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教育意义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进路

时间是人类展示文明、承接记忆的文化工具。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于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体系之中,时间和空间为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了教育时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时间的教育意义成就了教育时间,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时间,因此,也赋予了其人类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彰显教育时间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运用教育时间构建涵盖全部人类教育活动的教育史体系,嵌入教育时间更新外国教育史的阐释与分析框架,基于教育时间探究外国教育史的结构性主题,都将有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新进路的开辟与拓展。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内容、特点及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对文科研究生培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云南昆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文科教育深厚的历史传统以及凝聚民心的实现需要,为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奠定了基础。西南联大恢复文科研究生教育,逐步确立了严格的招考制度,通过实施导师制、建立课程体系、开展多样化的科研训练等途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并通过实施毕业考核、奖助学金等制度保障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西南联大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文科人才,研究生培养呈现出严进严出、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学关系和谐融洽等特点,对当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启示意义。

美国视觉教学运动与教学方式的变革简述

美国视觉教学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旨在探索电影、立体幻灯机、立体图片机等视觉媒体的教学价值。该运动源于视觉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以言语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的反对以及直观教学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催生了教育电影、教育幻灯片、教育图片材料等视觉媒体教具的出现与发展。运动期间涌现了多项研究结论,为中小学教师教学实践提供了指导,推动了中小学教师培养方式的转变与教学方式的变革。

伍德罗·威尔逊与普林斯顿大学

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正面临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诸多挑战。面对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秉持“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理念,积极推动大学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为此,他广揽人才,推动课程改革,大力整顿学风并积极完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威尔逊校长管理普林斯顿大学时间并不长,但在其任期内,他不仅推动了大学的转型,还明确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使命,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一所既注重学术,又追求务实的充满个性化教育理念的大学。其之后的领导者和广大师生,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坚定地坚守了相同的使命和价值观,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世界优秀学者心目中的殿堂。

自由与科学的双重变奏:伦敦大学学院百年课程变革的历史遗产

1826年至1926年,伦敦大学学院自建校以来不断进行课程变革,为更多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依据报刊、期刊等文献资料,参考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思路可以发现:从长时段来看,伦敦大学学院的课程变革始终围绕着自由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争论展开,在二者间求取平衡是课程变革的“底色”。从中时段来看,伦敦大学学院的课程变革在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1826—1840年,课程力求世俗化与实用化,新的综合课程和医学专业课程得以发展;1841—1870年,课程趋于科学化与系统化,科学类课程兴起,实验成为课程实施的主要方式;1871—1898年,课程走向专门化与多元化,科学类课程分类更细,考试成为课程考核的主要方式,女性更多参与到课堂中;1899—1926年,课程更加全面化,“新”课程与“旧”课程同步发展,研究所开始出现。了解伦敦大学学院的百年课程变革史,有助于系统认识近代英国大学的改革状况。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教育史学家陈景磐教授——纪念陈景磐先生诞辰120周年

陈景磐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教育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教育史学科主要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之一,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中外教育史等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撰著和主编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孔子的教育思想》《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高师教材和教育论著,对新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课程教材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先生一生求学、教学、治学的经历非常丰富,尤其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近40年中,他在教育史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成绩斐然,充分体现了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家气象及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学术个性。陈先生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学术思想、献身教育和研究事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业绩,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史学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美国走向世界”的开端:杜威远东之行探析

远东之行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从美国走向世界的开端。实际上,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远东之行既是他最急切渴望的一次访问旅行,又是他时间最长和印象最深的一次访问旅行。其中,杜威在日本和中国的讲演,哲学和教育兼容,在日本的讲演主要在哲学方面,但在中国的讲演主要在教育方面。与此同时,杜威在日本和中国的感受是企盼和失望参半,在日本的感受是失望的,但在中国的感受是企盼的。概括地讲,杜威待在中国的时间更长,他与中国知识界人士的交往更多,他对中国社会的感受更深,他的教育在中国的影响也更大。杜威认为,中国之行是他做过的最感兴趣的和智力上最有益的一件事情。

“兵战”后之“学战”:清季日本女性教习涉华学前教育活动析略

甲午一役以降,清廷决意忍辱“师法日本”曲线借镜泰西文明,于此同时明治日本亦跻身世界强国梯队并顺势夺取到中国学前教育的主导权。双重背景交揉下日本女性教习群体应时而生,她们以“海国妇人雄飞者”的高姿态亲临中国学前教育场域,积极开展“兵战”后之“学战”活动,指导蒙养院拟定章程、承担多门蒙学科目,一时间中国日式学前教育独领一隅。然而这看似“无私襄扶”的背后却掩蔽着日本对华“温柔”的殖民教育渗透要素,即:通过“施恩”感化、授课日化之策略介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掌控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路向,进而颉颃西洋,为确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宰者地位积极铺路。

复演论教育意涵的演变:从赫尔巴特到杜威

复演论是18世纪至20世纪前期西方思想文化界盛行的历史文化观念和儿童发展理论,对欧美国家近现代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国内教育学界对此虽有所涉猎,但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基于较为充分的文献史料,通过梳理从维科、莱辛到黑格尔、海克尔复演论阐释的演变过程,具体分析赫尔巴特、德国赫尔巴特学派和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将复演论运用到学校课程的探究、霍尔以复演论为基础诠释儿童发展阶段和开展儿童研究的努力以及杜威基于复演论对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并据此探讨复演论在近现代欧美教育理论中的运用和影响,可以发现:“适时”“适用”和“适度”是复演论作为一种“外源理论”对欧美近现代教育思想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原因,而教育家主体的二次乃至多次的再创造,是成功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关键所在。

教育科学知识扩散模式及其限度——以美国教育研究学会为考察中心(1902—1922)

1910年前后是美国教育科学知识增长及扩散的转折点和分水岭,以美国教育研究学会为考察中心,基于克兰的知识扩散理论,尝试揭示教育科学知识不断蔓延和扩散的过程,发现美国教育研究学会最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扩散模式:线性模式和互动模式。从线性模式角度看,教育科学知识增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累积性增长,但学会从未真正实现其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化”宗旨。在互动模式中,大量教育科学知识并未被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两种知识扩散模式的失败反映出教育科学“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双重困境。同时,教育专业组织中知识的扩散表现出既高度专业化又趋于开放的特征。重构教育研究领域的社会组织和交流网络,在专业组织中建构教育的知识基础,是教育科学知识实现增长扩散的重要条件。

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影响

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主要体现在他为创办柏林大学而撰写的《关于德意志大学的思考: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在该文中,施莱尔马赫全面论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形象:这种大学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但也要尽可能谋求独立于国家;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学教育唤醒青年理性之最高理念——认知;哲学院是大学中最高级的学院,学生和教师都应该植根于哲学院中;大学师生应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术讲座和专业研讨课是最适合大学的教学方法。在普鲁士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施莱尔马赫积极参与柏林大学建校计划,并且作为洪堡设立的建校委员会委员,能够直接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上将部分理论思想真正融入办学实践中,对柏林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学院架构、授课方式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保留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形式,还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令柏林大学的模式与建校思想成为了现代新式大学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典范。

从教育平权到教育赋权——美国民权运动的教育视角

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教育史研究的角度,美国“教育民权运动”都可以被视为一场相对独立的教育运动。争取教育平权是撬动和推动民权运动的巨大力量,从政治家长久以来的政治抗争和法律斗争以争取外在的教育平等权利,到教育活动家克拉克等人的教育实践以推动弱势群体的内在教育赋权增能,二者相辅相成,最终对美国黑人及少数族裔的教育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推进了美国社会文明化的进程。

教育出版家朱文叔生平和著述考

朱文叔(1896—1965)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文学者、教育出版家、中小学教材专家、少儿读物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共计4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教育图书尤其是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编审工作,是工作量最大、表现最优异的编辑之一,为我国教育出版和教材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要求,需要在把握学科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建设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即关注外国教育史教材体系建设,形成和发展外国教育史分支学科,发挥大学系科作为外国教育史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处理好古代外国教育史与近现代外国教育史的关系、处理好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的关系。我们要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建设外国教育史学术体系,重视外国教育史元研究;优化研究队伍建设,统筹学术人才;处理好继承外国教育史研究传统以及创新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建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与问题研究的互动机制。我国外国教育史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民族特色,紧跟时代潮流,关注教育实际;立足本土资源,建设中国特色外国教育史学科;构建多种形式的外国教育史话语传播途径。

美国公共学校运动成因再讨论

目前学界对公共学校运动成因的讨论仍存在着“辉格”叙事与“线性史观”的问题。美国公共学校运动并非由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教育传统直接发展而来,也并非仅靠少数精英人物的呼吁与推动,而是19世纪美国社会整体性制度转变支撑下的产物。梳理19世纪美国社会政治的集权化进程、政府角色的变化以及公共教育形态的演变可以发现,独立战争之后因面临金融秩序混乱,尤其在“1837年恐慌”的刺激之下,美国出现了由地方主义政治到联邦强权领导的政治态势转变——通过控制公共土地的分配、捍卫金本位货币政策、建立保护性关税以及为建立完善的内陆交通网络提供资金进而塑造联邦权威,并由此成功地领导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形塑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公共学校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为消除地方主义偏见、达成全社会在观念上“一致性”扮演了积极的公共角色,是为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文化统一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公共学校运动在19世纪出现并获得全面胜利的核心要素。

孔子教师形象的欧洲汉学建构

孔子教师形象的欧洲汉学建构,自十六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开其先声,又历经四百余年的发展变迁,迄今未绝。在不同历史时期,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基于宗教、启蒙和还原等价值取向定位的差异,呈现出各有所别的演化表征与特质。在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完整历程中,其致力于对孔子教师形象所能提供独特价值的发掘和运用的本质追求乃是一以贯之的,此种态势在当下及未来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中,仍将继续彰显。

建筑现象学视角下的英国学校建筑史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文化史学的影响,学校建筑史学兴起。建筑现象学关乎人与建筑的关系,为学校建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学校建筑史研究对探寻空间的教育价值、重现师生的生活世界、理解当下的教育困境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教育史学家探讨了英国历史上的学校建筑,分析了建筑形式与教育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关注了学校建筑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校建筑演变背后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学校建筑史研究应解读学校建筑所传递的教育意义;可以结合其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来解读学校建筑;探讨学校建筑思想的演变对教育场域的影响,从而理解历史上师生的生存境遇。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初探

2021年7月,我国出台“双减”政策,同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教育责任,这对我国家长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契机。美国父母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父母教育体系。对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父母教育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父母教育措施:在教学内容方面,以育儿知识、家庭科学和社会责任意识培养为主,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在教学形式方面,将小组讨论和学术讲座、家庭互助活动与亲子活动、社会公益行动及改革活动灵活结合,确保教学形式的多元性与参与性;在组织机构方面,注重上下联通、人员培训和质量检测,保证教育实施的高效性和实用性。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创意实验——基于“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的考察

“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项课程改革实验,通过在中学课堂教学中融入经过编辑的电影片段,引发青少年对电影中人物行为及其背后原因的讨论与思考,进而帮助青少年澄清价值观。虽然该项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却为青少年直面与探讨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彰显了电影作为教学媒介的活力与价值。就“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而言,“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是对青少年尤其是社会中下层青少年群体予以特别关注的体现,也是以凯利赫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者对社会问题理解与关切的结果。从这一意义而言,“人际关系系列电影”项目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颇具创意。

在大众性与科学性之间——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张力及其因应

高校招生方式变革是20世纪50年代教育体系重建的重要标识之一。在新的政治秩序下出现的高校招生方式的变革,始终与时代环境及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事件-过程分析可以发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问题上,长期存在着诸多特殊的张力。决策者致力于普及“大众”教育,客观上促进了高校生源的多样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招生考试的选拔功能,潜在地制约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对此,官方一直力图在“大众”与“精英”、“数量”与“质量”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对扩大生源覆盖面和实现科学选材进行了艰苦求索,并最终奠定了今日招生考试的基本架构。历史地看,这一时期对招生制度的建构,隐含了“大众性”(或曰公平)与“科学性”(或曰效率)的双重逻辑,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也显示其在创建新式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对教育规律的深层次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