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主流媒体中的河南形象——以《费加罗报》《世界报》(2013—2023)为例

新闻媒体不仅是信息传递工具,还是形象塑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手段。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跨学科的话语研究方法,旨在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解读新闻话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研究将语料库技术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以法国两大主流媒体《世界报》《费加罗报》2013—2023年间河南新闻为语料,基于费尔克劳三维分析模型,分别从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层面分析法国媒体对河南形象的塑造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研究发现,河南形象存在感不强,总体形象呈负面,这与法国媒体偏好报道公共突发事件有关。这一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受“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影响,法国媒体通过放大中国社会矛盾,达到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目的。

克里木战争期间恩格斯自荐为英国《每日新闻》报撰稿始末

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木战争爆发后,恩格斯曾自荐为英国《每日新闻》报撰写军事文章。恩格斯的求职过程一度很顺利,但结果却功亏一篑。虽然没能实现为《每日新闻》撰稿并迁居伦敦的计划,但恩格斯撰写的大量军事文章却经马克思的协助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出,其中有些文章还同时在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登出,同样达到了干预社会舆论和宣传革命观点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阵地巧妙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观点的思路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在国际上开展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争夺国际话语权,塑造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舆论态势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发展历程及其中国形象书写

作为世界知名周刊,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在其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了以图像报道综合时事类新闻资讯的办刊风格,并顺应了媒介发展新形态,逐渐成为法国受众观察认知世界的重要媒介途径。《巴黎竞赛画报》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报道,塑造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民主开放的中国”“全面进步的中国”三类正面形象,对法国受众认知中国影响至深。

一战期间英国出版审查与联合报业战事报道

一战爆发后,英国通过立法实行新闻管制,由军方和新闻局实施出版审查制度,军方对记者采访前线战事进行严格限制。诺斯克利夫的联合报业以各种办法报道实际战况,揭露“炮弹危机”、征兵制度落后和加里波利战役失败,批评自由党政府组织战时工作不力,质疑陆军大臣基钦纳的战争领导能力,最终导致首相阿斯奎斯下台。劳合·乔治上台后提高了政府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改变了英国在战争中的被动状态。联合报业在战时坚持新闻独立,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责,是英国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之一。

政府的节制与媒体的自律——英国传媒管制特色初探

英国人非常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但他们对于这一自由价值的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对此加以法律上的保护也是逐步发展的。到目前为止,英国对媒体的控制仍然有较严厉的法律规定,不过,政府当局却很少使用这种严厉的法律来限制新闻出版自由。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保守的英国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压力,并已经着手缓慢修正原有的法律条文。他们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行动也是相当谨慎的。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来说,英国的范式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法国媒体对华报道解析——以法国报刊关于雾霾报道为例

在西方媒介发展史上，纸媒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为政治服务、捍卫西方制度的问题上，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母国的法国，其媒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中，在报道中国事件的议题设置上，各大主流报刊和杂志经常出现难得的一致性，负面见解、以偏概全的倾向十分鲜明。2008年对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新闻话语研究的超学科转向——以英国《卫报》中国反腐新闻的话语分析为例

新闻话语如何从有学科界限的跨学科研究,走向紧紧围绕现实问题、摈弃学科界限的超学科研究,是当前该领域的重要课题。在超学科态势下,本文以英国《卫报》的中国反腐新闻为例,从四方面分析媒介传播的修辞力量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偏向性:(一)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二)意指概念"宣传官员"的话语意义建构;(三)中国官员的群体刻板形象;(四)反腐中心话语("苍蝇"与"老虎"一起打)的互文性。研究发现《卫报》构建了一个符合西方受众心理构想的中国形象。

英国全国性报纸中“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建构研究——基于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

探讨英国全国性报纸对"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建构问题,既能丰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应用个案研究,又能为我国对外传播的"一带一路"新闻文本生产提供借鉴,帮助提高对外传播效果,利于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范式,基于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研究发现英国全国性报纸中的"一带一路"话语运用突出的语言型式特征,建构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意义,以及不同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

两起“诽谤”诉讼中“实际恶意”原则的适用比较研究

熟悉美国新闻史的大都清楚“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原则是美国新闻司法判例史上最为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所奠定的一个判例原则。一直以来，笔者都把这一原则归结为“纽约时报”案最为辉煌的一个判例成果。

社会性媒体时代传媒如何自律——以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为例

伴随着社会性媒体的使用,传统的传媒自律遇到了新问题。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The Press Complain Commission,又译作报业投诉委员会,简称PCC）成立于1991年,其前身可追溯至1945年,是一个全国性新闻仲裁机构、新闻界的自律组织,它制定了＂欧洲最严格的传媒业务准则＂[1],被视为世界传媒自律机构的代表。

英国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与规制演变

所谓媒体所有权集中（Concentration of Media Ownership），是指大部分的媒体或媒体公司被少数媒体集团或公司所拥有，从而形成一种有害的、危险的大众媒体所有权结构。在英国，随着媒体市场传统边界的消失和媒体所有人对规模经济追逐的加剧，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也越发明显。卡尔顿（Carlton）与格兰达（Granada）的合并、卫报传媒集团对消费传媒集团的收购、威利父子对布莱克维尔的收购……媒体产业中的并购导致了媒体所有权的集中。

英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另一面——谈谈英国《藐视法庭法》的修订

英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法律对媒体惩罚及限制最为严格的国家。其《藐视法庭法》规定了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普通法下的“藐视法庭罪”，无论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也无论诉讼程序是否开始，记者的报道行为都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而且，《藐视法庭法》还规定法院可以对新闻报道进行必要的限制。另外，对于刑事案件，英国的《刑事法庭法》规定只能简略地报道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地址、涉嫌犯罪、开庭时间等9项内容；除非法院许可，否则必须等审判结束方可详细报道。

英国《卫报》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夹缝中求生"的纸媒纷纷寻求转型之路,英国《卫报》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近年来,《卫报》在探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立足新闻报道,探索新闻传播形式、载体、盈利等方面的创新突破,而且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卫报》的相关探索与实践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媒体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助力传统媒体合理、科学地应对新媒体的冲击,使之在各类新科技、新媒体的带动下,走出一条创新发展的崭新道路。

“公共利益”、“新闻自由”与“IPSO”——英国报刊业监管改革核心问题述评

英国报刊业的监管目前处于一种尴尬局面。根据《莱维森报告》中的建议,议会通过了经女王签字生效的《皇家宪章》文本,但是报刊业并未按照这一宪章的要求,而是根据自身曾经提出的皇家宪章文本和相关法律文件组建了新的自律监管机构IPSO。这次改革的宗旨是在不损害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更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因此,新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机制的"有效性"是改革的核心。本文通过对两个宪章的差异介绍和分析,以期对英国报刊业监管改革的宗旨和核心问题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呈现。对于英国报刊业监管改革过程中复杂性和本质有一定程度的分析。

《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给媒介舆论监督的启示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轰动全球,制造具有轰动效应的舆论监督,即"揭丑"是"窃听"的目的之一。不止《世界新闻报》如此,许多传媒在信息资源争夺愈加激烈的今天,为获得阅读率和收视率,践踏新闻职业道德。本文着重研究"窃听门"事件给传媒舆论监督的启示,并对传媒舆论监督的未来进行预测。

迎接智能互联时代：英国报业的新革命

借助智能手机的应用平台，报业可能会找到新的盈利途径．从而实现订阅、发行、广告等收入来源多元化，不断开辟新的收入路径。

《世界新闻报》的一生

2011年7月10日，“传媒帝国”新闻集团旗下的一张百年老报《世界新闻报》出版题为“谢谢，再见”的告别版，结束了其168年的漫长历史，一时间震动海内外。在此之前，该报具有辉煌的历史：它是英国销量最高的小报之一，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的受众基础；它多次获得英国最具含金量的新闻奖“英国新闻奖”的诸多奖项。同时，它独特的生存法则和采编、经营理念也一直饱受争议。

英国《地铁报》的数字化转型与启示

英圆《地铁报》创刊于1999年，该报不仅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地铁类报刊，更是全球最大的免费报纸，自创刊之初便迅速抢占英国的报业市场．日发行量最高达到过130万份，获得了丰『旱的经济效益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纸媒乍存状况日益艰难，曾经经济效益一路领先的《地铁报》也未能“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