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走出去在中亚地区的实践研究——基于丝路书香工程的立项数据分析

“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在为双方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为中国出版在中亚地区的走出去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文章以丝路书香工程自2015年启动至今面向中亚地区的立项图书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其在图书数量与语种、图书出版机构、图书种类及出版时间、图书作者、图书主题方面呈现出的特征,进而发现当前走出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即图书翻译语种分布不均、图书内容主题特色欠缺、西北地区出版力量参与度不高、走出去模式固化且内生动力不足。据此,分别从制度保障、需求连接、情感驱动、渠道扩容方面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

构建我国少儿出版品牌国际传播矩阵:产业要素、现实基础、创新路径

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建设文化强国、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使命,而国际品牌体系的构建能够增加我国少儿出版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提升少儿出版的国际传播效能。构建我国少儿出版品牌国际传播矩阵要遵循多维度、多要素原则(包括三个维度的各类产业要素品牌),要把握其在不同阶段的国际传播特征,基于现实基础抓住新时期品牌矩阵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从知识观、全局观、多元观、科技观和人才观五大方面探索创新路径,为实现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构研究——基于BSC-AHP模型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建构科学、合理的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是推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海外影响的必然要求。相关政策内容构成了出版业“走出去”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内在基础。基于平衡计分卡(BSC)思想从理论视角初步建构了包括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和学习与发展四个维度在内的评估指标体系。经德尔菲法对指标的筛选搭建了BSC-AHP评价模型,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设置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提出了一套由三级评价框架构成的出版业“走出去”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为我国“走出去”政策的持续推进与调适提供依据。

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实践谈出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出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打造外宣精品工程,在版权输出数量和质量上实现新突破;围绕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组织交流活动,以新视野、新构思拓展文化“走出去”的新形式;创新国际合作机制,高质量建设国际化出版平台,开辟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路径。

科技出版走出去路径探索——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例

科技出版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许多科技类出版社及综合类出版社科技出版板块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大国重器下,科技出版板块要有所担当,致力于为科技创新服务,助力中国的科技力量在世界发声,助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章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多头并进健全科技出版版权输出服务机制,创新性实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多种举措:出版环节改革、与期刊中心合作共赢、以母体学校为宣传先导、实现系列化输出、加强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等,探索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丝路百城传”开辟了出版新赛道

10月9日下午,“丝路百城传”丛书编委会在北京主办了“丝路百城传”国际研讨会,以纪念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等出席会议。“丝路百城传”是中国外文局2017年启动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型国际出版工程,由中外学者撰写,在国内外用多个语种出版发行,目前已经出版了中外城市传记60余种,如《上海传》《扬州传》《张掖传》《圣彼得堡传》《撒马尔罕传》等,对促进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双循环新格局下数字版权贸易理论体系构建:概念、框架与路径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推动数字版权贸易的发展,相关数字版权贸易理论研究滞后,难以准确解释新版权贸易现象,并更有效地指导中国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版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实践。本文聚焦数字技术变革对版权贸易基本理论发展的影响,力图助推中国特色数字版权贸易理论体系的创建。通过对数字版权贸易内涵和特征的概括,提炼出数字版权贸易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构建数字版权贸易理论体系框架,阐释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理论创新路径。

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出版走出去提升策略

出版走出去担负着向海外输出图书类文化产品的重任,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力。出版要想更好地走出去,应该重视异质文化交流中的受众心理,从文化心理学视角出发,尝试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深挖传播内核;主动运用共情策略,转变传播视角;开展文化混搭,强化传播策略。通过学科交叉与结合,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伟目标。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的内涵与发展转向探析

基于文献研读与现实思考,对“双循环”背景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的背景和定义进行溯源,从数字版权贸易的主体、客体、对象三个维度探讨数字版权贸易的内涵,深化对数字版权贸易及其重要性的认知。数字版权贸易日益成为数字时代衡量一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与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十四五”发展时期,中国数字版权贸易的发展应着眼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明确调整版权贸易战略布局的必要性,思考在新格局与困境中的发展出路。

多元视角下智能出版概念研究

基于概念史、技术史以及逻辑学视角,提出对智能出版概念的认识与思考:从概念史视角看,智能出版是专指“人工智能+出版”;从技术史视角看,智能出版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重构三个阶段;从逻辑学视角看,智能出版是一种新型数字出版,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是智能出版的特有属性,它使得智能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业态。因此,智能出版是一种将知识信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以选择、编辑、加工,并向公众传播的新型数字出版。

“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文化交流顺利开展,但比起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交流,文化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经常出现主体模糊、客体缺席等问题,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推行西方主体性范式而导致话语霸权桎梏与文化认同缺失。“主体间性”强调本国传播者与跨国受众主体性的并存,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平等对话,有助于实现国际传播中不同文化的相遇、关联、交换与认同。传记具有较强的文本可读性与文化承载力,传播者在传记创作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主体间性”,发掘两国文化可能存在的意义共享空间。“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的出版和研究,凸显了主体间性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交织整合:中国版权贸易三十年鸟瞰

1979年中美签订两个与版权贸易相关的协议--《中美高能物理协定》和《中美贸易协定》,开启了中国制定《著作权法》的序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著作权法,1991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中国图书版权贸易进一步融入世界轨道打好基础。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同年10月15日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这两大重要行动为中国融入国际版权贸易框架铺平了道路。对中国出版产业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带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贸易环境,为中国出版产业国际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至2022年,中国加入两个公约30年,版权贸易发展经历了启动阶段、摸索阶段、整合阶段和当前正在发生的数字赋能阶段,清晰认识、把握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可以厘清政府和市场在版权贸易中的角色定位。

全球视域下的本土经验:中国版权贸易研究的知识生产实践

基于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运用共词分析方法,构建近30年来中国版权贸易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和关键词共现网络。研究发现,尽管研究者的规模不断增加,但合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低,团队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国内关于版权贸易研究包括“版权贸易下的内容生产”“版权贸易与版权经营管理”“版权贸易战略”“数字技术下的版权贸易”四类主题。“版权贸易下的内容生产”相关研究尚不成熟,且与其他主题的联系不太紧密,未来无论是该主题内部还是与其他主题进行交叉结合,均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版权贸易与版权经营管理”和“版权贸易战略”这两个主题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是较为核心的研究主题,但研究尚不成熟,主题内部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未来需要继续对这两个主题进行深入挖掘。尽管“数字技术下的版权贸易”这一主题内部的知识密度较高,但尚未处于核心位置,与其他主题的结合不充分,未来将该主题与其他主题进行结合,更有利于促进新知识的生产。

出版社在“一带一路”中的桥梁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人类出版活动中,出版社通过联结作者和读者并实现双方需求,使需求满足性成为出版社桥梁作用的基础性内涵。这种内涵在中国出版“一带一路”走出去过程中有着充分体现,并衍生出促进文化互通与文明互鉴、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建构等内涵,具有国际性、使命性、政策性和跨文化的特点。“一带一路”视域下,出版社的桥梁作用可通过出版产品策划、内容呈现、形态制作、市场营销和跨国经营等路径得以实现。

关于加强“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数字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Z世代”规模的巨大增长,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数字出版在出版领域的分量越来越重,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外宣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加强“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国际知名文化企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基础建设: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拓展“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的多种平台和载体;加强统筹兼顾,推出“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更多精品力作;实施倾斜政策,努力建设适应“Z世代”数字出版国际传播需求的国际化现代型特色文化企业。

网络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载体

自2005年网络文学开启外文出版授权以来,网文出海不仅让中国的好故事走向世界,也培育出数以万计的海外创作者。梳理网文出海的演进脉络——从全球共读到全球开发的纵深发展,分析网文出海的传播动力——高质量内容体验的持续触达,可提出网文出海的未来图景:拥抱AIGC浪潮,攻坚技术及其场景应用;多模态联动融合,全球共创IP生态圈;机遇与挑战并存,知识产权保护各方联动。

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中的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例,探讨学术出版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高质量内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可以通过多语种翻译、资源二次开发、国际组稿等方式来打造学术出版走出去精品;提高海外影响力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合作需要结合各国不同情况,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提升图书的市场能见度和学术影响力;实现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合作,需要整合各类有利资源,形成走出去合力。中国学术出版应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内容建设,扩大朋友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向纵深发展。

数字智能时代出版社知识生产创新与服务升级研究

数字智能时代,出版社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不再完全以图书为载体,而是以知识内容为核心,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化的新特征。在知识生产创新上,出版社通过场景化、多元化的知识产品研发,逐渐构建了“人+机+场景”的知识生产模式;在知识服务范式上,出版社依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支撑,通过“内容+场景”的用户关系构建,不断优化知识服务流程和方式,逐步实现了从单向服务到立体交互服务、从单一知识产品服务到全要素多形态知识服务、从“独奏”到跨领域知识服务联盟“协奏”的转型升级。

从国际传播要素看主题出版走出去

本文以国际传播要素为切口,结合主题出版走出去具体实践,探讨主题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各个要素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并为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提出思考和建议。

中尼签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

本刊讯9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在人民大会堂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尼泊尔政府文化、旅游与民航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签署。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代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签字,尼泊尔驻华大使施雷斯塔代表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