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

科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关健基础,更是发展素质教育、实现科技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2023年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为加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础。那么,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国家为何重提科学教育?制约科学教育发展深层次因素有哪些?新时代科学教育现代化路径如何优化?如何构建科学教育的评价体系?等等。这些问题既是落实《意见》精神的题中之意,也是推进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为此,2024年本刊特辟“科学教育”专栏,以飨读者,也希望引起更多的学者对于科学教育问题的关注,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出谋献策。

数智时代下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多维探索——“兵团第三届基础教育论坛”综述

为主动聚焦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行动,加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携手推进兵团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2024年11月8日至10日,由石河子大学主办的“兵团第三届基础教育论坛”在石河子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集美大学等知名高校专家学者,兵团教育科学研究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市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及教研员等300余人参会。会议围绕“扩优·提质·增效:数智时代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主题,与会专家就《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的深入理解与落实、教师专业发展的提升路径、教研活动改革的创新方向以及数智教育的全面融合与持续推进等重要内容,展开了深入且全面的研讨,旨在为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探寻科学、可行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案。现将会议主要内容与成果综述如下。

探讨韩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双减”政策的启示与反思

本研究旨在探讨韩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双减”政策的启示与反思。通过对韩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概述和缺陷以及我国“双减”政策的背景和实施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韩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竞争压力过大、教育资源不均衡、应试教育导致创造力和综合能力不足以及学校评价机制失衡等方面;而我国“双减”政策在减负和促进学生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基于此,我们可以从韩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得到启示,包括强调教育质量和公平并重、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健全学生心理健康与课业负担平衡的机制等方面。这些启示可以指导我国进一步完善“双减”政策,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信息化驱动下的智慧教育资源开发与共享研究

近些年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逐渐推进,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发出更多优质信息化教学资源,满足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是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在教育信息化驱动之下,教师积极开展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革,依托信息化载体调整教学方式,加大力度开发智慧教育资源,以资源开发、资源共享构建全新的课程教学场域,提升课程教学高效性。文章分别从师范生的信息素养、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革、教育信息化需求等角度入手,分析了开发与共享智慧教育资源的必要性;之后结合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革情况,分别提出了智慧教育资源开发方法、共享实现路径。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课后服务是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制度补充和保障,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走向“上下互动”的协同治理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核心是通过“价值共识—权力配置—行动网络—制度支持”四维联动,重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协同推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发现,当前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存在价值目标分离、多元主体权责模糊、协同合作机制缺位、制度保障供给不足等问题。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应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目标导向,重构政府主导、学校主阵地、家庭主人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搭建合作、互动、协商的行动网络,持续增加资源、制度供给创新,构建良好的课后服务治理生态,助推“双减”走深走实。

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可为、应为与何为

建设教育强国是国家重大战略,标志着一个崭新教育时代的开启。基础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基础教育变革必然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义和必由之路,这要从可为、应为与何为三个逻辑向度加以认识和把握:教育强国战略为基础教育变革提供方向引领、生成动力和实践基础,此乃可为;基础教育变革推动儿童健康成长、时代新人培养、文化传承创新和人类文明赓续,以达成教育强国目标,此乃应为;系统把握基础教育变革的价值之向、思维之度、创生之基,以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为着力点,以增强基础教育适应性为切入点,以坚定中国特色教育自信为支撑点,通过基础教育变革更好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最终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基赋能,此乃何为。

新高考改革促进了大学新生适应吗?——新高考政策认同对大学新生专业适应性的影响机制

始于2014年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把构建衔接各级各类教育“立交桥”作为改革总体目标之一,致力于通过改革促进教育衔接。大学新生的适应是学生从高中到大学转换衔接的重要表征。为此,基于社会认知生涯理论构建新高考政策认同与专业适应性间的中介关系模型,探究新高考政策认同对专业适应性的影响机制,从大学新生适应的视角,来考察新高考政策对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衔接的作用,进而评估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实施成效。研究发现:在新高考政策下,经历新高考的大学新生的专业适应性情况良好;总体而言,新高考政策认同对大学新生专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出政策影响的持续性,但专业优先政策认知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专业决策自我效能、专业选择结果预期在政策认同影响专业适应性中起到中介作用,但所呈现的中介效应有所不同。由此可认为,新高考改革能促进大学新生适应,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建议从“学生中心”理念出发,进一步培养学生自主能力,强化政策宣传,优化政策方案。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纾解

集团化办学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创新之举,其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带动薄弱学校协同发展、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办学规模扩大、教育质量下滑或无效发展等问题。研究借助“内卷化”理论话语,透析当前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存在“科层制”权力运行模式衍生权力结构内卷化,错综的关系网络环境导致人际关系复杂化,“依赖性”的发展思维与路径致使发展动力外在化,过度的市场迎合取向造成优质资源供需失衡化等“内卷化”困境。纾解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内卷化”困境可夯实学校共同体建设,建构多元主体权力结构;加强监管与法治建设,破除关系网络顽疾;激发薄弱学校内在发展动力,助力优质资源再创生;调适集团化办学规模,回归学校教育初心。

基于集群知识共享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动因、问题与策略

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如何超越仅依靠外部资源补偿的传统思路,探索“集群知识共享”的有效路径,是克服小规模学校空间隔离、资源不足、发展依附性困境的关键。在集群知识共享理论视域下,目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存在以下问题:学校和教师等主体在集群知识共享中参与不足,集群学校共享知识范围狭窄且合作深度不够,知识共享中学校偏重自身利益,学校间竞争大于合作,知识共享方式比较单一。为此,应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优化小规模学校集群知识共享网络,强化“谁共享谁受益”的知识共享主体激励机制,完善管理机制保障各类知识有序共享,营造“合作共生”的集群知识共享文化。

“鉴定—欣赏”:教育评价范式的双重结构及其实现——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

与“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的培养目标相适应,教育评价应当是由“鉴定性评价”和“欣赏性评价”组成的双重结构。鉴定性评价是指对学生素质按照预先设定的指标和标准进行评定,重在发现学生素质的不足,以“补短”推动“全面发展”;欣赏性评价是指根据学生素质发展的实际情况建构指标和标准并据此进行评定,重在发现学生素质的优势,以“扬长”促进“个性发展”。二者各有优劣,既不可彼此取代,亦需要相互补充。当前,“鉴定”几乎成为教育评价的唯一范式,评价改革基本集中于“鉴定”内部的评价内容调整,学生的个性潜质和特殊才能很难有机会被发现,更谈不上培养。为了真正实现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教育评价亟须从鉴定性评价的单一范式结构转向“鉴定—欣赏”性评价的双重范式结构。具体策略包括:确立注重特长的人才观,构建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善用彰显个性的评价方法和提供专业且过硬的评价保障等。

重新认识“语文教育家”叶圣陶

近年来一些论著在评述叶圣陶时,常常出现静态、片面、绝对、主观等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看待事物、评价人物的方式,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观点、实践,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他对语文教科书由最初全盘否定到身体力行编写大量经典的语文教科书;对语文课程目的由最初强调学科的专责到主张全面育人;认为选文不仅是例子,还兼有凭借、引子等教学功能。他不赞同汉语、文学分科;不轻视语文知识,但反对系统、孤立地教,主张有选择地、随机地教;反对以文学教育为主,又并不轻视,且重视阅读技能的培养。他的强调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培养基本能力的实用主义语文教育思想是合理的。

普通高中开展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设计与实施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于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部署逐步深入,但各地各校在关于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政策理解、区域实施、指导内容和指导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梳理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示范校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实践得出以下典型经验:学生发展指导工作要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个性、终身发展为理念;建立区域统筹规划、校本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建立五维并重、学科课程渗透的课程体系;建立家校社协同推进的指导团队;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赋能学生发展指导相关工作。

AGIL模型视域下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现实困境与应对之策

学生发展指导是促进学生全面和终身发展的重要举措,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高中阶段更加关注学生的差异性、选择性的指导,强调学生的体验性、动态性的指导,凸显自主性、系统性的指导。运用帕森斯AGIL模型理论,从“系统-功能”的视角分析学生发展指导面临的现实困境:学生发展指导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学生发展指导的系统适应功能较弱;学生发展指导师资的专业性有待提升,目标达成功能部分受限;内容体系和组织机构需进一步整合,系统功能优势发挥不足;评估系统需进一步健全,模式维持功能动力不强等。AGIL模型视域下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可从制度建设增强系统功能适应性、师资培养维护系统专业供给目标的达成、资源整合发挥指导职能优势、健全评估系统维护系统模式有效运行等路径实现学生发展指导系统功能优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价值、困境与应对策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等重要的价值。但是目前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资金、教育资源、师资、教材、教育意识、留守儿童等方面存在着亟须解决的困境,由此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策略。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策略包括改善乡村基础教育环境、优化乡村师资条件、提升乡村现代化建设速度,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等,以期运用这些应对策略改善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进一步的以基础教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进程。

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之“变”与“不变”

数字化时代,受社会变革和个体发展需要的双重驱动,基础教育步入了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变”与“不变”的辩证思维为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视野。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引起了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时空、教学形式、教学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但在此过程中,教育亦有自己的坚守,教育根本任务、教育发展方向、教育原则、教育价值导向、学生主体地位及教师主要职责不变。而在“变”与“不变”中也隐藏着数据安全风险、人文关怀与价值引领缺位风险、数字技术教学运用失范风险、思维发展受阻风险及增加学习者负担风险。基于此,可以坚持法治与伦理并举、技术与人文结合、人机协同、混合式教学、师生与学校共变,推进基础教育与数字化深度融合。

无为视角下“双减”政策的实施路径

近年国家出台了旨在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以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使基础教育重回学校主阵地的“双减”政策,使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现象得以抑制。但在政策实施中,依然存在家长过度依赖学校老师,学科类培训存在反弹风险,部分教师在思想上存在抵触情绪,将“双减”政策与提升教育质量对立起来等问题。从“无为”的视角看,“顺自然而为”、“依道而为”,回归教育之“道”,有助于“双减”政策的落地。一是因循自然,反对违背教学规律,盲目追求升学率;二是遵循无为而教,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三是无违而教,优化家庭成长环境,发挥父母对孩子言传身教作用;四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改进的多源流模型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研究

文章应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框架,结合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本土特点,提出改进的多源流模型,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进行描述、分析。研究发现,既有的减负政策结果反馈出越减越重的问题,教育焦虑、新的培训教育体系和资本力量的干涉共同构成了“双减”政策的问题源流;政府关注倾向转移到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上,设立了基础教育司;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了减负政策共同体。一系列相关会议的召开助推“双减”的政策之窗开启,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推动下,“双减”政策的政策议程得以确立。

分类指导分类推进,践行“适合的教育”

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一个问题若隐若现,即课程实施的“一刀切”“大一统”——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使用同样的课堂教学、同样的教材内容、同样的教学时间、同样的考试评价。以北上广为代表的发达地区,中小学新进教师多是知名院校的高学历毕业生,而在欠发达地区,有的学校普通本科毕业的教师都不多。

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问题归因——基于5个元假设的辨析及讨论

在梳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学业成绩问题研究的调查工具(问卷)和调查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逆向推理,研究归纳、发掘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调查研究中潜藏的对祖辈代养、学业成绩差异的社会影响、不同群体成绩表现差异、成绩测量、问卷填写5个元假设,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问题研究的深化需要进一步思考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问题的社会性指向,反思层级化基础教育体系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超级中学垄断与城市内顶尖大学入学机会区域差异——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超级中学的发展壮大可能加剧城市内部顶尖大学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不利于大型城市引导人口向郊区流动。基于对某顶尖大学A北京生源调查数据(2001—2021年)的分析发现,顶尖大学入学机会在北京市存在着明显的城郊差异,位于城区的超级中学与首位中学近年来分别垄断了A大学约40%与超过20%的生源;超级中学垄断降低了北京市一般高中学生的顶尖大学入学机会,但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郊区一般高中学生顶尖大学入学可能性、顶尖大学生源密度及相对录取排名的冲击,城区一般高中所受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该增加郊区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强化市级政府的资源统筹力度,同时也需要扩大优质高中的资源覆盖、加强郊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高中学校规划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