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建设:政策、逻辑与路径

国家事权规定下,高职教育在使用统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基础上,必须推动适用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建设,这已被国家关于加强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化的政策文件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党的百年职业教育发展史为教材建设增强了历史自信,时代的发展为教材建设提供了实现逻辑。通过“多样性”的建设目标、“多元合作”的建设队伍、新形态教材建设的路径选择,共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要求。

西汉农书《尹都尉》的作者身份与历时传播

结合目录学、制度史知识,考证《尹都尉》成书于西汉武帝末年至汉成帝初年之间,作者为北地某尹姓农都尉,明晰了图书信息。梳理《尹都尉》著录、引用、注释三种历时传播途径,指出该书内容散逸、名声犹存的传播困境,从传播受众精英化、传播内容双重性、传播媒介效果受限三个方面,分析秦汉农书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强调传播模式对农书存亡的重要影响。

跨部门合作的对外出版实践及其启示——以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为例

自2003年我国提出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出版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较大突破。在推动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深耕精品内容生产、创新传播和营销方式来提升出版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关注其他出版强国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以此观照我国出版“走出去”实践。文章考察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对外出版整体状况,发现这些国家在推动对外出版的过程中,在机构设置、政策制定、项目支持、版权保护等方面都十分重视跨部门合作。通过对上述四国跨部门合作实践的考察和深入分析,为我国做好对外出版、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国际出版集团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和传播推广策略研究——以美国Sage出版集团为例

以美国世哲出版集团(Sage)为例,探讨美国学术出版集团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如何适应数字化趋势,通过数字化投稿、审稿、数字化出版提高学术期刊的高效和规范出版,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和工具对期刊进行推广,从而有效提高学术期刊的可见性和影响力。美国世哲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发展举措可以为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和推广传播提供经验和借鉴。

人际网络、市场动力与文化环境:论《通雅》在清代的生产与传播

《通雅》是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的著作,这部书的生产跨越明清两代,却非作者一人之力,而是由亲缘、业缘、学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众多人物参与《通雅》文本创作、抄写和刊印的结果。康熙五年首次印刷后,经历多次再生产,生产者既包括商业出版者,也包括士人和官学,出版市场中不同的牟利动机促使他们选择生产《通雅》。明末清初文化环境渐变,读者对“考究之学”的需求增加,《通雅》开风气之先,其传播与文化环境的转变趋势恰好同轨而行。该书的学术特征是乾嘉学术的先导,与《日知录》同样属于清代考据学的源头活水,在东亚朴学共同体的形成中占据一席之地。

出版视域中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坎布里亚出版社社长Toni Tan访谈

坎布里亚出版社(Cambria Press)是一家独立学术出版机构,位于纽约州艾姆赫斯特市,2005年成立,主要出版各类学术专著,涉及文学、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近年来尤以出版中国文学研究著作见长。我2021年在坎布里亚出版社出版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结项成果《莫言开讲》(Mo Yan Speaks),这个项目从立项准备到最终结项,历时将近五年,出版社社长Toni Tan女士和出版社各位编辑一直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2020年,我加入季进老师的团队,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其中的一个子课题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口述史”。项目组一致认为,海外出版社社长访谈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年初,Toni Tan女士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文中“谭”即指Toni Tan女士,“许”即指我),分享坎布里亚出版社的出版理念和发展历程,同时也为希望在坎布里亚出版学术著作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从人才培养目标追溯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推动力量。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编辑出版人才,人才培养需要塑造其能力结构,而能力结构要由出版学知识体系支撑,建构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知识体系需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文史哲等六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出版原理等四门课程、非出版专业的理论课程、编辑实践课、专业实践课等六个板块,以此形成“亦”字形的知识体系。

出版在哪里?——基于书史研究的粗浅思考

书史研究学科林立,各自割据一方:达恩顿的书籍社会传播模式有整合之意,且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遭到了同道批评;基此,亚当斯与巴克提出一个重书籍自身而不是传播的新研究范式。这些不同的研究及其范式,恰可为我们思考出版提供启示。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通过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同出版模式做一辨析,同时分析我国出版研究与书史研究的某些同异,提出以“出版性”为视野,以出版物质技术为条件,既看到出版的共性,又关注到不同物质技术带来的出版范式之不同,由此可以从历史观照现实,将传播出版化,探索构建数字时代的出版新模式。

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三维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将迎来数智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为培育出版新业态、提升融合出版质量效率、加速数据化智能化进程带来三方面的机遇。与此同时,出版业也将面临着出版转型步伐缓慢、出版生产能力不足、商业模式重构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方面的挑战。基于此,探索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三维路径,即基于新型劳动者视角的融合出版编辑素养提升、基于劳动资料质变的出版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劳动对象质变的数据生产要素价值挖掘。

AI涌现:国际传播生态新物种、新范式和新秩序

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进入国际传播生态,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成为传播新物种。人机共存、人机共有、人机共创将是国际传播的新面向。生成式AI在与既有传播主体的碰撞与融合中,催生了国际传播新范式,但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信息泛滥、技术发展失衡和违背伦理法规等风险。因此,国际传播的新秩序亟待重构,从全方位提升国际传播主体能力、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叙事内容和全过程治理传播等方向构建新秩序或是可行之路。

“编辑”与“发行”:《新青年》内在运作机制再探

“编辑”和“发行”是杂志赖以运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近代报纸杂志的主要分工模式。《新青年》的编辑和发行机制不仅推动了“启蒙”与“生意”的相互成就,同时也在运作转换中见证了这份刊物的人员流变和成长历程。《新青年》在创刊之初就奠定了编辑和发行的“两分”机制,这个“两分”是双方的相对独立、相克相生,更是主客间角色的吊诡乃至错位。随着陈独秀任职北大,《新青年》的编辑与发行也在“空间分离”而又“遥相呼应”的状态下成长为家喻户晓的“金字招牌”;“新青年社”成立后,《新青年》编辑和发行收归一体,这就为《新青年》向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涵养出版人才生态的内涵要义与践履路径

出版人才生态是事关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反思与总结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协同好政产学研用各方要素,通过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四个方面精准施策,提出优化涵养出版人才发展生态的切实举措,不断夯实出版人才发展基石。

面向开放科学的科技期刊出版服务能力评价研究——出版服务能力内涵与构成要素

国家高度重视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开放科学运动持续深入助推科技期刊出版服务模式变革,出版服务能力建设成为开放科学背景下科技期刊发展的关键所在。借鉴出版服务相关研究,明确科技期刊出版服务的用户导向,提出科技期刊出版服务能力概念与特征。从能力理论与知识活动角度出发,提出面向开放科学的科技期刊出版服务能力结构与构成要素,并对具体能力内涵与要素展开分析。

出版业如何以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

从新质生产力与当前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视角看,二者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出版业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展开深度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以新质生产力服务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两个支撑:一是以超前意识培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人才体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二是以“先立后破”的原则从五个方面加快产业升级转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支撑。“两个支撑”将推动出版业实现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历史回顾、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成就显著,学科意识日益增强,学科专业体系日趋完善,在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专业学位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目前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层次和数量仍然不能满足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学科专业高水平师资缺乏、“双师型”教师数量少等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在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学术研究能力等方面发力,更好推动出版学科专业建设。

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现实需求与可行路径

出版智库是我国特色智库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推动出版业的变革与转型、促进出版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出版智库的建设主体、功能分类和服务能力日趋成熟,在搭建交流平台、提供知识服务、助力区域发展等方面表现优异,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智库之间缺乏长期、深入的协同合作;研究成果虽愈加多样,但成果的转化率不高;智库的人才构成与内部分工有待优化。针对这些问题,出版智库应优化合作机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结合外部支持与平台自身建设,提高智库成果的转化率,同时改善人才结构、梯队和内部分工,提升智库内部活力。

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纳入国家战略规划背景下,处于数字化浪潮中的中国出版业面临产销技术、业务模式、组织机构等多方面的冲突与转型。在完成从数字出版到融合出版的过渡后,出版深度融合成为当下我国出版业面向未来生态建设的全新趋势。本课题紧密结合数字化环境下的新出版传播体系,以全媒体传播视角审视出版产业的深度融合问题,探讨出版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以传统出版转型为立足点,构建多维度、系统化、针对性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和生态保障体系。

出版大趋势:基于利益相关方等多维视角的预测

出版趋势的预测能够为出版未来发展提供可借鉴思考的决策性支持。数智时代,出版的载体形态将超越传统的物理介质而变得愈加丰富。“书非书”,其本质只是内容载体。智能化内容生成范式的出现,使作者不再是内容创造的唯一主体,出版业也不再是作者选择内容传播的必选项。读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逐渐从以往的学习者身份转变为“玩家”身份,更享受内容的“悦读”,形成了浅层次、非线性、功利性和体验式的阅读趋向。出版人需在秉持“政治家办报”精神的基础上谋求出版经济效益的增值。出版业则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产业再定位,从当前的加工工业转变为创意产业,以“出版+科技+创意”的形式激发产业的创新活力。

数智化背景下IP出版的创新发展与实践路径

IP具有品牌性、开放性与广泛的受众基础,能够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品牌价值。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出版业价值转向知识服务,用户导向与技术融合形成出版新趋势。借势数智技术,IP出版能够实现创新发展:产品形态创新主要呈现从产品到服务、从实体到虚拟趋势的转变;叙事方式创新能够实现沉浸式体验与个性化设计;传播方式创新能够实现价值共创,塑造文化认同。IP出版应平衡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推动本土文化走出去,激活传统文化价值,扩大流行文化影响力,发挥凝结人类文明成果、传播知识的重要作用,承担起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重任。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之绿色发展——出版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出版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内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架构则是量化评估、监测出版业绿色发展进程的前提。对此,文章以国内外研究文献、政策文本为数据来源,基于扎根理论进行绿色发展指标的挖掘与关联,最终构建出由资源配置、印刷复制、阅读消费、绿色发展机制、绿色发展理念五个维度组成的出版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形成了出版业绿色发展的概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