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小学海洋教育的理念、路径及启示——以“海洋教育先锋学校计划”为例

2007年《海洋基本法》颁布后,日本中小学海洋教育发展迅速,2017年开始实施“海洋教育先锋学校计划”,着眼海洋教育课程的开发和海洋教育中坚力量的培养。日本沿海地区学校倾向于采取体验型海洋教育,而内陆地区学校倾向于实施“事前—体验—事后”型海洋教育。研究发现,日本中小学的海洋教育由沿海逐步向内陆推进,在实施过程中教学主题设置多元,教学内容丰富,但知识的整合尚有待完善;海洋教育的实施与学科教学高度融合,课程呈现综合性,但教学过程系统性不足;校内外协同机制灵活,合作方式多样化,但社会资源不均导致学校间海洋教育效果存在差异。日本海洋教育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提升海洋教育的实效性提供镜鉴。

弥合少子化下的教育鸿沟:日本公营塾的经验

伴随着少子化趋势的日益加重,日本农村偏远地区的地方政府意图通过举办公营塾留住年轻人。公营塾以弥合少子化下的教育鸿沟为核心目标,旨在通过服务于学生更好升学,与学校之间优势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公营塾由日本町一级地方政府批准设立,采取町长负责制和“政府主导+部门监管+企业运营”的体制机制。经过近十年实践探索,日本在发展公营塾方面已取得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的公营塾网络;提升了农村偏远地区的升学率;拓宽了农村偏远地区的“人才蓄水池”。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资金投入存在不确定性、师资供给缺乏保障性、定位尚未达成共识等多方面挑战。借鉴日本的经验,反思其面临的问题,我国需要调整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互斥的思维模式以及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公办校外培训机构试点等。

日本地方院校赋能地方振兴的理念缘起、模式探索及实践经验——以信州大学为例

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形塑的大学“选择与集中”竞争场域中,服务地方振兴与实现特色化办学是日本地方院校生存与发展必须兼顾的双重逻辑。日本政府通过行政、财政手段开展政策诱导,在促进高等院校职能强化/分化改革的同时,将地方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进行“地域化”限定。信州大学“地域贡献”框架遵循全方位地域志向办学的组织架设理念,以地域多元利益主体的协作共生为基点,建构出集地域定向科学研究群、区域产教融合孵化地、社会协作共创中心三位一体的地域贡献体系,实现以服务地方为支撑的大学组织革新。然而也因价值定位不清、职能匹配错位、协作体系松散等问题面临“大学不安,地方不满”的实践困境。反思日本地方院校赋能地方振兴的探索与努力可为我国地方院校提供规整办学定位、互嵌区域学校职能、革新系统组织等实践经验。

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背景、目标与进展

在社会急剧变革、教育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为“最大化发展每个人的潜能”确立了“学习者本位”的改革方针,以提高教育质量、回应时代要求。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人才培养目标聚焦核心素养,希望实现从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的转变,通过学习成果的可视化重构质量保障,让高等教育融入终身学习体系。为了达成这一改革目标,近年来日本高等教育广纳多样化学习者,扩大教育对象范围;推进文理融合教育,从学习者的角度进行专业重组;强化出口质量保障,建立教学管理体制、凸显各大学的优势与特色;同时积极完善大学撤并机制,以保护学习者权益。

遏止少子化:日本家庭科课程的价值观教育对策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少子化问题,日本有计划地在中小学家庭科课程中开展以遏止少子化为目的的价值观教育。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政府通过宏观规划、政策保障和课标融入等方式为家庭科课程设计了明确的家庭观、生育观和两性观教育内容,并通过家政技能实践、“男女共学”和校社协同联动等方式深化青少年对组建家庭和养育后代的价值认同。近年来,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愈加凸显,亟须有针对性地通过学校课程开展价值观教育,树立倡导积极的婚育观念,发挥好教育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面向2040:日本大学循环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与路径构绘

面向2040年,日本社会面临高等教育规模萎缩、人才市场需求变化、地方振兴需求凸显的挑战。经AI测算,推动大学循环教育改革是破解日本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为此,日本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构绘了地方循环教育平台、数字信息共享平台、重点循环教育项目和产教融合的循环教育课程,以这些作为大学循环教育改革的支点。日本坚持以系统思维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基于循证研究布局高等教育资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和数字化转型思维整合终身教育资源,着重培育终身教育据点和人才,从而推动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多样化还是等级化?日本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研究

恰当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日本战后逐步构建了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体系,然而精英大学与其他高校之间以及精英大学内部的等级分化日益显著,且越是处于改革施策期,等级化越严重,形成了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的“表面多样化、实质等级化”。这种矛盾现象损害了日本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与社会公平,其关键原因是政府采取的“外部设计、自上而下”线性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策略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线性规律,破坏了高等教育的自组织过程,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等级化趋势不断加强且难以自发突破。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建立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应更多鼓励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高等教育分类,支持高等教育组织局部创新、促进良性竞争生态。

日本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与经验

日本当前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二战后长期探索与发展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初设短期大学专攻科,到70至80年代关于技术科学大学的探索,再到90年代初将专攻科拓展至高等专门学校,同时引入认定专攻科制度和学位授予制度,使认定专攻科真正与本科大学同级发展,最后到21世纪初对专门学校四年制学科赋予本科层次及进行现代实践型职业教育改革,并最终创立专门职大学和大学专门职学科制度,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很明显,其间形成了两条发展路径,一是在专科层次学校中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二是直接在本科大学层面发展职业教育。而同一路径或不同路径的不同类型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且错位发展。基于我国实际总结日本的相关探索经验对我国今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进是有所神益的。

“社会5.0”战略构想下的日本职业教育改革动向探究——基于日本政府及产业协会相关报告

日本从政府层面提倡和推进“社会5.0”战略,为日本教育改革带来了深远影响。基于对未来社会超智能形态的认知以及“综合知”的知识定位,日本的职业教育将在坚持类型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普通教育相融合,文理融合、研用融通以及职业教育层级壁垒的消解将成为今后职业教育深入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借助传统产学官协同机制,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将进一步深度介入职业教育,从科研投入、重点领域倾斜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为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变化。

融合与开放:日本国立大学国际通识教育建构研究

2020年教育部颁发《新文科建设宣言》,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二者为基于融合开放的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理念共识。而国际通识教育作为专业交叉融合、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和路径,已成为回应全球挑战、赋能现代教育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日本国立大学推进专业整合和知识通融,重视人才开放和国际化战略,并结合二者落实到国际通识教育实体建设,从提高学生的国际知识理解力、思辨表达能力、态度能力入手,在设立专门机构和重点基地、规范课程矩阵、设置特色研究项目、推进海内外留学派遣事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同主体间诉求错位、课程设计过于细分、模块衔接流于形式等问题,对正在构建中国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提速中国教育走出去的通识教育国际化战略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成效分析

基于日本国立大学的公开数据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以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经费状况为评价维度,可以测算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前后15年间(1989-2020年)国立大学的发展状况,以考察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成效。法人化后,日本国立大学人才培养投入增加,科学研究经费来源多元化程度得到提升,产学研合作迅速加快,政府财政负担呈下降趋势。但另一方面,日本国立大学教师继续面临着薪酬增长放缓、科研经费稳定性下降、教师队伍老龄化和近亲化等挑战。

20世纪末以来日本“幼小衔接”课程演进研究

纵观几十年来日本“幼小衔接”课程演进的历程,可以发现其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逐步明确“幼小衔接”课程建设的作用;二是不断细化“幼小衔接”课程建设的目标;三是不断深化“幼小衔接”课程体系;四是不断丰富“幼小衔接”课程内涵。该课程旨在培养儿童积极融入周围环境和未来世界的情感、意志、态度、素质和能力,进而支持儿童逐步养成生存能力,开启积极乐观的学校生活,创造充盈丰润且灵动美好的童年生命姿态。日本的“幼小衔接”课程在其学校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突出儿童始于幼儿期游戏中的具身学习,强调小学一年级的学习并不是零起点;遵循儿童中心主义理念,构建了丰富多元的“幼小衔接”课程框架,以保障儿童最大利益,支持儿童开创美好的未来。这对于我国治理“超前教”“强迫学”“小学化”式的“幼小衔接”现象,更好地推进“幼小衔接”课程改革,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均有启发作用。

日本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探索:发展历程、实践困境与经验审思

20世纪初,项目式学习随西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一同传入了日本,在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中,项目式学习成为日本中小学课程变革中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历经五个主要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日本项目式学习的探索,几乎与有效教学思潮在日本的演进历程交相呼应。期间所衍生出的实践困境表现为:“教学有效率”追问下项目式学习“形”与“质”耦合度不高;“教学有效果”导向下项目式学习“课程化”与“教师诠释能力”不匹配;“教学有效益”诉求下项目式学习“主体介入”与“团体协作氛围建构”之矛盾。由此,对日本中小学项目式学习探索历程的经验审思主要包括:基于“课程”概念视角重启项目式学习变革的动力机制;基于“师生共同体”视角重塑项目式学习实践的主体机制;基于主体性意义生成的实践逻辑重建团队合作机理。

日本中小学信息道德教育:历程、挑战与启示

信息道德教育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中小学信息道德教育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提出信息道德概念为重点的概念形成阶段;以明确信息道德教育目标及现状为重点的探索阶段;以信息道德课程与实践体系化为重点的体系构筑阶段;以信息道德教育目标、内容完善为重点的充实阶段。体现出三大变迁特征:理念层面从“客观禁律”到“主观参与”;路径层面从“零散化”到“体系化”;机制层面从“单科本位”到“协同育人”,构筑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但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环境影响、师资保障、认知培养等多方面挑战。借鉴日本的经验,反思其不足,我国中小学信息道德教育需要充实课程教学体系,完善质量和师资保障机制,营造“家、校、社”一体的信息道德育人环境。

“少子化”背景下日本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议题、策略与启示

“少子化”问题是日本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为遏止“少子化”现象,有效提升婚育率,日本着眼于破解“少子化”现象发生的价值观基础,将儿童和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作为一项重要突破口,力图通过价值观教育为下一代日本人树立积极的婚育观和健康的家庭观。为此,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由政府主导,以中小学课程和实践教育活动为主要载体,由家庭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价值观教育策略。主要包括:实施以“家庭规划支援”为重点的生涯教育策略,构建以“家庭科课程”为核心的课程教学策略,开展以“代际互动体验”为主题的校社协同策略等。从我国低生育率问题逐步凸显的时代课题出发,我国既需要夯实物质基础和制度框架,也需要注重价值构建,大力弘扬积极的家庭观、健康的婚育观和全面的人生观,倡导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尤其应注重发挥价值观教育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职能。

日本促进教师流动动机内化的路径--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析

“双减”背景下,师资均衡成为我国目前实现教育均衡的关键,但我国教师轮岗交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教师流动意愿不足的难题。日本教师定期流动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曾遭到教师群体的抵触。而日本遵循自我决定理论关于动机内化的逻辑,采取措施满足教师的关系、胜任、自主之需,促进了教师流动动机由外在调节到认同调节乃至整合调节的转变,使制度得到了教师群体的认可和支持,并形成了“流动是最大的研修”的共识。中日两国教师定期流动制度存在的共性为我国借鉴日本的问题解决思路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但鉴于两国在宏观制度层面和问题本身存在的差异,我国在解决本国动机不足难题时,要先完善制度建设,再采取针对性举措。

日本学力观的变迁对幼儿教育改革的影响研究

二战后,日本的教育学者围绕青少年学生的学力培养展开了论争,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学力观。学力观也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影响日本的教育改革,这在不同时期日本的教育政策、报告及指导性文件中都有所体现。日本幼儿教育的目标从知识技能的习得转向人格基础的养成,再到生存能力基础的培养;教育实践也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集体性教学转向幼儿自主游戏中心,再转向知识技能与游戏相结合。日本幼儿教育的改革历程中亦可见学力观的影响,探究日本学力观对幼儿教育改革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幼儿教育的发展历程及方向。

福利治理视角下日本“公营塾”课后服务政策研究

福利治理理论是分析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手段。福利治理理论关注福利递送主体、福利递送资源、福利递送模式和福利递送效果,对于厘清福利服务的本质有重要意义,能够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以提高福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日本在地方创生战略下推动实施了“公营塾”课后服务政策。“公营塾”课后服务政策根据福利治理主体参与的形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合同外包型和社会企业型,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福利治理模式。日本“公营塾”政策对于教育创生、教育福祉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目标设定单一、师资力量无法保证、政府监管困难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对我国乡村教育振兴提出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福利平等化,提升本地竞争力;协调多元主体参与,实现教育福利效应,增强本地凝聚力;创新福利治理模式,实现本地内生性发展,激活本地主体能动性的政策建议。

新世纪日本“传统与文化”教育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新世纪初,伴随着文化发展新战略和教育改革新理念的提出,日本首次以立法形式保障了“传统与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传统与文化”教育迎来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日本逐步形成教育委员会统筹管理式、校际联合协作式和学校自主探究式推进机制,积极拓展“区域特色化”“、沉浸体验式”和“游学探索式”教育内容,并通过学科内部先行建构、多学科交叉互动和跨学科交叠融通提升教育质量。其推进举措折射出行为主体从教师探索走向多方协作、培养内容从传统制约转向开放融合、实践导向从文化传承迈向文化创造等特征,为我国建立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拓宽资源整理多重视野、以跨学科方式适应变革等提供借鉴。

中小学社会情感学习如何落地——日本SEL8S项目的保障措施与实施策略

现代社会,中小学生的坚毅、情绪管理等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尤为重要,但东亚学校教育中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如何落地成为难点问题。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对日本社会情感学习项目(SEL8S)的远端环境系统即保障措施以及近端环境系统即实施策略进行考察,发现持续数十年的日本基础教育关键学力改革以及社会共同体意识构建了良好的宏观系统。大学对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概念框架与课程教学顶层设计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并展开纵向项目效果评估,组成了学生社会情感学习的外层与时间系统。学校、家庭以及社区协同育人,构建了中间系统。中小学校内部通过课程建设、教学创新、领导力提升与教师发展、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家长社会情感意识加强形成微观育人系统。国家教育政策与社会共治环境、高校与中小学持续深入合作、个性化学校社会情感学习文化、高质量师资队伍以及家校社共育机制是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落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