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图式:基于爱尔兰民族志的引申思考

在人类学早期的研究中,有许多成果来自西方人对“域外”岛屿的研究,其内容主要聚焦在遥远的“简单的”无国家社会及其文化。然而,对于具有海岛类型特征的“岛屿国家”的整体性研究却重视不够。文章以“岛屿国家”空间作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单元尺度,通过对爱尔兰岛整体民族志研究,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提炼出爱尔兰岛的地理、历史、人文和国家社会发展特征,进而从爱尔兰岛特殊个案展开横向比较,从类型和范式的角度思考,凝炼出全球视野下岛屿国家发展的一般性特征。

民族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与乡村旅游发展——基于一个撒拉族村落“农家乐”实践经验的讨论

如何通过适度开发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良性变迁中得到传承,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A村为例,分析了其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并对其实践这一策略的基础条件和原因进行了梳理,提出应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角度着手,探索有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

基于"空间的生产"理论提出的"交往空间"对旅游社会交往活动具有较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但目前学界对"交往空问"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傣族园旅游互动中交往空间的变迁方面,并解读交往空间的变迁特征,试图建立起对少数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的认识。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一是交往实践活动生产了空间也生产了关系。目的地社区交往空间的变迁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各种变迁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二是交往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交往行为的空间性、交往内容的层级性以及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三方面,它们给原交往空间赋予了新意义。

青海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本文以国家A级景区为例,通过运用地理数学方法,对青海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省A级景区以3A和4A为主;A级旅游景区在全省中呈集中分布特征,并且分布均匀度低,空间上表现为不平衡。主要分布在西宁市及其海东市以及玉树和果洛地区;青海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受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旅游发展、旅游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以及客源市场等的影响。

西南地区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构建——以西南地区为例

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经过三轮筛选与修正,确定了西南地区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评价模型,计算出评价模型中每项指标的权重,结果发现:该区域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模型是一个四层三级指标模型树,由52个指标共同组成,且"遗产条件"是影响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的最关键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次之。

民族志视野中的古镇旅游——以云南官渡古镇为例

当下我国古镇游作为遗产旅游的一种类型越来越"热",这种将"古"(包括古迹、古旧、古风、遗址、遗俗等)与遗产事业相结合的旅游时尚,将文化遗产作为怀旧的对象,同时又将遗产变成一种消费资产。本文对古镇旅游的形制进行探讨,分析在后现代语境中古镇旅游为何会成为大众旅游的深层原因。本文以民族志的视野将云南官渡古镇作为实例进行分析,并简述遗产旅游的各种具身性(embodiment)体验。结合"家园遗产"概念对中国式的古迹观光态度进行阐述。

尴尬与出路:旅游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以民族村寨为基本单元的"旅游扶贫"是西南民族地区在反贫困实践中创出的重要扶贫开发模式。然而,既要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又要成功保护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世界性难题。现实中,旅游扶贫是政治驱动,地方政府关注焦点在经济利益上,文化遗产管理有名无实,长期缺位,导致民族村寨文化遗产遭遇"漏损"、"过滤"等尴尬,甚或有失忆的危险。理论上,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并不冲突,但实践上需要管理机构从文化遗产价值发掘整理与表达、有效信息传播、开发评估、利益合作机制建立、法律保障等方面适时"补位",才可能助推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建立可持续协同关系。

文化边界与族群互动:“内亚”视角下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作为一条地理走廊,是"内亚"地区的一个通道,在这条走廊上的文化与族群具有多元性。在河西走廊从事游牧的族群和从事农耕的族群之间长期进行着互动,历史上的"草原帝国"与"中原政权"都企图把河西走廊纳入自己的政治版图之中,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内部进行流通与交融。在"内亚"视角下河西走廊具有"过渡带"的性质。

河湟农村高额“彩礼”探析——以青海省峡口村为例

本文运用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以民俗学的视角对青海省南门峡峡口村婚俗中名目繁多的彩礼、存在的原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和解读,认为日益加大的农村内部差距是目前彩礼飙升的主要原因。

写文化:侗绣服饰图案在当代绘画艺术的文化表现

侗绣发展和演变中既有口传身授的传承风格,又有丰富多姿的地域风貌,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侗绣在不断地沉淀、延伸、嬗变,它在造型、色彩、构图上不断完善和与时俱进,最终形成了当下世人所见、侗家特有的传统民族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侗族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精华,也体现出其特有的民族艺术精神。从侗绣图案提取精髓融入当代创作,不仅是对中国绘画文化性的提升,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作出一定的文化选择,真正在人类学研究体系中体现出"写文化"的人文关怀。

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两个整体性原理

在宗教教义解读、灵修和体验研究之外,人类学思考由信仰引申出的社会文化联系,它可能涉及到两种整体论的观察角度:一是涵盖生境的、组织的、意义的整体观。一是生物一文化整体观。

从廉洁文化的内化到廉政能力的塑造——论传统廉洁文化对廉政能力建设的借鉴价值

廉政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传统廉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包含个人修身、廉洁从政和治国理政三个不同层面。这三个层面由内而外、由认知到践行、由个人历练到国家治理逐步递进,对提升领导干部的廉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通过正心、节欲、慎独、自省不断砥砺,可以提高廉政自律能力;遵循"公、清、谨、勤"行为准则,可以强化廉政践行能力;秉承政贵廉、吏崇正、法从严、防在先的理念,可以增强廉政治理能力。

试论土司的“地方化”与“国家化”——以鄂西地区为例

土司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始终渗透、交织着"国家化"与"地方化"两种面向。鄂西地区的方志、谱书等材料显示,当地土司先祖多为中原流官,他们有着模糊、乃至想象的祖先记忆与国家认同。后因政权更迭,这些流官先祖入土为"酋",开启了其"本地化"的历史。元明时期,土司制兴起,这些先祖获封土司,被纳入"王化"。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变土司区为流官经营,试图将土司之地完全纳入"国家化"范围,以达到去除其"地方化"的目的。改流导致土司区文化受到冲击,但其"土著"特性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中却得到最大程度彰显。因此,改土归流既是土司区"国家化"的深化,同时也强化了区域内民众的地方认同与族群认同。

舞台·颜色·味道——一个藏族村落的旅游发展与生计转变

文章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探讨一个传统藏族村落的旅游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生产、生计模式、社会分工乃至社会关系改变。发现,藏族村落的旅游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社会背景;经济地位提升仍然是有效改变自我认同与社会评价的关键要素,也是改变社会身份与社会分层的重要渠道;旅游发展深刻地触及藏族村落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弗里德曼为什么只重视中国宗族的功能而忽略系谱——兼论作为一种福利制度的中国宗族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把中国宗族看成一个控财单位而不是一个系谱单位,引发了海内外中国研究领域中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弗里德曼之所以重视中国宗族的功能因素而忽略系谱,除了秉承非洲世系群研究中的corporation概念外,一是他要面对二战后英国的福利问题,所以他按照西方人类学惯例做了跨文化研究为自身社会提供智慧;二是他想与非洲世系群特征相区分,因为强调世系不容易把中国宗族与非洲世系群区别开来;三是有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的支撑;四是通过中国宗族集体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以批判西方个体主义,并达成对西方搭建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运转机制的反思。弗里德曼从福利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宗族的这一纬度应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对中国当下福利制度忽略了本土资源有重要提醒作用。

入赘婚亲属称谓的转化与调适——以南涧县密食禄村白族“招儿子”习俗为例

亲属称谓的转化使"非正常性"入赘婚具有了"正常性"迎娶婚的亲属称谓特点,从而确定了入赘者的社会身份,构建了以宗亲为原则的父、子、兄、妹等亲属关系结构,完善了以姻亲为基点的姑、姨、舅、甥等亲属关系网络,从而确定了社会广泛认可的亲属体制,巩固了婚姻家庭的社会性和生理性基础。

四川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城镇化进程中,四川城镇人口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和政府应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思想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建立坚如磐石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基石,加快城镇周边经济发展,夯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物质基础,加强城镇民族工作机关建设,建立城镇民族工作协调管理机制,完善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机制,大力发展四川区域经济,建立川南长江新干线经济区,成都、邛崃、雅安、康定川藏经济区,成都、绵阳、广元经济区,成都、资阳、隆昌、泸州新茶马古道经济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党和政府领导权、主导权,正确引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向等措施,来解决新形势下四川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发展,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文学人类学走向新学科——《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研究》代序

文学人类学是在20世纪崛起的文化人类学传播中国后的派生物。文章评介苏永前博士论文《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研究》,聚焦闻一多、孙作云、萧兵的研究脉络和传承关系,说明文学人类学如何从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到至今拓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个人的学术创新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基础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学术史的深刻反思,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所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另一个方面则是自觉培育理论思维的能力。文化大传统理论在新世纪的诞生离不开前辈学人在跨学科方向上的筚路蓝缕之功。

“格物”说的大传统探源

源于《大学》的"格物说",由于宋儒的集中论述成为后世儒家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借助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文章尝试性复原了"格物"说的天神崇拜背景,探究了"格"的神话学意义以及神话观念对儒家格物观的深层影响,初步还原了儒家思辨性论题得以产生的"生活世界"。格物说的深入阐释,不仅可以对"大学之道"的本义做出更本源的阐释,而且可以深化对后世儒家工夫论的理解。

中国客家研究百年学术历程与反思——基于论文与著作的分析

客家学术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历史过程。以历年来出版的客家研究著作与中国知网中刊发的"客家研究"论文为统计数据为依据,分析在此期间客家研究学术体系的系统建构情况。结果显示,就中国客家研究学术体系的建构状况而言,多数著作与论文的研究主题高度关注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客家地域研究、客家方言研究,少量著作与论文关注到客家族群发展、客家名人研究以及客家文化产业发展等内容。研究发现,中国客家研究存在学术伦理被颠覆,学术成为学者的独白;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地域化倾向严重;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学术对话难以展开;研究主题高度历史化,当下性研究、前瞻性研究较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