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特点及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探究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的总体情况、特点,并提出启示。特点:出版主题突出,体操类教材为主要;强调知识引入,译著方式为主体;出版机构多元,民营企业为主要载体;编译者能力强,有效保障出版质量。启示:聚焦体育热点,强化主题出版;提升译介能力,深化中外互鉴;强化机构职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编者队伍,贯通培养新路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铜版的文化遗产价值刍议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铜版是凹版印刷工艺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作为中国营造学社主办的建筑类专门刊物的印刷母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文化遗产价值,以及印刷技术史意义与艺术史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研究。

民国初期女性报刊出版广告及其媒介价值——以《妇女杂志》《新女性》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期,女性报刊的创刊与发展,为女性觉醒、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妇女杂志》《新女性》等报刊上登载了大量的出版广告,主要有图书预售广告、新书出版广告、出版机构广告等类型,运用促销广告引起读者兴趣、系列营销构建品牌形象、名人推介提升图书可信度、图文结合促进广告可视化表达等广告策略。民国初期女性报刊出版广告深度参与了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具有丰富的媒介价值,主要包括:促进女性解放的利器,构建两性关系的桥梁;战时读物的指南,吹响全民抗战的号角;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融;促进教育体系的完善,陶冶艺术情操。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影响(1918—1937)——以北上广三地报刊为中心

学术报刊作为知识生产、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及学科的早期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报刊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共生共存关系。在学术报刊的中心表达与边缘互动的作用机制下,学术共同体得以初步建构起来。中心表达主要包括:学术思潮的引领、学术研究的示范、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人才的聚合等;边缘互动涉及报刊互动、学人互动、学科互动与地域互动。而早期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具有的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对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应对与“三大体系”建设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史学”视角下中国出版史研究创新

“数字史学”是历史学科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研究、教学与出版的新型学术组织模式,其创新性、跨学科、合作性的特征符合当下出版史深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史学”现阶段的实践可从材料、技术及方法论上为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开拓数字时代的出版史料整理方式,依据纸本史料的编排逻辑开发检索型和专题型出版史料数据库;同时,结合历史地理信息学和群体传记学的相关理论,运用GIS、关联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工具开展空间研究和社会网络研究,挖掘潜藏于出版史料中的时空信息和社会关系,发现长时段、综合性的现象及规律,在出版人物、出版群体及出版环境等研究方向上有所创新。在新技术和新理论的推动下,学界有望在“数字史学”领域建构“数字出版史学”,为出版史的学术实践创设更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数字研究空间,开拓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新境界。

民国时期广播期刊的编辑理念与社会文化建构研究

出版事业是国家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广播期刊作为广播技术与期刊出版融合共生的典范,其诞生与繁荣同无线电技术及广播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广播期刊的编辑理念在实践中具体化为特色鲜明的编辑方针,展现多元编辑倾向,在内容构造上揭示媒介间相互渗透与读者听众身份融合的发展趋势,在版式设计上生动呈现出广播作为新兴媒介的潮流创新。广播期刊不仅有力推动了媒介文化的普及,为无线电广播构筑系统知识体系,还以纸质阅读的形式覆盖了广播媒介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收听盲区,形塑“可见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了社会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度参与。

当与“前辈”们相遇——以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为中心

俞晓群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当代出版家。他始终秉持文化理想主义的信念,矢志于有文化追求与内涵的出版志业。在新生代编辑眼中,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前辈人物。那么,悬揣一下这位当代出版前辈心目中的“前辈”人物,无疑是一件能餍足人们好奇心且颇具意义的事情。从这些解读中,我们既可重新感知和领会逝去年代那些出版前辈们的嘉言懿行、奇勋异采,亦可得以窥见俞晓群本人多历年所而形成的出版价值与理念。而所有这些,目的均在于重聆前辈遗教,直探出版初心,深悟出版真谛。

抗战动员视域下《新华日报》广告活动述论

抗战动员语境下《新华日报》的广告活动兼顾经济功能与政治宣传双重使命。该报所刊广告主要涉及商务、文化及“启事”类社会广告,其广告经营既是支撑报纸运营的重要一环,也以广告媒介这一特殊形式发挥抗战动员的作用。该报借助“跑广告”的业务形式,加强与民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的联系,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全国抗战书报联合广告”等版面安排及代售、代印等方式,构建战时进步书刊网络;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管控之下运用“启事”类广告开辟报刊政治言说的另一个空间。《新华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大型日报,其广告经营旨趣及经营活动反映了中共党报实践与区域文化氛围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

《封神演义》出版史探略

《封神演义》自刊刻以来不断被翻印,其流传的版本形式主要有3种,其他皆为此3种的翻刻本。翻刻本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神演义》传播的广度和力度。受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市场追求以及印刷技术的影响,翻刻本数量并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递增的,而是呈现出起伏不定的态势。

北平文化学社略考

北平文化学社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重要出版社之一,其成立与发展与北京师范大学有着相当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学社出版物和北京师范大学保存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对文化学社的历史做出初步考证。

孙毓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一字恂如(恂儒),号留庵,自署小绿天主人,笔名绿天翁、东吴旧孙等,江苏无锡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文化界的著名编辑出版家和文献学者,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主持编译了众多儿童文学作品,并在古籍文献整理及图书馆学发展上有诸多贡献,在中国印刷史研究方面也有开先河之功。目前学界对孙毓修的研究讨论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关注孙毓修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通过分析孙毓修编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解读其儿童文学观和文学编译理念;第二是注重孙毓修的古籍整理工作,重新出版他的文献学著述,探讨其版本目录学成就及思想,对其印刷史研究成果也有所关注;第三是聚焦于孙毓修对图书馆学的贡献,归纳他主持涵芬楼期间的管理实践和理论成果。本文旨在总结和评述国内学界的孙毓修研究现状,梳理其著述整理出版和重刊情况,为拓展和深化孙毓修的相关提供参考。本文认为,孙毓修研究还应进一步发掘史料,扩宽视野,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尤其是要注重从数字人文背景下加强其阅读史、心态史、生活史、知识社会史、知识分子史、精神分析、中外文学交流史等多角度的研究。

“场域”视域下邹韬奋的社会交往活动研究

对文化名人进行研究时,发掘分析其社会交往活动,对理解其思想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结合“场域”、社会资本等视角,重点考察了邹韬奋的社会交往活动,即邹韬奋与胡适、鲁迅等著名文化人的交往,邹韬奋与救国会“七君子”中其他人物在特殊场域中的交往,邹韬奋与胡愈之等进步知识分子的交往,邹韬奋与一般读者的交往等,旨在于历史语境和社会网络中更好地理解和评价邹韬奋的人格思想发展脉络及其文化成就。

借势而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公共危机处理——以“英语八五运动”的应对为例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受到著名英语教学专家林语堂的嘲讽和中国世界语者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激烈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出版史上的公共危机。本文依据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讨论中华书局化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式及其过程,即由初期的针锋相对,转而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基本英语”语言交流的“工具”特性,既维护中华书局“在商言商”的立场,亦消解了批评者的批评指向。相关的出版数据也表明,中华书局借助双方论争的公共效应,加大营销力度,取得了显著的出版实效,成为这场公共危机的最大赢家。

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论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史上的第一种杂志。围绕该教育杂志之创刊时间,在中华书局史讲述、中国出版史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主要可见1912年1月25日和1912年3月25日两种记录。基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多种创刊号的查证、民国元年中华书局活动史的梳理、杂志首卷所载文章与广告信息的疏通,可证《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为1912年1月25日。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剪贴的技艺——评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是讨论版刻印书诸方面的简明印刷史著述。虽然今人对该书的体系及资料完备程度颇有微词,但它在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开创之功毋庸置疑。今人对印刷史各方面的讨论,仍不出其所列之大纲,只是在史料与实物上取得新的突破。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是不同版本《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汇编整理之作,其价值是挖掘了该书的稿本与连载本,让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本身就成了书籍流变的考察对象。不过在三种不同版本的产生时间及编排前后的问题上,笔者与整理者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作为整理本,少量校勘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并提出,以就教方家。

出版史学的想象力:从书籍史研究范式借鉴到出版场的建构

出版活动以“物”的形式为体现,但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物性的人类生产实践,出版史研究的“见物不见人”归根结底是研究者对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的出版的认识存在偏差,忽视了出版物生产背后的人类社会关系。除了载体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历史变化,出版“物”的到场与人的在场/不在场,以及人与物所处的社会历史场境,都应是出版史研究的内容。不同于中国书籍史偏重文献版本的学术传统,西方书籍史研究将以书籍为中心的编纂、生产、流通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不同参与者在相应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事实都纳入研究视域,对激发出版史学想象力起到重要补充作用,而书籍史研究中“过去何以成为过去”和“过去何以形塑今天”两种取向的差异,提示出版史可以通过对共时性结构的历时性研究还原人与关系的历史性在场。

生活书店《店务通讯》创办始末及价值初探

文章以生活书店1938年1月创办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创办始末、栏目设置及编排、编辑理念和价值所在。作为生活书店的“机关志”,《店务通讯》的创办是顺应书店发展之需,虽存续时间不长,但较为完整、全面地记载了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内部管理、运作状态和发展轨迹,在当时起到了互通消息、沟通业务和教育同人的作用,成为内部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桥梁。此刊所蕴含的价值也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出版社经营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莽原》周刊与鲁迅早期编辑思想的实现

《莽原》周刊是北京鲁迅首次以主编身份创办的期刊,是新文化主将鲁迅和以青年作者为主力进行文学批评与创作的阵地。就编者鲁迅与刊物的关系而言,鲁迅的编辑思想在《莽原》周刊中基本得以实现,刊物在整体上符合鲁迅的预设与期待;就主编鲁迅与青年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场如同师生间的思想碰撞在《莽原》周刊上得以迸发出战斗精神的火光;就刊物本身而言,《莽原》周刊搭建了文艺创作者之间互动的平台。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