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质量数字化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基本逻辑和实践路径

新时代高质量数字化教材建设是国家教材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需要探析其育人价值、人本价值与技术价值,为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方向指引。新时代高质量数字化教材建设要坚持以学生“善学”为出发点的目标逻辑、以个性化教学为着眼点的内容逻辑、以技术赋能为着力点的形态逻辑。构建新时代高质量数字化教材就要做到:把握数字化教材建设的时代方位,即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注重数字素养的培养及贯彻“数字中国”战略;擘画数字化教材建设的未来图景,形成数字化教材与纸质教材互构的内容体系、数字化教材与个性化发展需求互动的服务体系、数字化教材与技术互融的应用体系;完善保障机制,明确数字化教材建设主体间权责关系,健全规章体系,创新管理机制。

统计活动过程视角下小学“统计与概率”教材内容的分析与比较——以“苏教版”“北师版”为例

以“统计活动过程”视角为理论基础,从统计活动过程的各环节要素对苏教版和北师版小学数学教材中“统计与概率”内容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两版教材在统计活动过程的各环节上有所侧重,整体上各具风格;两版教材均直接突出对统计基础知识的重视,并间接蕴涵着对数据意识的培养.对教材使用的启示有:以“统计活动视角”为基础,注重对教材进行创生;将活动视角与统计教学间的“冲突”化为提升素养的机会;进而在统计活动中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对教材编写或修订提供启发:从学科角度厘清“统计”与“概率”的本质关系,整体把握统计活动的全过程,给予学生更多获取直接经验的机会.

重提一个命题: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以“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为例

研究国家课程,不仅要研究国家课程本身(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等),而且要研究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审视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究竟得到怎样的实施、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倘若实施效果不佳乃至较差则究竟是何原因等。笔者近三十年前曾提出“课程的实践命运”这一命题(其确切表达即为“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并对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教师因素与学生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现在重提这一命题,认为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学校内部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作为课程施教主体的教师及作为课程学习主体的学生;其影响分别体现为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教师对国家课程的“内容重组”、学生对国家课程的“文化反应”。在三十年前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指出不论在“积极”的意义上,还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校长都对国家课程在本校课程系统中的实际地位进行着事实上的“赋予”。这是我们认识、审视及反思国家课程实施乃至国家课程本身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常识。这意味着,国家课程在学校中安身立命并非易事,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充满不确定性,对于国家课程本身需要边实施、边反思。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教材插图编配研究

认知负荷理论是一种适合解释教材插图学习的理论,它认为学习者的学习活动主要在容量有限的工作记忆中进行,工作记忆有两条信息加工通道,分别负责处理文字内容和图片内容。有待工作记忆处理的文字内容和图片内容要彼此对应,编配方式应有利于学习者整合图文信息,且不宜让学习者的工作记忆负荷过重。在现行教材的代表性样本中,教材编配的大部分插图与文字内容相对应,教材主要采用嵌入、邻近、内容关联词、符号标志关联词等技术帮助学生建立插图与相应文字内容之间的联系,但插图与文字的有效关联技术运用得较少,教材插图的编配缺乏明确的规范。为规范教材插图的编配,应将“对应”作为插图选配的原则,适当提升嵌入技术的使用比例,充分且到位地运用图文关联技术,开展图文关联技术组合效果的研究,加强不同学科教材编写者在插图编配上的相互借鉴。

中小学教材使用监测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和研制思路--以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使用监测指标研制为例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团队自2019年起,以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使用监测为试点开展实践研究,初步建构了一套中小学教材使用监测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是关注教材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关注教材质量的持续提升。该指标体系倡导把教材使用纳入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进行考察,关注教材使用质量和在充分尊重教材的基础上创造性使用教材。研究团队从条件保障、主体支持、教材使用行为、使用结果和对教材的反馈等5个维度,建立了涵盖19个二级指标、68个三级指标的监测指标体系并开展了监测实践,目前已趋于稳定。

中小学教材使用监测平台的设计与应用初探——以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小学教材使用监测平台为例

教材使用监测平台是教材使用监测体系的关键要素,其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监测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提供支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材使用监测工作的效能。教材使用监测平台的建设应坚持三个主要原则:坚持应用为王,突出应用服务导向;坚持以监测方案为依据,方案中的要素都要有回应;坚持系统化设计,边使用边建设。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现有的中小学教材使用监测平台初步具备了用户管理、监测信息采集、监测信息处理与分析三大功能,为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使用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价值意蕴、逻辑依循与建构路径

教育学教材是对教育学学科知识的系统阐述,是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载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既是学科发展之需,也是时代发展之要。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取向,具体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奠定思想根基和根本保证是政治逻辑;凸显育人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价值逻辑;以文化自信为精神硬核,承担培根铸魂重任是文化逻辑;运用系统观念,推动体系内外诸多环节的有机融合是方法逻辑;遵循守正创新,为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是实践逻辑。在着力推进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教育学教材体系的建构路径主要包括秉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明晰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目标;加强相关理论研究,筑牢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基础;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彰显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特色;完善教材建设制度,提升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质量。

中小学教材使用监测程序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探索

监测程序是开展教材使用监测的机制,是使监测活动保持为监测目的服务的保障。本研究以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第一轮使用监测实践为基础,阐述了对教材使用监测程序内涵、结构、特征的思考。从程序的概念出发,阐明了界定教材使用监测程序内涵的必要性,具体分析了在监测准备、实施和结果使用的不同阶段各具体监测程序发挥的功能,并结合第一轮教材使用监测程序设计与实施中的重点问题对其进行了说明。

教科书评价的时代境遇与优化策略

网络空间教科书评议是教科书评价的新议题,对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推进教材高质量发展、建设好人民满意的教材具有积极意义。网络空间教科书评议由公共关切与技术赋权、集体记忆与知识普及、信息虚拟与制度现实多维互动建构而成,是教科书的公共产品属性和评价的情感价值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相脱节、理性要求与非理性行为相冲突、网络空间与制度空间相隔离等现实问题,容易形成教科书负面舆情,影响教科书功能的正常发挥。未来,网络空间教科书评议,需要在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三个维度,通过加强制度设计、注重价值引导、实施主体培育,全面提升网络空间教科书评议的公共品质。

中日韩小学数学教材中度量衡内容的比较研究

度量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也是量化与标准思维运用的开始.在数学课程中,度量衡是小学一~三年级学习的度量内容.对中日韩3国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度量衡内容进行了比较.宏观上统计分析了3国小学数学教材中度量衡所占的页码数、年级分布、内容选取、编排逻辑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微观上研究选取了长度作为案例,挖掘中日韩教材度量衡内容在知识点的选取和编排上所呈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思考与建议:充分认识度量衡的价值;教材编修要关注度量教学的实践性;注重度量单位字母表示的规范书写与应用;注重度量衡内容编排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核心素养导向的英语教材编写与使用——以译林版义务教育英语教材(2024年版)为例

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坚持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适宜性、创新型和时代性原则,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凸显英语学科育人价值。教材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以英语学习活动为路径,整体设计,科学系统,便教利学,与时俱进,有助于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中国教材建设的“第一幕”——《新中国教材建设文献汇编(1949年前后)》序言

一人间正道是沧桑,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一标志性的年份开始,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人民遭受欺凌的悲惨命运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并走上了富起来、强起来的壮阔道路,也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大教材观”与教材强国建设

建设教材强国不仅要建设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材体系,还要明确教材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为实现教材强国建设理想,应树立起系统、联系、全面、动态的“大教材观”,关注教材建设的全环节、全过程、全要素及其内在联系,有效促进强国战略融合发展、学习型社会构建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大教材观”视域下,当前的教材建设存在教材理论的话语区隔与自行其道、教材评价的孤立存在与标准虚设、教材类型发展的结构失衡与资源错配、教材使用过程的权责不清与通道不畅等问题,为实现强国理想,应以全场域的教材研究立场丰富中国教材话语体系,打造以时代新人培养为核心理念的教材供给体系,坚持行政主导构建立体均衡的教材格局,以及完善权责一致、多元协作的教材治理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教材建设与管理的历程、经验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依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要求,适时颁布了少数民族教材建设与管理的相关政策。少数民族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少数民族教材建设是国家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了探索初创、曲折发展、恢复调整、健全完善四个阶段。总结和研究75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教材建设与管理的政策演进、实践经验与教训,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教材建设与管理的要求、构建新时代我国少数民族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打牢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础、建设教育强国既重要又紧迫的工作。

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文化:中国经验与全球意义

中国基础教育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教材。我们把这种教学概括为“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这既是一种教学活动,又是一种教学文化。为确保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的有效运行,我国教育工作者又创造性地建构了重要的保障及引领体系:考评体系和教研体系。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以教材为中心的考评、以教材为中心的教研,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文化。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文化反映了教育教学的初心与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既是立足中国大地的中国经验,也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全球价值。当今,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文化需要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从知识立意转向素养立意,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升华,为全球教育提供超越欧美课程教学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自选教材的治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自选教材作为教科书的重要补充,是未经审定但仍被教师选用和学生使用的能够助力学生发展的教与学的材料。将自选教材纳入监管和治理的范畴是全面加强教材管理的制度自觉。为了提高自选教材的治理效能,需要遵循“为什么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的基本逻辑。在治理目标上,要实现以“和谐善治”为理想模式的自选教材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要体现政府统筹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治理对象上,要指涉与自选教材相关的一切事项;在治理方式上,要以技术治理赋能自选教材治理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可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审查制度、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健全意识形态引领机制、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选用质量的信息反馈制度、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等路径加强自选教材治理,以期为教材现代化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应当尊重教科书的正当权威——基于研究者泛教科书批判的现象学研究

近年来,有关教科书二次开发的研究很多,但不少研究是对纸质教科书的有罪推定,对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牵强附会,对智能化数字教科书的盲目自信,对已有研究结论的低水平重复,严重消解了教科书本身的权威属性。对教科书的现有批判进行再批判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教科书开发路径缺乏行动方案和操作程序;数字教科书内容创编易加大认知负荷和数字鸿沟;研究结论低水平重复会导致学术假问题和伪创新。事实上,教科书的正当权威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和实是信念,它提供了合法知识和经典价值,象征着国家意志和民主策略,彰显着课程逻辑和教学确证。因此,教科书研究者应当严谨治学,坚守学术智识,切忌盲从跟风。

素养本位的教师教材使用层级互动模型建构

在核心素养时代,教师教材使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缩小课程实施落差、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构素养本位教师教材使用的互动模型,厘清其实践路径,成为现实所需。分析发现,教师教材使用主要存在层级转化和互动两种视角,在理解教师教材使用方面各有侧重和差异。然而,单一视角的理解可能会弱化教师教材使用过程的复杂性,使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因此,在以核心素养为纲的课程改革背景下,有必要建构素养本位的教师教材使用层级互动模型,即教师理解教材、运用教材以及评价和反思教材三个层级及其层级间的互动,以期为揭示教师教材使用过程的“黑箱”提供新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经历了缓慢发展阶段(1949-1977年)、初步发展阶段(1978-2000年)、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0年)和充分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当前,教材数量逐渐增加,教材内容体系逐渐丰富,教材类型增多,教材体例逐渐完善。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国家政策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实践需求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深厚土壤,学术研究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推手,学科建设是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有力保障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启示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立场,始终坚持以构建中国特色学前教育学教材为目标,始终坚持加强学前教育学教材的科学研究,始终坚持学前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国际视野等。

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标准与路径

教材治理现代化就是以现代治理理念优化教材管理权力的运作程序,推动我国教材制度从传统管理范式向现代治理范式转变。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是实现课程和教材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制度保障。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表现为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注重过程民主化,形成国家主导下多元共治格局,强调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追求效率、公平与质量并重,达到善治目标。当前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仍面临着三级教材管理制度下治理主体缺乏协同性、教材治理结构中成熟市场与专业组织发展不足、教材一体化建设中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推进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主要有:落实国家事权,构筑教材治理的善治格局;分层分类推进,实现教材治理的多元共治;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教材治理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