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

清季四川存古学堂在民初变体为当时川省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是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清季民初四川朝野除政治对立和抗争外,在文教事业上还有通力合作的一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可以从学术机构变迁的角度增进我们对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认知,而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考察清季民初的社会、文化与学术,应可推进对那一时代的认识。

蔡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嘱咐与期待——纪念蔡元培诞生150周年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是围绕繁荣学术和培养高质量人才这个核心而展开的,其中充满着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待。首先,要"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其次,要"尚自然,展个性",为发展学生个性;再次,"为学当重创造",蔡校长极力提倡美育,认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越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并亲自在北大开设了美术课;第四,要"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蔡校长认为学生的第一责任是研究学问,与老师共同研究学问,同时他也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最后,要"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北大人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共同的,要经得起历史沧桑的检验。蔡先生在北大校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贡献,是全国一致公认的。北大不能没有蔡元培,这是今日的青年一代不能忘却的。

“松控”与“自治”:论民国初期(1912-1927年)大学与政府关系

民国初期(1912-1927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复杂纷乱的时局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通过立法、任命校长等方式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并拨款支持高校办学。高校的内部事务则由高校"自治",政府"松控",从而在政府与高校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高校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观今鉴古,研究当时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对推进当今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校外兼课管理制度小考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在校外兼课现象比较普遍,以致影响了学生课业和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教育部和高校在提倡教师以专任为原则的基础上,对教师校外兼课的时间、内容、地点以及兼课的条件、资格、程序等都提出了相应的限制办法,同时将提高教师待遇和巡查监管相结合,减少教师兼课行为,促进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探讨和挖掘民国教师校外兼课管理办法,总结其经验,以期对当前高校教师兼职管理有所启示与借鉴。

东吴大学民国时期及在台“复校”后的通识教育

以东吴大学为个案,从“通识教育”的视角考察在台“复校”大学与民国时期大学精神的延续与发展问题。在台“复校”后,东吴大学通识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与民国时期一脉相承的品质,具体表现为对通识精神与校训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精神向度,东吴大学民国时期所推行的以人格培养、文理贯通等为特征的通才教育及在台“复校”早期呈现出的通识精神对当下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在比较中也不难发现,随着高等教育“专业化”倾向的出现,台湾东吴大学通识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娱乐化、大众化等问题,从而违背了通识教育最初的“广博”“博雅”等初衷。

创新教育筹资机制 加快地方高校发展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在湖北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如何有效解决现阶段的资金短缺矛盾,既是省属高校校长们普遍焦虑的现实难题,也是政府和全社会应当支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大力发展地方高教事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近年来,我省地方普通高等院校发展迅猛,不论是从院校数量、招生规模,还是从教育质量、学术影响等方面看,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略论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

关于近代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鲜有专论。本文主要论述了近代国立大学教师聘任政策形成之过程及其标志,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聘任教师之特点,以及对待“土派”与“海归派”的聘任,政府在政策制订与大学在实际操作上的具体表现等问题。

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南大人之谈论百年校庆，最为眉飞色舞的，当属中央大学那一段历史。像《南京大学》、《走进南大》、《南大逸事》等书^①，都不约而同地在“民国最高学府”上大做文章。这里的“最高”，并非时下模棱两可的“之一”，而是名副其实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所由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大学，对于其后来居上，曾在某一历史时段超越老资格的北京大学十分得意，难怪个中人特别在意“民国最高学府”这一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