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留学生的宏观考察

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在清末“留日热”、五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0年代的“留俄热”和80年代后的留学大潮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规模宏大。留学人数大体有四五十万,可分为“政治留学”和“学问留学”两种,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变影响深远。从发展趋势看,一是留学教育的起伏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兴衰相一致;二是由单纯的留学教育问题发展成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三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逐步由“求知识”向“求生存”演变。

在国权与女权之间:近代中国关于女子教育宗旨的四次论争

由于救亡图存的迫切诉求,20世纪前期知识界围绕女子教育宗旨展开的大论争达四次之多,依次以贤妻良母、超贤妻良母主义、母性主义、妇女回家论的话语形式呈现,虽然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应否将女子养成"贤妻良母"以服务于民族国家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论争,这不仅折射了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的考量,也说明了国权与女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

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实施及特点探析

近代中国高校依托教育研究机构开始了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践。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产生,既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近代教育学科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在招考、培养、毕业及学位授予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制度体系。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如下鲜明特点:办学规模不大,在学人数有限;师资力量雄厚,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关注社会现实,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总结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实施及特点,以期为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邓萃英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

邓萃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和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邓萃英不仅倡导并注重高师学生有关学科知识和学科兴味的培养,加强道德教育和卫生教育,改进教学方法,倡行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力促北京高师男女同校,主张无论是高师还是普通大学,均应大兴学术研究,加强图书馆设施建设,实施人格教育,力促道德陶冶。

近代大学设置分区布局的历史变迁

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大学设置实行分区布局。晚清学部提出南北两大分区;北洋政府时期大学分区变动不居:或四大分区,或六大分区,或七大分区,或十大分区;南京政府时期从七大分区到只进行大学分区设置的原则性规定。大学分区设置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中央集权,均衡发展的教育方针、有限办学经费的效益最大化以及力求短时间内见成效。权力精英理性设计的大学分区一方面促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尊重大学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布局而引发许多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