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高-东大的国际化教育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北洋政府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严重、文教落后的困境,南高-东大学人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通过深入细致的国际观察,认识到西方名校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制度化的科学研究及活跃的国际交流;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教师队伍水平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匮乏,国际参与程度不高。基于对国情和国际大势的研判,南高-东大在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和模式的变革,重塑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培育了良好的自主研究风气,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人才贡献和知识贡献,也为当今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进国际化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

章太炎国学教育思想研究--以国学演讲与讲学为中心的考察

在新旧更替的近代社会,章太炎秉持“学亡则国亡”的理念,面向现实,趋向未来,从政治与学术两方面探索国学的现代化发展。他以高度的自觉精神投身国学教育,极力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尤其注重用语言文字、经学、历史等民族文化唤醒国人认同感和救亡意识。在朝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章太炎结合其旧学传统教育路径,并辅以现代教学理念,以传统小学为国学入门之基,崇尚相知相契的师生关系,规约国学教师的必备素养,以培养经世青年为国学教育目标,对近代中国学风与世风的转变影响甚大。立足时代语境,考察章太炎国学教育思想,分析其国学施教特色及蕴含的育人价值,对新时代国学经典教育的实施大有裨益。

新世纪10年(2000-2009)陶研著作综述

选取新世纪10年(2000-2009)陶研71部著作做为研究对象,分"传记类""文集读本类""工具书""陶研之研究""专著研究类"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实践类"等6个主题对10年来的陶研著作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把握新世纪10年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基本走向,认清其理论研讨的新进展、新趋势。

作为社会理论的“做中学”--深化杜威研究的一个新尝试

“做中学”背后隐藏的是今古之变的时代问题,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问题”。杜威是致力于解决社会转型问题的一个“策略行动者”。其“做中学”理论面对社会转型中的冲突,并通过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社会的进步。从社会理论视角看,它的基础是冲突论。“做中学”的社会理想是建设基于地方自治的现代民主公民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做中学”的“做”是“交流、交往、合作”和“实验”,还指“学生自治”。真正的“做中学”是在意义感通的自治共同体中通过“做”去“学”,在意趣盎然的深度民主生活中学。因此,“做中学”不仅是一种教育理论,而且是一种以冲突论为核心的、致力于解决社会民主转型问题的社会理论。

理性作为人的尊严:论康德意义上的教育必然是世界公民教育

在康德于187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视野下的普遍历史观》中,理性被康德视为人类的独特禀赋和人类尊严的体现,理性是人类普遍历史发展的线索和目的。在普遍历史进程中,理性是人格发展的目标,并进一步在国家和世界层面不断扩张,最终完成“普遍的世界公民”的自由使用理性的这一“大自然的隐蔽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有赖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完善公民宪法的保障和各国致力于永久和平的多重努力。在这种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视野下,内嵌入人类这一理性/尊严扩张进程的教育进程,必然是世界主义的;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教育,必然是世界公民的教育。对于今天日益对抗、分裂和阵营划分的世界危机,发展作为永恒的高阶能力的理性或批判性思维,应该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要素,把对永久和平的期待转变为一种永久的理性对话,来考察全球议题,寻求全球共识,展现公民勇气,重建和推动人类共同体的持续繁荣。

论约翰·杜威的思维观及其实现

经验论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哲学的核心,关系性思维是其教育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基于关系思维,他从思维与经验、思维与教育、思维与教学等维度建构了思维观,并以重构问题观,在操作中生成思维;重塑教师观,引领思维;变革学习观,学会思维作为其思维观实现的路径。

罗伯特·奎克的教育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其传记式编史方式为中心

罗伯特·奎克的教育史学思想萌芽于早年在德国的游学旅行过程中,正式形成于1868年其教育代表作《教育改革家评论》的出版,后在英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奎克教育史学思想主要包括教育史研究的目的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奎克在英国开创的传记式编史方式具有“线、点、面、体”相结合的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对我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教育交往史:教育史研究新的生长点

教育交往史作为教育活动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教育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教育交往史的提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引领,是顺应社会科学视野下移研究趋势的学术实践,也是丰富教育史学研究的有益探索。教育交往史研究的开展,将有益于教育史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进而便于在回溯与阐释中重建教育历史的阐释逻辑,在提炼与反思中提供当今教育变革的历史镜鉴。教育交往史研究是对教育主体为实现人的有价值发展而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交往互动历史的探讨,主要包括志缘交往、业缘交往、学缘交往、趣缘交往、情缘交往、地缘交往、血缘交往等维度。当前,开展教育交往史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大史料挖掘力度,拓宽理论参照广度,纵横延展研究领域。

“liberal arts”的源与流——古今之变中的审视

“古今之变”是审视liberal arts流变的中心线索。古典liberal arts是具有内在统一性并指向完满品格的整全性知识体系。欧洲三次文艺复兴对liberal arts的再造展现了其历史流变中的不变逻辑,即为特定时代的受教育者提供共同价值。德国古典大学赋予了liberal arts在古典意义上的完美形态,而新人文主义的自我塑造观念孕育了博雅教育的现代转向。科学革命终结了古典学术的内在统一性与道德理想,瓦解了古典liberal arts。美国现代大学则借助古典资源,经由三次改革浪潮重建了liberal arts。然而,古典教育凝聚文明精华的共同价值、塑造意义与学术整合力量,同现代科学的智识自由、价值分殊与学科分化特性相冲突,这是古今之变为现代大学再造liberal arts所深植的困境,liberal arts只能在钟摆的两端之间不断权衡。

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经历了初创、初步发展、以俄为师、艰难探索、恢复与重建以及深入发展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学科基础、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期问题等方面获得了积极进展。新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凸显学科自主发展意识、优化研究队伍建设、加强学科史料挖掘工作,加强学科的对外交流借鉴。

康德的建构主义思想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哲学被视为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将认识过程视为主体性的构建活动,强调了知识的主观性和基于经验的构建。可见,康德虽然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但其毫无疑问具有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倾向,并被广泛引用为建构主义的理论源泉。康德强调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教育应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和理解知识,同时教师应发挥启发和辅助的作用,其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冯·格拉塞斯费尔德等后继建构主义学者。同时,康德的建构主义思想引发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其思想超越激进建构主义,指出了知识的可传授性,认为认识的生存力受范畴和世界普遍秩序的调节性理念保障。

以教育观察中国--廖泰初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廖泰初以人类学功能学派为理论指导,以社区研究为主要方法,展开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教育的研究。他试图以教育为中心,进而关注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他重视对文化做整体性认识和理解,始终将教育视为文化之一部,将教育视为一种社会功能,将教育制度视为互相勾连的社会制度之一。他强调历时与共时研究并重,既关注中国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同时强调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进行彻底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此为基础,找到中西文化的“互让点”,找寻中国教育的出路。廖泰初的教育理念,强调要立足原野,从民众现实需求出发,走温和的改良路线。

“民歌”与黄遵宪的“普通学”教育观

为促进清末教育改革,晚年的黄遵宪以所编《日本国志》为参考,在家乡创办师范和中小学,践行“普通学”教育。尝试以客家歌谣和汉乐府的语言、句式为范本,创作言文合一的杂歌谣,推动女学、幼学和军国民教育的发展。以幼歌为蒙小学教科书之用,以军歌为鼓舞民气之乐声,为“普通学”教育之媒介与载体。以李叔同为代表的近代音乐家,承继黄遵宪的“民歌”实践,促进了学堂乐歌之修身与美育的结合,成为20世纪教育的奠基。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情怀及其现实意蕴

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以陶行知为核心、以其弟子为代表的致力于乡村改造的教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具有教育救国的政治抱负、乡村改造的教育信仰和心系农民的平民情感等内涵表征。这种乡村教育情怀是在“知—情—行”的实践逻辑中被蕴育与升华的。知,即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情,即回馈乡土的情感共鸣;行,即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践。乡村教育情怀既是陶行知等人进行乡村教育改造的动力与内驱力,亦是他们在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中蕴育而出的强烈的教育情感。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既是陶行知等人将强烈的乡村教育情感付诸行动的体现,也是他们将这种情怀不断升华的途径。通过分析与思考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内涵与实践价值,探析出其在培育新时代教师乡村教育情怀方面的现实意义,即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政治关心为底色、以乡土情感为支撑、以知行合一为途径来培养教师乡村教育情怀。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逻辑架构与实践路径

弘扬教育家精神不仅是对教师这一崇高职业的致敬,更是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举措。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由“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六个要”和“大先生”等重要论述共同发展而来,这些重要论述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论述的丰富内涵。教育家精神的逻辑架构中,理想信念与弘道追求是逻辑起点,道德情操与仁爱之心是逻辑主线,育人智慧与躬耕态度则是逻辑支点。践行新时代教育家精神需要树立教师榜样楷模,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发展;建立舆论宣传体系,以教育家精神营造社会良好风尚;构建多元支持体系,以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引领与价值支撑。

独立生活中的自我与自然——梭罗教育实践与思想探微

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以其代表作《瓦尔登湖》闻名于世。鲜为人知的是,梭罗曾短暂地投身于教育实践,并终身对教育议题保持关注。本文通过梳理梭罗的生平及多部作品,对其教育思想展开分析:作为教师,梭罗提倡建立相对平等的师生关系,要以自然和实际生活为师;作为学园演讲者,梭罗认为,成人和孩童一样,都应接受教育,免于无知;作为自我教育实践者,梭罗指出应当从自然之中寻找自我,过不受物质负累的简朴生活。对梭罗的教育思想进行解读,一方面有助于增进对梭罗的了解,拓宽理解其思想谱系以及超验主义运动的维度;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挖掘其思想中至今仍不过时的关于自由、自我、自然关系的教育内涵,期待能为当今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启示。

陶行知家庭教育的目标内涵、践行之法及价值意蕴

“真人”是陶行知对理想人格的设定,也是他在家庭教育实践中为陶氏四子设立的培养目标。“做真人”从阶级、时代和个体三种属性将其内涵表征为做主人、做国民和做“整个的人”。陶行知将“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延伸到家庭教育实践中,他注重言传身教,擅长随才造就,讲究治事做事,将陶氏四子培养成优秀的人才。当下,我国家庭教育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农村留守儿童缺失家庭教育,城镇家庭教育异化,家庭教育缺乏有效指导,家庭教育目标重成才轻成人等。开展家庭教育可以从陶行知家庭教育实践中汲取经验,充分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作用,设立成人与成才并重的家庭教育目标,运用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

探索数学教育的中国道路——史宁中教授数学教育思想述要

作为我国当代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史宁中教授不囿于学科界限,在文理学科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数学教育思想,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从哲学与数学理论层面论述了人的教育何以可能、人的数学教育何以可能;提出数学基本思想由数学抽象、推理、模型基本构成;系统阐述了“四基”“四能”“三会”的课程目标;基于实践循证从学段、课程难度和数学理解等视角探索数学课程与教学规律;理想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过程的教育和归纳的教育。史宁中本着对学生未来发展和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考虑,积极构建中国数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数学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有影响的创新观点,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潘懋元: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与引领者

潘懋元是我国系统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倾注毕生心血带领广大研究者对杨贤江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与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潘懋元在研究掌握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秉承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潘懋元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传承与发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了薪火相传。潘懋元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历程、成就及贡献对于我们今天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邵达成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邵达成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形成,是特殊的学习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的产物,是长期高校管理实践的升华。邵达成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广泛涉及高等师范学院办学的政治立场、办学定位、培养目标、质量管理、教师管理等方面。从邵达成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高等师范院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思想引领,回归教育本真;要找准办学定位,擦亮师范底色,坚守“师范为本”;要掌握方法,推进管理水平,提高育人质量;要提质教师队伍,优化师资保障,强化“以师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