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转向比较研究

技术政治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焦点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布局和秩序构建展开,国际科技合作的驱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国家战略转向态势明显。本文以技术政治时代的重要特征作为变革动因,选取中国和美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采用“目标-理念-路径”分析框架对两国在战略目标、战略理念、实施路径上的转变方向进行对比,接着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总体发展态势、主导地位变迁、合作网络演化3个维度进一步开展量化验证和具体分析。战略转向趋势的多维度对比结果表明:①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战略布局呈现差异化走向,美国以排他性多边主义框架为核心的“技术联盟”战略逐步形成,中国则以“开放创新”为核心理念,由参与全球创新转向引领全球创新;②中国在时代变局中所受影响更为明显,析出的合作需求还未得到充分转移和补充;③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能级和利用国外科研资金方面尚有提升空间;④在共同关注的全球性挑战议题上,中美仍有持续合作空间。在此基础上,从战略层、战术层、操作层提出启示建议。

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发明者合作网络形成机制研究

聚焦探讨不同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发明者合作网络形成,基于2004—2021年华为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据,构建发明者合作网络,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行动者属性和内生结构效应对发明者合作网络形成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发明者合作网络是稀疏网络,呈现星形结构和闭合三角形结构共存的网络结构模式;发明者协同创新能力抑制新合作关系的形成,但发明者合作伙伴多样性和合作深度均促进新合作关系的形成,且具有相同水平合作伙伴多样性或合作深度的发明者之间更容易建立合作关系;发明者倾向于与处于中心位置的发明者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与具有共同合作伙伴的直接合作伙伴建立新合作关系。

基础研究的内涵、特征与提升路径

人类的科技进步离不开基础研究的贡献。基础研究常常是解决应用层面关键核心技术的前提,进而导致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开发。原始创新是基础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我国当前处在提升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的历史关口,可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建制化基础研究;聚焦重大问题,抢占科技制高点;培养青年才俊,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以解决我国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遭遇的“瓶颈”问题。

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金管理机制优化策略

中国石油为支持基础研究、加强科技创新,1993年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主要面向高等院校和各大科研院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构建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经过30年发展,资助经费超3亿元,已成为高校和中国石油共同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的创新平台。近年来,中国石油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工作,进一步健全基金资助体系,对科技创新基金进行科研管理范式变革显得更为迫切。面对新时代学科发展需要、国家对国企开展基础研究的新要求、科研管理信息化发展等趋势与挑战,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金稳步推进“明确项目资助导向、完善项目资助体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三大核心改革任务,从指南体系、资助形式、人才团队建设、成果转化应用方面,探索创新发展的管理新机制。同时建设信息管理平台,开发科技创新基金系统,实现项目全流程管理,进一步促进了科研管理新机制与信息化的融合。

基于PDCA管理循环的科技应急情报服务研究——以福建省科技应急情报服务为例

科技应急情报是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科技应急情报服务能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出防控判断与决策支持,发挥风险评估、监测预警、资源保障和决策咨询等重要作用。通过PDCA管理循环在科技应急情报中的融合应用分析,建构基于PDCA管理循环的科技应急情报服务模型,并归纳总结该模型的应用成效。在科技应急情报中应用PDCA管理循环方法,可以有效提升科技应急情报的精准性和服务的有效性,丰富应急情报体系内涵,对应急管理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以浙江为例

合成生物学作为融合生物学、工程学、化学和信息技术等学科的新兴领域,是21世纪生物学领域催动颠覆性创新的前沿代表,也是带动未来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本文分析探讨国内外合成生物学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美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内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在专利申请等基础研究方面已有突出优势,初步形成以深圳、天津、上海为代表的合成生物学发展模式。结合浙江省合成生物学在技术储备、创新平台、标志性成果等方面的发展基础,基于比较分析视角研判其在战略谋划、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和科技伦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加快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推动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效应影响及经验启示:综述与评估

大科学装置具备重大科学意义、国家意义和社会意义,学界对大科学装置的关注与日俱增。基于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OS)和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对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筛选和编码,并展开系统分析和内容分析,对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进行系统全面梳理,把握整体研究脉络的同时,挖掘其研究特点。已有研究达成若干共识:大科学装置通过适应环境变化实现长期生存,对大科学装置的评估需要采用多维度、多手段的框架体系,大科学装置具有显著的科学效应和经济社会影响,但资源开放共享仍有不足。进一步对研究特征、演进逻辑和理论联系进行探讨发现,政府、高校与企业等主体间关系,对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效率水平评估以及如何选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与运营模式从而提升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是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政府角色及边界是大科学装置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管理模式与治理结构、产出评价和资源共享乃至各种影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均由其决定。

脑机接口领域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作为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深度交叉融合的前沿新兴技术,脑机接口近年来发展迅猛,重大突破频现,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脑机接口对传统伦理原则提出的挑战涉及物理、心理与社会等多个层面。在侵入式脑机接口已获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合伦理的脑机接口正成为各国神经科学家、工程师和伦理学家的关注焦点。为了化解脑机接口伦理风险,我们有必要加强监督管理,提升伦理素养,深化跨学科合作,通过建立健全伦理规范与监管机制,确保脑机接口技术能够真正增进人类福祉。

论党的自我革命的中华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结晶和时代精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具有中华文化的基因。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强调“做人”的道德特性,营造了“修身为本”的文化土壤和氛围,主张执政集团必须根据一定的政德规范及理念“自律”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术语源于儒家后期的“心学”修养方法,而修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就必须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党性修养为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演变与发展策略研究

文章总结了我国建国早期至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至十八大、十八大以来等3个不同时期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的战略定位、重要贡献、管理模式及特征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模式与国情紧密相关,美国实行灵活的“DARPA”和“DIUx”模式,日本则实行层级分明的管理模式,而我国的科技计划体系则实行顶层设计、统筹实施的“新举国体制”模式。论文运用理论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科技计划设置的特点和组织管理经验等进行分析,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发展策略,指出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领域的布局,强化有组织科研范式的改革,完善多元的科技资源投入机制和需求为导向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强化以创新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

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以重庆市高校为例

科技人力资源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核心资源。高校科技人才是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高校科技人才服务机制,激发高校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重庆市高校科技人才和科技服务者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挖掘、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校科技人才服务存在服务制度需强化、服务内容待深化等问题,并由此对完善高校科技人才服务机制提出建议。

科技治理范式下的人才评价:理论指向与实践进路

当前,以科技管理范式为应然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相对滞后于科技治理改革实然,导致人才评价实践中衍生诸多问题,亟需建立符合科技治理需要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但是,由于科技治理的理论内涵尚未厘清,对于人才评价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为阐明科技治理时代的人才评价实践进路,本文首先从目标、行动、话语、组织、规范5个维度对科技治理的理论内涵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科技治理时代的人才评价应将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作为评价目标、以网络结构重塑评价主客体关系、面向合作重构人才评价标准、以平等对话改良评价方式、在行动中规范人才评价过程。

人工智能风险的试探性治理:概念框架与案例解析

有效治理人工智能风险与发挥其溢出带动的“头雁效应”同等重要。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竞争视角下的治理路径,都难以作为人工智能水平领域治理的主导逻辑。采用“技术双向性”的研究思路,构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试探性治理概念框架,以深度伪造技术风险治理为典型案例进行探索性解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是一个技制迭代协同演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技术治理由“被动检测”逐渐发展到“主动检测”;制度治理从“间接监管”逐渐转向“直接监管”;技制迭代发展由“治标型协调”演化形成“治本型协同”。有效治理人工智能风险需要树立弹性思维观念,把历时分析和辨证思考引入治理过程,及时、合理地配置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

加强省级农业科研院所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思考——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为例

农业科技特派员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业新水平、打造农业示范样板、培育乡村新农人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为例,阐述了省级农业科研院所科技特派员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分析了科技特派员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树立科学服务观念、强化精准对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管理运作模式等加强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对策措施,以供参考。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已经成为全省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等方面积极作为,是支撑学科建设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实验室也存在布局不够合理、与产业结合不紧密、绩效考核方式有待改进、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国家、发达省市关于重点实验室的布局设计、推进举措、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研究提出省重点实验室优化的路径。

开放科学环境下负责任评价实现路径研究

开放科学的发展正在改变学术交流生态,同时对传统科研评价产生挑战,对于科研评价创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负责任评价(RRA)应时而生并成为开放科学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实现RRA成为关键问题。本文解析开放科学环境下的RRA内涵,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进展,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RRA的实现路径,以期为“破四唯”指导下的我国科研评价提供借鉴与参考。以典型内容文本为数据源,通过关键词提取和共现分析得出结论,即以研究质量和影响力为主维度,以知情同行评议为主基调,构成国际RRA改革的主要思路。在分析开放科学背景下我国学术交流新业态与RRA的基础上,提出我国RRA的三层结构框架。其中以识别科研新范式为情境,以改善宏观政策为支撑,以改革评价方式为实操,以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对象精准化、评价方法循证化为路径,建立有利于潜心研究和创新的我国科研评价制度,并回答科研评价改革的必答题:“谁来评”“评什么”“如何评”“怎么用”。研究认为,建立质量意识、培育“影响素养”、达成评价系统变革的国际共识,从而提高RRA的互操作性和可移植性,避免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碎片化是保证RRA顺利实施的关键;将负责任评价理念与实现路径本土化,营造有利于开放科学发展的学术交流环境,将成为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新使命。

区域人才创新指数构建与评价——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人才是中华民族赢得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客观、科学地评价城市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确定人才创新指数的概念内涵基础上,科学合理的人才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展开,对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其一,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指数逐年提升,发展态势良好;其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异质性显著,且中心效应较为明显。基于指数评价结果,人才战略的制定应当围绕人才规模、人才流动和人才产出方面进行,以进一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需求探索

以某机构面向全国各地的437名培训学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座谈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手段开展调研,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座谈访谈资料进行数据处理,构建包含资源保障、创新环境、价值实现等三维度主体要素的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需求体系框架。进一步按照需求体系框架开展深入研究,发现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需求的主要问题是,资源条件保障方面时间精力不足、物质支持不足、发展平台局限、科研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创新环境方面学术自由受限、交流互动不足、产学合作实施困难、缺乏团队协作,价值实现方面评价机制有待改善、成果转化应用机会不足、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自我价值实现困难。建议相关部门积极主动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紧密围绕研究发现问题多角度多渠道最大限度满足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需求。

协同创新理论下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路径探索——基于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经验启示

为推进中国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和协同创新,运用协同创新理论,基于对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协同创新的实践经验分析,结合中国当前面临被西方主要国家技术封锁的严峻形势,探讨协同创新促进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路径。协同创新包含了多方创新主体、共同目标、优势互补和合理分工、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协同效应等五方面的核心要素,其结构从简单无序布局向高级有序组织变革转变为网络化创新结构,因此要确保协同创新成果实现,需要充分考虑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风险控制等因素。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使命、充足的财政投入与多元化经费来源、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人员组成多元化的强大科研团队,其发展总体呈现开放化、网络化的对外合作趋势,在协同创新方面形成了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聚焦、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强化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以及鼓励创新、营造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等经验举措。借鉴美国经验,深化国际合作和加强内部合作是应对挑战、促进国家实验室建设的两翼。因此,应对当前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共享与合作交流的理念,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立高效协同机制,实现多领域协同创新、引领学科交叉创新,并积极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探索的科研文化氛围。

云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研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是新时期推进区域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探索,当前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结合各区域特点建设趋势明显.通过现有示范区建设经验总结,分析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基于平衡计分卡管理工具,从促进区域创新发展、面向南亚东南亚、激活企业内生动力出发,提出云南示范区建设除了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型创新区域外,还可依托于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大型企业开放创新形成科技特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