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文学市场化的历史演进——兼论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论域中“上海文艺”“海派文学”与“清末文坛”可以共享一个“文学市场化”逻辑,溯其源头在《申报》。《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用文学化笔法、诗性语言写成的近世六十年微型文化史,是滥觞于《申报》的中国文学市场化历史演进的学术观察与思考。若从文学传播的维度考察,《申报》首开中国报刊文学之先河,赋予中国文学公共性与社会性。个人创作登上报纸意味着文学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货币稿酬制诞生后,文学市场化迅速成熟,无缘仕途的文人士子转型为现代职业作家,读书人的身份和角色由此发生深刻变化。职业写手的卖文几乎与卖艺/卖手工产品无异,不过是谋生手段而已。欲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状态的鲁迅,对为钱而写的“小说家”表示轻蔑,杂文《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其对文学市场化、写作职业化、小说家商人化的思想清理与历史审视。

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群众路线之编辑特征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立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编辑工作群众路线实践的过程,总结其内容通俗、语言生动、注重反馈、鼓励投稿的编辑实践特征。研究表明,延安时期红色报刊编辑工作对群众路线的实践,不仅实现了党与群众需求的统一,而且培养了报刊编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还丰富了延安红色报刊的“群众办报”经验。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全球化、区域性与现代化:时代大变局下中国新闻舆论史学探索

“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轨迹及其规律性呈现,离不开历史语境的清算与经验总结。新闻舆论史学探索侧重文本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涉及近代报刊的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转向探讨区域性、全国性与世界性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过程中,传媒重要角色是塑造国家认同,这是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延续。而觉醒与启蒙系两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发展的舆论动员重要面相。总体而言,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涉及传媒在国家认同上的重要作用。由此而论,政治议题与媒介议题,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互动,当给建国学理探索更多可以发掘的空间。简言之,近代传媒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代史学探索重要命题。

晚清民国报刊《阿房宫赋》拟作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效仿西方办设报刊,文学创作纷纷依托报刊发表,传统辞赋等旧体文学也时有见刊,但原创性作品极少,大多是对经典赋篇的模拟和戏仿。其中以杜牧《阿房宫赋》的拟作最具代表性。虽然这些拟作在艺术体式上未取得突破和创新,但其关注世界历史变迁,书写现代题旨,阐发新的价值理念,批判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拓宽了传统辞赋的阐释空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文献史料意义,值得学界认真梳读汲取。

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的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领域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参与“国家治理”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其起源、发展历程及主要活动领域亟待探讨。当代新闻事业可以参与“国家治理”的所有方面,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态建设、社会氛围建设、国家形象建设和公民素养建设等。探讨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参与上述诸领域“国家治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目标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论报刊在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从媒介史视角而言,晚清时期是湖南报刊取代书籍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此历史转型中,报刊是传播思想的利器,其技术特征是形塑近代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关键要素。“思想”与“印刷”的双重革命,在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其建构了“政治型”的文化认同机制、“学习型”的文化选择机制和“团结型”的文化传播机制,实现了湖湘文化由“雕版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型,推动了文化领导权由传统士人向近代的“报人”和“党人”转移。

年谱编撰与效果历史意识:新闻史研究的新想象——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

年谱具有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索引和中介价值,而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年谱尚付阙如。本文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理论引入新闻史研究中的年谱编撰,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反身性思考编撰年谱的问题意识和一手史料来源,以及由谱主的人生阶段长度、社会交往宽度、学人角色高度和生活阅历密度建构的经验空间,以期在超越个案的意义上为新闻史研究提供新的想象力。

媒介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2017—2023

本文梳理了2017年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自2017年学界开始尝试以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学独特学科视角以来,无论是传统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还是新闻史和媒介史研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媒介理论转型。其中,又以媒介物质性与媒介本体论的理论叙事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一系列的学术成就似乎在提醒我们,应以本土媒介实践为抓手,为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创造新的阐释空间与对话可能,从而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季米特洛夫的新闻实践与新闻宣传观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也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家。自他12岁被迫辍学后开始踏入新闻行业,一直从事该行业到1949年逝世。他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不少见解,认为“报刊是武器,具有伟大的力量”。

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民国报人的职业流动相对自由,渠道较宽,其流动多因收入和待遇、人际关系、个人权益、价值观念、报馆组织和他馆罗致等因素而引发。报人除了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流动外,多流向政界、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等行业,流动率高,其职业地位也不稳定。报人的职业流动改善了个人境遇,充实了流入报馆的业务技能,但对流出报馆和地方新闻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骨干人员流失导致报馆人才结构失衡;报人整体素质下降,滞碍本地新闻业的成长;迫于可能的人才缺失,报馆被迫调整立场和编辑方针。报人的高流动率表明其较低的职业认同。

抵近民众: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的报刊活动

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特别重视报刊工作,从学生军司令部到各团、各大队和女生队,每到一地即积极创办报刊,其活动区域几为报刊所覆盖,有些报刊甚至外溢到周边地区。他们制定贴合地方和民众的编辑方针,建立稳固的编读关系,提升发行量和读报人数,改进造纸、刻写和油印技术,同时在“青记”和国新社的帮助下,促进了报刊的下沉和对民众的渗透,宣传了抗日救亡,推动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江西苏区红色报刊美术作品创作研究

红色革命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题材,历来受到重视。江西苏区红色美术作品,以江西红色革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遗址文化作为创作主题,以历史为背景,生动展现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对当代江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艺术、教育具有价值和意义。

从形象重塑到身份认同——1920—1930年《申报》广告的女性意识及其视觉表达

在《申报》广告构建的视觉图谱中,女性身体形象的现代转型、置身空间的社会化转向、两性关系图式的重塑,为近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审美经验的革新,也包含着对消费行为、身份角色及性别观念等的重新认知。从展现身体形象之美到追求精神价值内蕴,表征着近代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确立主体性过程中,女性正努力建构起一种新的性别表述。

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党报群众化报道模式探索

延安时期,《晋察冀日报》《边区群众报》《大众日报》等各抗日根据地党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着力将群众性原则落到实处,在新闻实践中结合地方历史与文化特点,探索使用群众化的报道模式,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无线电报:中共早期对外传播的电子媒介实践

在百年中共对外传播媒介史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无线电报传播是一个短暂而有影响力的阶段。文章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共对无线电报从军事到新闻的应用有效实现了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跨越,从而帮助其在对外传播上实现了社会场景的转移和融合,推进了国内外公众和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理念的了解和认同。

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德国声音——以《中德法报》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中德法报》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法政科发行的中德双语法学期刊,设置“论说”“问答”“判词择要”“书讯”等栏目,其作者群体基本由德国法学学者组成.对于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多方位考察是《中德法报》的重心,其评价与建议,在刑事法领域体现出内容上的保守倾向和形式上的革新态度,在民商法领域则采取了开放灵活的姿态,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殖民色彩.从中折射出德国在法学与法律移植中的积极性与竞争意识,反映出德国法学从19到20世纪初期由历史法学到社会法学的发展演变.

晚清《启蒙画报》中的“儿童”图像符号学分析

早在晚清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实施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以办报实践推行教育新观念。西方的一些新教育、新话语和思想经由报刊图文的建构,成为影响近代教育在民间落地与扎根的一环。本研究以中国北方的第一份儿童教育刊物——《启蒙画报》(1902-1904)为分析标的,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探究思想转型时期的教育报刊如何运用图像与文字建构儿童形象并传递教育观念。研究从儿童学习知识的三方面——学什么、怎么学、如何用予以呈现,并从“明理/礼”“松绑”“活波”的儿童形象建构中,揭示出文本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及对社会现实的改良关怀,其实用、实际、实现的教育主张扎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经验,体现了比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早的实用思想之运用。

重申管辖权:对新闻专业合法性论争的思想史再考察

随着自媒体在舆论场上话语权日盛,新闻专业合法性再次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合法性争论的核心是新闻专业是否还具有对信息传播事务的管辖权。回溯思想史,自普利策推动新闻专业在美国高校建制开始,新闻专业也遭遇过两次合法性危机:当公关、广告以及战时宣传挑战了新闻专业对信息传播客观事务的管辖权时,“客观性”和“大众传播学”建构了得以巩固专业合法性的主观知识体系。时至今日,新媒介技术的基础设施化更加彻底地“解域”了新闻专业的信息传播管辖权,却也给了新闻专业一个重新锚定其主观属性的机会。新闻专业重申管辖权的关键在于回归“公共性”这一新闻的主观属性。新闻专业应致力于在更加纷乱的信息传播场域中提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信息产品。因此,当代新闻专业需要对“公共性”这一核心主观属性作出更具时代解释力的知识说明,而新闻业则需要给公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信息产品,这才是新闻专业重申管辖权的关键所在。

论中国式现代化宣传舆论阵地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

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壮大主流思想典论,构建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必须坚守宣传舆论阵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宣传典论阵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遵循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又体现了中国宣传事业迥异于西方传媒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使命。党在革命历史时期的宣传工作呈现出全局宣传、全党宣传、全媒宣传的特征:在工作布局上,注重跳出部门划分的局限,将新闻宣传工作融入全局工作中;在行动机制上,贯彻“全党办报”思想,鼓动每位党员投身到群众宣传工作中去;在媒介形态上,综合运用印刷、口语媒介等全媒传播手段,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坚定历史自信,从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史中汲取经验。新时期做好宣传舆论工作,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以变应变,顺应传播、国际格局的深刻变迁,坚守中国式现代化的宣传奥论阵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