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4版G236与G256.4的研究——书评文献分类的缺憾

针对目前图书馆在类分“书评”类图书时所存在的问韪,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对《中国法》(4版)G236、G256.4两类的立类提出了一些看法。

耶鲁大学藏心耕堂本《引痘略》研究

《引痘略》是广东南海邱熺于1817年编写的一部论述接种牛痘的医籍。至19世纪末,该书几乎遍传全国,现存版本不下76个。出版于同治元年(1862)的心耕堂本,由邱熺之子邱昶重镌,存世数量极少,现已知仅有山西本、广图本和耶鲁本。着重介绍耶鲁本的版本特征,以及其与广图本及1862年前出版的多种《引痘略》版本的区别,并从全国暴发疫情、种痘得到官方资助以及抵制假冒三个方面探讨了心耕堂本的出版背景,以及从版面和内容设计显示邱氏种痘的正统地位、他者叙事展示邱氏的仁术神功和奉献精神、五世作者群体彰显弥久善心等方面探讨了该书的编纂特点。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考略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为四库存目之书,现存两种,一种为藏书家孙仰曾呈献之明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一种为近年新发现的两淮盐政李质颖采进之清抄本,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文章对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的版本、源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秘阁元龟政要》中关于该书的撰者、撰写时间、阙佚等进行了考证。经考证,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内容丰富,可以补《明太祖实录》《东潜文稿》等历史文献之不足,还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敦煌文献与西夏文献在杂字蒙书发展史上的价值

文章透过敦煌文献及西夏文献中“杂字”类蒙书的通盘考察,藉以弥补宋前杂字蒙书文献不足的缺憾。以宏观的视角将之置于中国杂字蒙书发展史进行评估与考察,并从杂字名义的厘清与溯源泝流,及内容、形式、体类的分析,持与宋元明清杂字书相比较,阐述其具“歌括式蒙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综合识字与庶民用字双轨并行”“分部立目小类书式杂字的萌生”“收录词语的多寡因时地而增删”等特色,总结其在中国杂字发展史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藉以凸显敦煌学发展在力求走出敦煌,结合传世文献的同时,延伸至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当可发挥互补互证,相辅相成之功;加大敦煌学的纵深与广度,拓展敦煌研究的新天地。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补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先生校注的梁代释慧皎《高僧传》,是目前所见最好的《高僧传》整理本。问世以来,学界对其中存在的校勘问题多有抉发和补正,然而仍有一些尚待解决。我们通过对勘收集到的四种日本古写经善本《高僧传》(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等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高僧传》卷五,(东京)三美印刷株式会社2015年印刷)。

谈谈敦煌经部文献校勘的知识储备问题

敦煌经部文献的校勘整理,除了应具有进行传世文献校勘所必须具备的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古代典章文化方面的基本功以外,还需关注敦煌写卷的书写体例、唐五代西北方音、敦煌文献的避讳、写本旁注字、文字演变史以及清人的研究成果,如果在这几方面认识不足,就会出现校录及结论考订方面的错误。

吕才《阴阳书·历注》与唐历——具注历源起新说

唐太宗曾命吕才等人编修《阴阳书》,此书“历注”二卷被作为注历书长期使用,可以视作最早的注历书。梳理敦煌吐鲁番出土具注历与日本藏《大唐阴阳书》抄本后发现:一、《大唐阴阳书》抄本即《阴阳书》卷三十二、三十三“历注”部分,与出土唐至宋初具注历历注顺序、类目相同,内容相关;二、今存最早的具注历为唐高宗显庆三年具注历,晚于《阴阳书》,具注历阴阳历注内容应系从后者抄出。因此推断,具注历的产生与《阴阳书》有关,时间不早于太宗贞观十五年。

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用古诗文篇目的版本问题——从《孟子》“斯人”与“是人”之争说起

通过对《孟子》版本源流的梳理,发现诸版本仅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记载,且“是人”的用法更接近战国时期的文法习惯,而“斯人”之说源自其他文献对《孟子》文本的征引。为了发挥正面导向作用,避免近年频发的古诗文选篇的异文之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亟待进一步优化。不仅要充分利用影印本、整理本等优质文献资源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和异同的比较,从中甄选出最可靠的文本,而且应当标明所选版本与典型异文情况,向中小学生普及文献学常识,传递正确和理性的版本观念。

整体性治理与高校有组织科研协同创新能力研究

深入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加快强化协同创新能力对于落实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实现科技发展新突破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有组织科研面临着协同创新机制不够完善、协同创新能力弱小、跨部门协同攻关乏力等主要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文章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基于整合、协调、网络三维度,提出党建引领、制度统一、资源均衡、信息共享、网络关系等影响有组织科研的五大关键变量,并探究其与协同创新能力的作用关系;通过问卷调查,获取重庆市各高校有组织科研的273份有效数据。通过多重中介模型分析发现,党建引领通过加强统一制度建设推动构建多主体合作网络关系;合作网络共同体以推动资源均衡分配、加强信息共享的方式为中介,为有组织科研提供各类充足的资源保障和关键的信息赋能,从而对协同创新能力施加影响。文章为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问题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经过一百多年的整理和研究,大多数已经有了标准的录文本。目前,中国古代文献已经进入数字化阶段,但敦煌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图片,而不能检索文字。文章从图片、编目、电子文本、检索四个方面,探讨敦煌文献真正数字化的途径。

敦煌藏文写卷《开示轮回》解读

敦煌藏文文献P.T.24.4、P.T.24V.1、P.T.32BV.2、P.T.459、P.T.580V、P.T.757V、P.T.977.4、IOL Tib J 335.I等八个抄卷实为同一部文献。这些编号在相关目录著作和影印本中的命名多有出入,个别亦未命名。本文根据文献题名统一将其定名为《开示轮回》,并以P.T.24.4+P.T.24V.1为底本进行录文、翻译、解读,并指出此文为受藏译《法句经》、《入菩萨行论》等佛经文献及汉文佛经变文影响而创作的一部唐代吐蕃时期的佛经变文.

鲁迅西三条之校订《嵇康集》及其他

1924年6月初,鲁迅在迁居北京西三条寓所后,再次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校勘《嵇康集》是鲁迅古文献整理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分析这一工作,可以看到,鲁迅将古文献研究整理、翻译引进、文艺创作视为其文化工作的三个基础性项目,并使之不断地相互促进,最终使其文化工作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完成了由文学家向文学活动家的转变。

书商的狡黠:《徐文长佚草》医学文献之谜发覆

自1926年慈溪沈德寿排印本《徐文长佚草》行世后,徐渭有医学著作的信息已然成为事实。然而,在徐渭的诗文中无为人治病及自行处方服药之记录,与其相关人员也未言及其能医。而比沈德寿排印本《徐文长佚草》更早的同名同卷本——清初息耕堂抄本《徐文长佚草》根本没有医学内容。沈德寿排印本《徐文长佚草》中的医学部分其实是明代医官方谷《医林绳墨》卷七、卷八中的内容。

形式服务转向背景下面向信息资源管理的图书馆学学科创新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名称调整为“信息资源管理”,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要主动面向信息时代带给图书馆传统服务内容空壳化的挑战与机遇。数字化信息化正在“掏空”图书馆传统内容服务,图书馆面临生存危机,为此,形式化突围成为图书馆学新的研究对象和命题。图书馆形式化服务需要建立在图书馆的仪式感之上,重塑仪式感是图书馆安身立命的重要实践,也是学科创新的机遇。

《西湖志》四十八卷

《西湖志》号称“西湖第一书”,雍正年间由浙江总督李卫主持修纂,吴焯、厉鹗、杭世骏、沈德潜等47位名家参与撰修,凡四十八卷,仿通志体例,分门记载,列目二十,并附有大量精美插图。此书是记载古代西湖和西湖文化历史的珍贵孤本,也是关于古西湖最具权威的一部“百科全书”,成为“西湖文化学”的起点。

程千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之发挥及其典范意义

程千帆自称平生服膺章实斋之说,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创作出具有新境界的《校雠广义》,将校雠目录学发展到新境界,而且在以选本形式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中选入《文史通义》五篇文章。就论述的深度和重视度而言,程千帆无疑是阐发章学诚文论思想的第一功臣。程千帆对章学诚所谓“专家独断”之学不仅有深入理解,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章学诚的这种为学精神与学术方法,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此为起点,程千帆综合中西文论,将考据与批评结合,建立了一种文献学与文艺学完美融合的两点论文学研究方法。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的学术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充分表明章学诚学术对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有深刻影响,在继承、发扬并创新前人学术精神方面,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黄本骥《古誌石华》的成书与版本流传

《古誌石华》为清代湖湘学者黄本骥收录与考证墓志之专著,共30卷,所收墓志自汉至元共282方。黄本骥道光二年初次科举失利后入陕游历,接触墓志石刻并开始着力收集拓片。道光九年,他整理所收集的墓志并附考证按语,编纂成集进行刊刻,形成《古誌石华》初刻本。又经十多年搜集寻访,黄氏在道光二十七年对初刻本增删内容,重新排编,后由湘阴蒋环刻版,形成通行本,后续道光间知敬学斋刻本、光绪四年古香阁刻本等版本多系此版翻刻。

论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经典化的翻译赞助

以五四精英的翻译赞助为中心,考量《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通过文献梳理与剖析表明:五四精英通过译前的作品和译者选择,翻译出版阶段的译本生成与出版努力,翻译出版之外对作品多元互补的大力推广,有力助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这对当下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梁衡现象”的传播价值、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兼评董岩《孤帆觅渡》一书

梁衡的个人修养、职业精神、众多名篇,统称为“梁衡现象”。他的人品与人生、业绩与创新、良知与担当,则是“梁衡现象”传播价值的核心内容。传播方式主渠道为自身魅力的引发,其次为外力的助推。《孤帆觅渡》一书起了重要助推作用。此书善于选定写作目标、长于秉持真实、喜于容纳异声,形成了不循常套、自创一路的写作风格。传播效果上,除了直接性效果,取得了少见的间接性效果,在作用人们头脑的同时,参与了社会生活,形成了完整、清晰而独特的传播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