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扫荡报》总编辑的始末

芦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日寇侵略我国的序幕。到“八·一三”,他们的魔爪又伸到了上海。在上海,我国军民奋起抗击,不惜牺牲,与虎狼般的兽军作了三个月猛烈战斗之后,不得已撤退了,上海成了“孤岛”。有一天,我在徐家汇附近,看见日本鬼子虐待我们中国老百姓,要我们同胞经过他们岗位时,行礼致敬,一不服从,就拳打脚踢,使我非常愤恨。回到寓所,就同住在楼下的著名生物学家朱冼讲:我决定进内地去打日本鬼子。我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死了比活着还痛快些！”

有信仰底子的毕修勺先生

有幸结识毕修勺先生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个时候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始研究巴金的著作。一天,有个亲戚患病住院,我去看望,就在病房里高谈阔论,这也是少年轻狂之表现。过后,同病房的一位姓陈的老先生问我亲戚:"刚才听你们在讲巴金什么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毕修勺,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去法国的船票,还有兑换法郎,都是他代办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