年兄弟与章太炎属浙籍。在汪康年和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始终支持后者。后来随着康门其他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后,党同伐异,门户色彩凸显,而门户观念又与地域结合在一起,引发更大的波折,最终导致了《时务报》的消亡。

从《申报》看各方对福建事变的反应

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举国震惊。学界对该事变的研究,大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十九路军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得到国人广泛的支持。但透过当时南方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对各方态度的报道,认为福建事变鲜少得到国人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业报刊研究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商业报刊史上最繁荣的十年,在报刊数量、质量上都颇有成就。此阶段商业报刊的逐步成熟得益于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殊的政治局势、充足的人才和受众以及印刷业和交通的发展。这些先决条件促使当时的商业报刊呈现出现代化管理、规模化发展、重视刊载新闻、政治倾向分化严重等特征。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经验

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舆论工作取得了三大基本经验,即围绕各阶段中心任务、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理论经验;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传媒技术与业态变化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