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文学市场化的历史演进——兼论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论域中“上海文艺”“海派文学”与“清末文坛”可以共享一个“文学市场化”逻辑,溯其源头在《申报》。《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用文学化笔法、诗性语言写成的近世六十年微型文化史,是滥觞于《申报》的中国文学市场化历史演进的学术观察与思考。若从文学传播的维度考察,《申报》首开中国报刊文学之先河,赋予中国文学公共性与社会性。个人创作登上报纸意味着文学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货币稿酬制诞生后,文学市场化迅速成熟,无缘仕途的文人士子转型为现代职业作家,读书人的身份和角色由此发生深刻变化。职业写手的卖文几乎与卖艺/卖手工产品无异,不过是谋生手段而已。欲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状态的鲁迅,对为钱而写的“小说家”表示轻蔑,杂文《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其对文学市场化、写作职业化、小说家商人化的思想清理与历史审视。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全球化、区域性与现代化:时代大变局下中国新闻舆论史学探索

“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轨迹及其规律性呈现,离不开历史语境的清算与经验总结。新闻舆论史学探索侧重文本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涉及近代报刊的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转向探讨区域性、全国性与世界性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过程中,传媒重要角色是塑造国家认同,这是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延续。而觉醒与启蒙系两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发展的舆论动员重要面相。总体而言,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涉及传媒在国家认同上的重要作用。由此而论,政治议题与媒介议题,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互动,当给建国学理探索更多可以发掘的空间。简言之,近代传媒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代史学探索重要命题。

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领域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其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活动领域亟待探讨。当代新闻事业可以参与“国家治理”的所有方面,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态建设、社会氛围建设、国家形象建设和公民素养建设等。探讨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参与上述诸领域“国家治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目标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年谱编撰与效果历史意识:新闻史研究的新想象——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

年谱具有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索引和中介价值,而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年谱尚付阙如。本文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理论引入新闻史研究中的年谱编撰,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反身性思考编撰年谱的问题意识和一手史料来源,以及由谱主的人生阶段长度、社会交往宽度、学人角色高度和生活阅历密度建构的经验空间,以期在超越个案的意义上为新闻史研究提供新的想象力。

媒介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2017—2023

本文梳理了2017年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自2017年学界开始尝试以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学独特学科视角以来,无论是传统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还是新闻史和媒介史研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媒介理论转型。其中,又以媒介物质性与媒介本体论的理论叙事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一系列的学术成就似乎在提醒我们,应以本土媒介实践为抓手,为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创造新的阐释空间与对话可能,从而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季米特洛夫的新闻实践与新闻宣传观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也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家。自他12岁被迫辍学后开始踏入新闻行业,一直从事该行业到1949年逝世。他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不少见解,认为“报刊是武器,具有伟大的力量”。

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民国报人的职业流动相对自由,渠道较宽,其流动多因收入和待遇、人际关系、个人权益、价值观念、报馆组织和他馆罗致等因素而引发。报人除了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流动外,多流向政界、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等行业,流动率高,其职业地位也不稳定。报人的职业流动改善了个人境遇,充实了流入报馆的业务技能,但对流出报馆和地方新闻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骨干人员流失导致报馆人才结构失衡;报人整体素质下降,滞碍本地新闻业的成长;迫于可能的人才缺失,报馆被迫调整立场和编辑方针。报人的高流动率表明其较低的职业认同。

抵近民众: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的报刊活动

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特别重视报刊工作,从学生军司令部到各团、各大队和女生队,每到一地即积极创办报刊,其活动区域几为报刊所覆盖,有些报刊甚至外溢到周边地区。他们制定贴合地方和民众的编辑方针,建立稳固的编读关系,提升发行量和读报人数,改进造纸、刻写和油印技术,同时在“青记”和国新社的帮助下,促进了报刊的下沉和对民众的渗透,宣传了抗日救亡,推动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江西苏区红色报刊美术作品创作研究

红色革命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题材,历来受到重视。江西苏区红色美术作品,以江西红色革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遗址文化作为创作主题,以历史为背景,生动展现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对当代江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艺术、教育具有价值和意义。

从形象重塑到身份认同——1920—1930年《申报》广告的女性意识及其视觉表达

在《申报》广告构建的视觉图谱中,女性身体形象的现代转型、置身空间的社会化转向、两性关系图式的重塑,为近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审美经验的革新,也包含着对消费行为、身份角色及性别观念等的重新认知。从展现身体形象之美到追求精神价值内蕴,表征着近代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确立主体性过程中,女性正努力建构起一种新的性别表述。

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党报群众化报道模式探索

延安时期,《晋察冀日报》《边区群众报》《大众日报》等各抗日根据地党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着力将群众性原则落到实处,在新闻实践中结合地方历史与文化特点,探索使用群众化的报道模式,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无线电报:中共早期对外传播的电子媒介实践

在百年中共对外传播媒介史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无线电报传播是一个短暂而有影响力的阶段。文章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共对无线电报从军事到新闻的应用有效实现了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跨越,从而帮助其在对外传播上实现了社会场景的转移和融合,推进了国内外公众和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理念的了解和认同。

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德国声音——以《中德法报》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中德法报》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法政科发行的中德双语法学期刊,设置“论说”“问答”“判词择要”“书讯”等栏目,其作者群体基本由德国法学学者组成.对于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多方位考察是《中德法报》的重心,其评价与建议,在刑事法领域体现出内容上的保守倾向和形式上的革新态度,在民商法领域则采取了开放灵活的姿态,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殖民色彩.从中折射出德国在法学与法律移植中的积极性与竞争意识,反映出德国法学从19到20世纪初期由历史法学到社会法学的发展演变.

《清俗纪闻》中的中国式物候文化思想辨析——以“年中行事”与“居家”生活为例

以物候文化视角解读1799年出版的《清俗纪闻》一书是一种全新尝试。该书的生活习俗、礼仪、教育和宗教的内容编排与物候文化的信仰、哲学、科学和生活四重结构基本上一一对应;该书所反映的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物候坐标处于“间接物候时代”末期“小冰河时期”里的“小阳春”,温和友好的物候条件为安静、平和的物候文化生活创造条件;人们按照物候时间来组织安排“年中行事”;按物候空间思想来建构居家环境,安度居家生活。这种对220多年前中国传统物候文化生活的还原、辨析,有利于接续与创新东亚地区共同的物候文化认知,加深彼此间的文化往来。

穿越到176年前读马克思的《新莱茵报》——第19号《新莱茵报》导读

本文划分为九个方面,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第19号的基本内容和编排框架,展现了世界上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的风采,以及主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职业素养。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新莱茵报》的每一号都体现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制定的政治纲领的两个要点,但并没有观点的直接宣称,而是通过新闻报道和社会人士的意见表达来贯彻报纸的纲领。该报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历史记录作用,体现了无产阶级报纸广告经营的平民意识。本文还论及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编译《新莱茵报》工作的艰辛。作者建议读者结合注释耐心阅读这份报纸,同时指出:一旦基本看懂了,会让人惊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天提供如此丰富的新闻材料,必须有时效,还要有依据、基本真实、体现自己的政治观点,是需要怎样高的新闻专业素养和多么坚强的革命毅力。

解放战争时期蒙古文革命报刊出版宣传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区第一张蒙古文党报《群众》为例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处于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十字路口。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使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为了占领舆论斗争主阵地和制高点,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增强民族意识,我党不失时机地创办了一批蒙古文革命报刊。这些蒙古文报刊,不仅增强了内蒙古各族儿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更深刻认同和践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晚清士人的报刊传阅与布闻求新

在清末阅报社作为公共阅读组织出现之前,“一报(刊)多读”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份报刊经由各种途径的传播,通过“重复利用”可以拥有多个读者。一些早期报人通过在报馆的新闻采编和译录工作而成为报刊读者,书院、官衙、学堂、教堂、学会、书局、茶楼等场所陈列的报刊,则为士人的阅读提供了机缘。而士人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报刊资源的共享,能够产生阅读上的“涟漪效应”。对于那些传阅报刊的读者而言,报刊是一种稀缺资源,他们通过借阅、赠阅、寄阅和抄阅等方式,拉近了与报刊资讯的时空“距离”,进而可以了解时政新闻和西学新知。传阅报刊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并对他们的“去塞求通”产生一定影响。

“指路明灯”:《群众》周刊的出版、发行与阅读

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理论刊物,《群众》周刊辗转武汉、重庆、上海和香港地区等地,克服了国共政争、抗日战争以及报馆内部的诸多困境得以发展壮大。该刊在不同阶段采取灵活机动的发行策略,运用公开和秘密的发行方式,呈现正规与非正规的相互交错,是“游击队理论”在报刊发行领域的生动体现。《群众》周刊在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指路明灯”。其表现的诸多境况,彰显了中共强大的组织调适和宣传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