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铜版的文化遗产价值刍议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铜版是凹版印刷工艺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作为中国营造学社主办的建筑类专门刊物的印刷母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文化遗产价值,以及印刷技术史意义与艺术史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研究。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影响(1918—1937)——以北上广三地报刊为中心

学术报刊作为知识生产、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及学科的早期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报刊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共生共存关系。在学术报刊的中心表达与边缘互动的作用机制下,学术共同体得以初步建构起来。中心表达主要包括:学术思潮的引领、学术研究的示范、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人才的聚合等;边缘互动涉及报刊互动、学人互动、学科互动与地域互动。而早期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具有的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对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应对与“三大体系”建设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史学”视角下中国出版史研究创新

“数字史学”是历史学科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研究、教学与出版的新型学术组织模式,其创新性、跨学科、合作性的特征符合当下出版史深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史学”现阶段的实践可从材料、技术及方法论上为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开拓数字时代的出版史料整理方式,依据纸本史料的编排逻辑开发检索型和专题型出版史料数据库;同时,结合历史地理信息学和群体传记学的相关理论,运用GIS、关联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工具开展空间研究和社会网络研究,挖掘潜藏于出版史料中的时空信息和社会关系,发现长时段、综合性的现象及规律,在出版人物、出版群体及出版环境等研究方向上有所创新。在新技术和新理论的推动下,学界有望在“数字史学”领域建构“数字出版史学”,为出版史的学术实践创设更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数字研究空间,开拓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新境界。

民国时期广播期刊的编辑理念与社会文化建构研究

出版事业是国家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广播期刊作为广播技术与期刊出版融合共生的典范,其诞生与繁荣同无线电技术及广播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广播期刊的编辑理念在实践中具体化为特色鲜明的编辑方针,展现多元编辑倾向,在内容构造上揭示媒介间相互渗透与读者听众身份融合的发展趋势,在版式设计上生动呈现出广播作为新兴媒介的潮流创新。广播期刊不仅有力推动了媒介文化的普及,为无线电广播构筑系统知识体系,还以纸质阅读的形式覆盖了广播媒介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收听盲区,形塑“可见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了社会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度参与。

抗战动员视域下《新华日报》广告活动述论

抗战动员语境下《新华日报》的广告活动兼顾经济功能与政治宣传双重使命。该报所刊广告主要涉及商务、文化及“启事”类社会广告,其广告经营既是支撑报纸运营的重要一环,也以广告媒介这一特殊形式发挥抗战动员的作用。该报借助“跑广告”的业务形式,加强与民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的联系,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全国抗战书报联合广告”等版面安排及代售、代印等方式,构建战时进步书刊网络;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管控之下运用“启事”类广告开辟报刊政治言说的另一个空间。《新华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大型日报,其广告经营旨趣及经营活动反映了中共党报实践与区域文化氛围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

借势而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公共危机处理——以“英语八五运动”的应对为例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受到著名英语教学专家林语堂的嘲讽和中国世界语者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激烈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出版史上的公共危机。本文依据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讨论中华书局化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式及其过程,即由初期的针锋相对,转而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基本英语”语言交流的“工具”特性,既维护中华书局“在商言商”的立场,亦消解了批评者的批评指向。相关的出版数据也表明,中华书局借助双方论争的公共效应,加大营销力度,取得了显著的出版实效,成为这场公共危机的最大赢家。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生活书店《店务通讯》创办始末及价值初探

文章以生活书店1938年1月创办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创办始末、栏目设置及编排、编辑理念和价值所在。作为生活书店的“机关志”,《店务通讯》的创办是顺应书店发展之需,虽存续时间不长,但较为完整、全面地记载了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内部管理、运作状态和发展轨迹,在当时起到了互通消息、沟通业务和教育同人的作用,成为内部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桥梁。此刊所蕴含的价值也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出版社经营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莽原》周刊与鲁迅早期编辑思想的实现

《莽原》周刊是北京鲁迅首次以主编身份创办的期刊,是新文化主将鲁迅和以青年作者为主力进行文学批评与创作的阵地。就编者鲁迅与刊物的关系而言,鲁迅的编辑思想在《莽原》周刊中基本得以实现,刊物在整体上符合鲁迅的预设与期待;就主编鲁迅与青年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场如同师生间的思想碰撞在《莽原》周刊上得以迸发出战斗精神的火光;就刊物本身而言,《莽原》周刊搭建了文艺创作者之间互动的平台。

古书新造:民国古籍出版热中文本的再生产逻辑

从20世纪20年代至全面抗战前的10余年间,大规模的古籍出版活动在传统文化式微的语境下,创造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从出版视角看,此次传统文献“出版热”自有其迥异于过往的生产逻辑。在正典化不断远去的文献生产前提下,通过建构纪念碑性,大型古籍丛书的生产活动被再度嵌入政治的框架内运行,知识的政治建构在这一时期是古籍出版活动整体上极为凸显的特点。于外,古籍以展览和馈赠的方式走出国门,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于内,古籍则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之手抵达新时代的阅藏场域,迎接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匿名化读者。总体上,古籍的物质性特征被放大,不论是在为国家提供外交象征物时,还是在为读者提供合宜的读物时,文本性的地位均遭弱化。

出版史学的想象力:从书籍史研究范式借鉴到出版场的建构

出版活动以“物”的形式为体现,但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物性的人类生产实践,出版史研究的“见物不见人”归根结底是研究者对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的出版的认识存在偏差,忽视了出版物生产背后的人类社会关系。除了载体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历史变化,出版“物”的到场与人的在场/不在场,以及人与物所处的社会历史场境,都应是出版史研究的内容。不同于中国书籍史偏重文献版本的学术传统,西方书籍史研究将以书籍为中心的编纂、生产、流通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不同参与者在相应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事实都纳入研究视域,对激发出版史学想象力起到重要补充作用,而书籍史研究中“过去何以成为过去”和“过去何以形塑今天”两种取向的差异,提示出版史可以通过对共时性结构的历时性研究还原人与关系的历史性在场。

启蒙与动员:生活书店《战时读本》出版与传播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邹韬奋等进步人士领导的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教科书《战时读本》。在内容上,《战时读本》超脱国民党教科书“党化教育”的要求,在共产党影响不足的国统区暗合其全民抗战理念,赢得更广泛受众。从审查过程看,国民党统治区的教科书出版实际掌握在生活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手中,出版机构的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决定了教科书的主旨和基础教育的内容。

论清代文言小说扉页的刊印形态及其文体特征

清代文言小说的扉页设计展露出较为明显的文体特征,这集中体现在它的广告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无论是介绍正文、标明书价、征集书稿还是采用艺术书体并留下题写者款识,它都具有独立的商业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扉页特征与白话小说相互影响,一方面,白话小说扉页的书名广告、续书广告、识语广告刺激了清代文言小说扉页广告的出现;另一方面,清代文言小说的扉页题署也由艺术性向商业性递变并自然过渡到白话小说之中。作为一种文体标识,对清代文言小说扉页特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其刊印形态的认知,而且可以加深对文言与白话交融的理解。

“新青年”的身份书写与角色塑造——基于《新青年》的文本考察

《新青年》通过编读往来的方式,建立“先生期待”与“学生崇拜”之间的身份关联,借助“非孝”“破家”“立人”等青年发展议题的策划与传播,引导青年开展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主体身份等不同层面的思想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青年的集体身份认同,塑造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青年形象。《新青年》杂志办刊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书写-阅读-交流”机制在塑造青年身份群像,引导青年从文本走进现实、从理论走向实践,自觉担当时代青年角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透过《新青年》杂志的历史与文本窗口,其设置青年话语议题、调适青年发展张力、搭建青年交流平台、培养青年革命精神的经验和做法,是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的重要借鉴。

同乡、同事、同年、同道:《东方杂志》早期编辑作者群聚合途径考察(1904—1910)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表现之一。聚集在报刊背后的编辑作者群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士人到职业报人的转变。《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其初创阶段(1904—1910)的人才聚集以同乡、同年之谊为核心,又有同事关系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人情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政治取向的共同性也不容忽视。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计划翻译模式”研究

“十七年”时期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和外文出版社为代表的国家翻译机构翻译实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模式,即“计划翻译模式”。首先,作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组织者与业务负责人,叶君健经过“下乡”完成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和思想认识的改造。其次,作为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国文学》精心设计翻译策略,开展国家文学翻译实践。再次,作为国家翻译机构和国家文化单位,外文出版社服务于国家对外宣传的翻译目的。最后,翻译界经过组织化、计划化的整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工具,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

重勘历史“现场”——评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

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致力于通过研究报刊这一大众媒介,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发展过程。该书以深化“人”的研究、发掘“边缘”的意义、重构历史语境等方式来探寻这一时期文艺发展之新的可能性。此外,纵观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方法论的辩争,该书在史料的“释解”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对拓展新的研究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女性编辑群体的形成与特征

明清是古代女性文化发展的兴盛时期,突出表现为女性著作的大量编辑刻印,现存女性别集、总集、诗话等各类文献中许多由女性编辑而成,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女性编辑群体,涌现出沈宜修、王端淑、汪端、恽珠、沈善宝等一批编辑大家,她们以才、学、识兼备的编辑能力,为我们留下了《名媛诗纬初编》《国朝闺秀正始集》等多部经典之作;同时,传承、创新、丰富了古代编辑思想,深具为女性存诗存人,为历史补阙、纠误的文献学价值。

“同人刊物”与“学术公器”:中国现代学术期刊的双重角色及其契合机制

中国现代学术期刊兼具“同人刊物”与“学术公器”双重角色。“同人刊物”通常由具有共同学术理念的学者群体创办,强调特定的学术立场和流派特色。而“学术公器”则作为广泛交流的平台,反映学术共同体的多样性,并促进不同研究的交流。这两种角色的契合得益于“群而不党”的办刊机制、“编研一体”的期刊与共同体融合机制以及“期刊承认”等同于“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术评价机制。这些机制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学术期刊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事业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主要围绕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反帝反封建开展出版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主要围绕服务党的武装斗争、服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开展出版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围绕“抗日”主题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系统化、规模化开展出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围绕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为夺取全国政权做思想准备开展出版工作。党的早期出版事业因党而生,因党而兴,与党同行,为党服务,具有鲜明的党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