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民事纠纷的图景与制度完善研究

对档案领域内发生的民事纠纷开展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档案治理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情况,消解多方主体民事纠葛,促进档案事业健康发展。以1998年到2022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档案民事案件为研究样本发现,在纠纷类型方面,档案民事纠纷集中于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人事争议和人格权纠纷。纠纷的频发暴露出档案服务外包工作法律风险较高、法院对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观点不一、职工人事档案纠纷的案由归属不一的问题。对此,本文针对性地提出规范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过程、将人事档案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认定范围以及明晰个人档案的权利归属和保护路径等纠纷化解建议。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档案重要论述的发展与启示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有关档案、档案工作与档案事业的论述。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五位领导人的档案论述既具备共性又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结合其发表论述的时代背景分析发现,五位领导人对档案价值的认知与时代相契合、反映社会需求,要求档案工作环节不断拓展、规范性逐渐加强,指引档案事业的管理体制调整优化、法制建设逐渐强化。

习惯法在民国江苏地方法院民事裁判中的赓续与鼎新

清代末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章程,使得中国现代司法体制开始建立,裁判过程随之发生变革,为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革新做了铺垫。当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许多地方保留的民国司法档案还没有得到有效整理,因而对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在新旧交替之下的司法裁判实践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法源的继承和变迁是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民国江苏地方法院的裁判文书对于民国时期习惯法在民事裁判中的运用有具体呈现,不仅直观反映出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对中国传统习惯法利用的继承与赓续,同时也见证了新式法治理念下中国司法裁判制度的革新过程。

白色迷雾中的红色珍档——上海市档案馆藏地下党“伪装书”品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国民党的打压下,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或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书刊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制,但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斗争从未停止过。面对残酷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一种独特的革命出版物样式——“伪装书”。

我国近代档案学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

85年前,《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付梓。这本由何鲁成先生编撰的档案学著作的问世,奠定了其作为中国档案学初创时期代表人物的地位。85年后,该书由天津市档案馆征集进馆,回到了兰台人的手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何鲁成,江苏武进人,其舅父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民主爱国人士沈钧儒。何鲁成青年时曾与天津有过一段渊源。由于他的父亲长住北京,因此何鲁成12岁时北上投靠父亲,而此时的北京正值大动荡年代,于是他的父亲把他安置到天津南开中学读初中。

从档案用纸谈民国档案保护问题

民国档案自形成距今已有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些档案大多历经战乱、病害重重,面临诸多保护问题。本文拟以民国档案用纸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民国档案用纸所处的造纸背景以及相关立法规范,梳理民国档案用纸种类,结合民国档案用纸保护现状研究,探讨民国档案用纸面临的保护问题,提供保护建议。

先秦买卖契约文书“质剂”法律效力的时空属性考

作为我国最早的买卖契约,“质剂”的法律效力于《周礼》有简要记载,但这些记载是否真实、其时空属性设定是否可行,至今未被有效考证。文章基于先秦典籍和考古实物等多重证据,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厘清“旬”“期”等时间类名词和“国中”“郊”“野”“都”“邦国”等空间类概念,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法将《周礼》所载“质剂”法律时效与西周行政区划进行对比验证,发现其匹配程度高、现实可行性强,指出《周礼》对“质剂”法律效力的记载是可信的。据此阐明讼主逾期不至的原因、商品所有权变更不适用“质剂”的法律时效及其时空属性设定对司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旨在丰富历史文书学理论内容和促进档案管理实践改革。

论清代勘验制度与申状、申文、验文、详文发展演变

清代勘验是一种所涉范围广泛的政府行为,包括:官学考验,保举验看,捐纳验看,肃贪验赃,武备勘验,军兵勘验,刑法核验,工程勘验,仓库察验,盐、茶、漕验,民生核验。由此,诞生了专门的验勘机构及相应的验勘文书。从宋元申状发展到清代申文,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申状、申、验是一脉相传的文种。文章还分析了清代申文分解为“验文”“详文”的内在依据和外在特征。

中国古代地方诏敕文书专藏场所的功能流变考述

现有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一种“官史”结构,聚焦于官方档案库,疏于对民间档案场所的挖掘梳理。“敕书之室”历经了一个由“官”至“民”的鲜明转向,在我国古代档案史庞杂繁复的脉络体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古代官方档案机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民间档案保管场所的典型案例。“敕”为皇帝专用,以“敕”名即尊君;以“敕书”名室,则喻其专藏性质。其建筑形制有敕书楼、库、阁、堂等。已有研究的历史视野和认知框架相对固定。

明清档案“数转模”项目实践探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明清档案“数转模”项目的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档案信息存储于不同介质的转换过程,其操作实践主要是在档案信息资源从纸质载体转换到数字化存储介质的基础上,再将数字化存储方式转换为以胶片为载体的模拟技术存储方式。从操作实践情况来看,“数转模”项目既是一项巨大的项目管理工程,同时又是前后贯通且流程缜密的一个完整工作链。

清代玉牒龙柜制作时间考

明清档案龙柜是清代皇家用来贮放玉牒的档案装具,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故宫”)。清朝每次纂修玉牒,工部都会制造精美的龙柜。龙柜以杉木或松木为材料,外经披麻、挂灰、髹漆,并雕戗流云、龙纹及海水江崖纹等中国传统纹样而成。根据用途和颜色,有黄、红两种,黄龙柜用于贮放宗室玉牒,红龙柜用于贮放觉罗玉牒,柜体中间立柱上分别用满、汉文字书写“大清宗室谱牒”和“大清宗族谱牒”字样,虽仅一字之差,却标明了柜内所存玉牒内人员身份的差别。清代玉牒龙柜制作精美、工艺复杂、雍容华贵,凸显着皇家气派。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明清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

明清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和开发的现状、数字人文与明清档案工作的特征上的契合性及数字人文与明清档案工作之间的关系,使得在明清档案工作中引入数字人文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意义。基于数字人文视角,明清档案保管主体应当借鉴吸收数字人文的理念、技术与工具方法,并充分结合明清档案工作基础和实际要求,从不同方面进一步做好明清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开发。

“蜜月期”的中苏文化关系述论——《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读后

由中国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联合编纂的《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中文版(以下简称《汇编》)于2022年11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汇编》是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框架下,经过中俄两国档案专家多年努力共同完成的重大成果,是中俄两国档案部门密切合作的集体智慧结晶。《汇编》收录了两国档案馆珍藏的248份重要历史档案文献,其中既有中苏两国签署的条约和协议,两国政府的决议、会谈纪录、代表团出访报告,也有两国有关部门的往来信函,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公开出版,真实反映了1949—1960年间中苏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大众传媒、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等领域合作交往的历史。

深耕与细化:近五年中国档案史研究述评

对近五年来中国档案史研究成果的发文时间、作者发文情况、来源期刊分布、关键词分布等进行分析,提炼出古代文书研究、档案史史料研究、文档名词研究、历史档案整理研究、近代档案人物思想研究等五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总结出研究成果存在研究人员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和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研究内容较分散、研究思路还不够开阔、学术成熟度较低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未来中国档案史研究着力点应落在中国档案史史料学研究上,它是档案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川省所存清代藏事档案述论

四川省存留的清代藏事档案数量大,内容丰富,反映了清代四川省藏族聚居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与趋向,以及这一地区在当时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并对这一格局形成高度认同的历史进程。对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乾隆三十三年昌吉之变新探——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为中心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爆发的昌吉遣犯起事不满一日即遭镇压,未对当地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冲击。就其性质而言,仅是一次集体暴动逃亡,并非大规模的烧杀抢掠犯罪,更非以攻城略地与清朝当局分庭抗礼为目的的政治性反叛或起义。通过对满汉文档案的梳理、考证可知,《阅微草堂笔记》有关起事日期、原因及被镇压经过的记载,充斥着与史实不合之处。纪昀还塑造了昌吉通判赫尔喜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高大形象,全然不符实情。从史学研究角度看,该书至多只能列为笔记杂谈之流,难作信史。

中国古代“会典”档案史史料研究

“会典”作为专记法典政制的典籍,详细记述了古代各级政治机构、设官职掌、典章格律及其沿革,是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档案文书、实录、官修书籍等,所载事物与档案、档案工作密切关联,特别是权威性与真实性高、统分紧密结合与结构科学合理的内在优势使其在档案史研究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档案史史料,它们涉及大量档案机构与人员、档案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多维视域下的十六国公牍文考索

以往对十六国公牍文的考察偏重于史料文献的研究,若立足于多维视域,十六国公牍文不仅有朴实当行的文体特征,还包含丰富内涵,广涉政治、军事、宗教等诸端,承载崇儒立礼、振兴文教与融合夷夏等民族政策,更带有深厚的文化浸润与文学魅力。从文化的维度看,十六国章奏符檄展现了尚质渊源、风俗书写与善牍传承等异域文化图景,同时流露出祖先崇敬、南北冲突、勇武开拓等民族文化心理。从文学的维度看,十六国时期纯文学创作寥落,而疏牍则反映出隽炼、耿介、刚柔相济等潜在文学风貌,为相对枯槁的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活力,成为北朝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云南府滇池鱼课司与河泊所述略——基于滇池鱼课司大使霍思诚档案的考述

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平定云南后,派遣大量官员前往云南开展行政治理工作,霍思诚被派至滇池鱼课司任职。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典籍《元官藏》纸背载录了两则关于霍思诚的档案史料,其一是霍到任后写给家人的信札,其二是霍在滇池鱼课司任职期间所经手的文书。对两份档案进行解读,分析其中的人物活动及所涉机构运作流程,为研究明朝初期云南的治理与开发情况、明代公文形式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亦对研究明代云南府滇池鱼课司、河泊所的设置和功能,以及渔税管理制度有重要价值。

论《周礼》记载的行政管理文书与档案

在我国古代档案史中，《周礼》是极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是一部较早、较系统地记载先秦档案工作的古籍。《周礼》在记录当时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反映了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档案工作的一些情况，其中主要涉及档案编制与运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