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权衡,也有必要这样做”。因此,他曾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当时被错划的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以及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中华书局工作。这就是为后人广泛称道的“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原则。戴文葆先生在《我爱中华》的回忆文章中说,中华是他“大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他“如同进了研究院一样,咧嘴欢笑……”这种集出版、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中华气度,可谓是一种精心擘画的文化大手笔。

新中国派遣第一批学习出版业务的留学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为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加强对各个领域人才的培养，党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大规模向前苏联(以下均称苏联)和东欧各国派遣留学生，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

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纪事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曾出现第一家公私合营发行机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自1951年1月1日成立，至1953年底结束，并入新华书店。这个发行机构在短短三年中，因何而起?因何而止?它在三年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过去未见有系统地报道过。

期刊王国的珍品——《诗刊》创刊号

期刊的创刊号是办刊人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既体现了刊物的办刊宗旨、风格，又介绍了刊物的栏目设置、文章特色，因其内容丰富，注重质量，编印美观别致，因此很受读者的欢迎，也深得藏书家和图书馆的青睐和厚待。在众多的期刊创刊号中，1957年1月25日创刊的《诗刊》创刊号更具特色，一直被学术界、收藏界和图书馆视为珍品。悠悠近半个世纪过去，至今尤其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