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潜在投资行为与起兴修辞文本建构

在商业活动中,潜在投资以隐蔽的形式呈现,不为人察觉,却能实现极终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预期。在语言活动中,也有这种投资行为。起兴修辞文本的建构,就语言资源配置而言,就是一种潜在投资行为。它的最大特点是,以超出达意所需的增量语言资源投入,确保实现修辞效果最优化的表现。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起兴文本的建构表面上不符合“投入-产出”以少博多的原则,实际上并没有违背经济学上“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边际原则,仍然体现了投入与产出的平衡。

谐音歇后语无序书写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谐音歇后语无序书写现象相当严重,以致不仅影响了有关它的机理探讨、学术交流、译注理解,同时也影响了有关它的语文教学。这背后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原因。整饬谐音歇后语无序书写势在必行,但首先需要做好基础工作,包括统一思想认识,明确主攻方向,说清应当怎样书写的根据所在。整饬无序书写应当从整饬词典入手,具体操作需要学界编写人员、出版社审校人员以及出版局管理人员齐心协力。

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的标题与摘要

引人入胜的论文标题和摘要能够概览全文的主题思想和研究贡献,并且可以带给编审和读者良好的第一印象,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论文的标题与摘要是编审和读者评判论文质量的“唯一因素”。不少学术论文在送外审前,就遭遇编辑部的初审拒稿,通常都是因为标题与摘要欠佳。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的标题与摘要呢?本文提出如下几点主张。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汉语语音喻用类型梳理及有关问题探讨

为推进和深化方兴未艾的语音隐喻和语音转喻研究,在充分调查基础上对汉语语音喻用作了全面梳理,指出汉语语音喻用可以分为八种类型,即:语音隐喻独用型;语音转喻独用型;语音隐喻与语音转喻合用型;语音转喻与概念隐喻合用型;语音转喻与概念转喻合用型;动作隐喻与语音隐喻合用型;动作隐喻与语音转喻合用型;动作转喻与语音转喻合用型。同时就近年有关研究中突出存在的两个问题作了不无必要的探讨,指出谐音喻用的构成基础不是相似联想而是相关联想,不应归于语音隐喻而应归于语音转喻;谐音喻用中的谐体和本体不是起讫关系、常变关系、表里关系,而是手段-目的关系。

当代文学艾滋叙事的隐喻修辞

作为一种疾病,艾滋病在自身之外还附加了众多的隐喻与偏见。当代文学早期艾滋叙事讲述的大多是国外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显示了一种盲目排外的他者想象。与此同时,艾滋病又被视为一种世纪瘟疫,是对道德犯禁者的天降惩罚。当代文学艾滋叙事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军事话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战争修辞特质。艾滋叙事中存在一些话语转义行为,用“爱滋病”“爱之病”或“热病”等指代艾滋病。艾滋叙事在艾滋病的污名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些话语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艾滋病的污名化,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

经济修辞学研究的方法

经济修辞学是一门新型学科,是基于经济学原理透视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修辞学,迄今都尚未建立起来。正因为如此,对于经济修辞学的研究,我们必须重视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从经济学的视角透视语言表达中的诸多修辞现象,揭示修辞现象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修辞现象发生的内在动因与发展规律。根据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经济修辞学的研究可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五种:归纳法、演绎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与心理分析法。

示范投资行为与例示文本建构

在投资活动中,有一个有效规避风险,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就是“示范投资”。它的最大特点是,只将投资的触须指向某一具有带动效应的目标对象,通过对该目标对象的投资,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以此最大限度地拉动对相关目标对象的投资,从而实现整体投资效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预期。在语言活动中,也有这种投资行为。如“例示”修辞文本的建构,就是一种“示范投资”行为。它的最大特点是,达意不直截了当,而代之以举例说明。这种文本建构,表面上看是一种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行为,不符合“投入-产出”的经济原则,抬升了投入(达意所需配置的语言资源)的边际成本,但又在客观上使产出(接受效果)的边际收益实现了最大化。因此,从整体上予以观照,仍然符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经济原则,实现了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即以较多的语言资源配置实现了达意与审美有机统一的终极目标预期),是有效的经济修辞行为。

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互文辞格新解

文章基于体认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结合修辞和互文辞格的特点,对现实进一步细化,并对认知进行了具体描述,初步构建了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据此对汉语互文辞格进行了分类体认分析,得出了新的分类框架,并深入考察了不同类型互文的意义产生和理解的体认机制。

蓄意隐喻理论视角下疫情歌曲的创作路径研究

蓄意隐喻是疫情歌曲中的常见现象,通过明喻、暗喻、规约隐喻、新奇隐喻以及其他语言和修辞手段呈现,往往依赖转喻构成认知的基础,集语言、思维和交际功能于一身,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发挥了引导、规劝、疗愈的积极作用。在创作疫情歌曲时,创作者可以围绕创作意图,选取特定转喻符号构建蓄意隐喻和其他认知结构,在完成歌曲构思后,选择恰当的话语形式呈现蓄意隐喻和其他认知结构,这样的创作路径更能引起听众的共情。

论生态视角下女性形象的隐喻主观性

隐喻是人类主观上建构现实的重要语言工具之一,话语主观性特征可以从隐喻表达的视角、情感与认识三个方面表现。《京华烟云》中既有大量的隐喻表达,也蕴含了女性形象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作者的生态观。文章主要借助该作品中隐喻主观性建构的“木兰”这一女性形象,基于女性与生态的互为隐喻关系揭示女性形象与生态自然的相似处境和发展进程,由此挖掘抗战时期女性的不公地位与矛盾心境。

迂回投资行为与旁逸文本建构

迂回投资从表面上看,不像直接投资那样快速高效,但却能以时间换效益,以更大的投入换得更大的收益,实现极终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预期。在语言活动中,也有这种投资行为。如“旁逸”修辞文本的建构,就语言资源配置而言,就是一种迂回投资行为。它的最大特点是,“脱轨”叙写的内容偏离了表达主旨,跟达意传情无关,属于语言资源的无效投资,抬升了投入(达意传情所需语言资源)的边际成本,但却使产出(修辞接受效果)的边际收益最大化(达意传情与审美效果的有机统一)的目标预期得以实现。因此,从整体上观照,旁逸文本的建构在语言资源的配置上仍然没有违背“投入-产出”的经济原则,体现了投资与产出的平衡,符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经济原则,属于一种有效的经济修辞行为。

社会符号学视野下中国——东盟减贫纪录片的多模态分析

纪录片《充满希望的村庄》选择国际减贫重要议题,采用小切口展开个体叙事,利用多种摄制手段提升画面观感,既有效传达国际减贫主题,也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但该片依然存在素材单薄、整合失序、情感淡薄等问题。纪录片创作者应运用生活化素材,统摄内容板块,注入更多人文情怀,塑造中国“暖实力”维度的国际形象,以“将心比心、仁者爱人”的感召力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经济修辞学研究的意义

“经济修辞学”的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立足“语言本位”,真正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修辞活动的经济修辞学则并未真正展开。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要求来看,亟需转换看问题的视角,基于“语言即资源”的观点,将修辞学与经济学打通,积极开展经济修辞学研究。经济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其特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还因其交叉多元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

微博多模态气候语篇的意义建构——以世界自然基金会官方微博为例

近年,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话题。微博超话社区作为网络热点话题的汇集地,充分体现大众对这一话题的关注。选取2022年9月21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官方微博发布的“气候行动周,倒计时1天”话题为研究语料,基于Halliday元功能理论和Kress&van Leeuwen视觉语法理论,探讨语料中文字模态和图像模态分别实现意义与并构意义的方式。研究发现:在该多模态气候语篇的意义建构中,文字和图像模态通过互补下的强化-突出和强化-扩充关系、非互补下的交叠-冗余和内包-整体与部分关系共同构建该语篇的意义,即: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改善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义不容辞的使命,从而唤醒并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故事世界的多模态表征:《摩登时代》里的无厘头歌曲

跨媒介叙事学将叙事识解视为从符号模态到故事世界的映射。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餐馆试唱实质上是一个多模态叙事(音乐哑剧小品),调用了多种符号模态来表征这首无厘头歌曲的故事世界。其中,具身模态(动作表演)取代了语言(歌词)成为支配性叙事模态,音乐伴奏和声乐为辅助模态。本文以韩礼德“元功能”概念来刻画各种模态在建构故事世界中的功能;从“可述性”切入,结合电影的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阐释这种多模态配置的审美政治含义。

浅谈新疆语言资源在鞠利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作家鞠利在新疆南疆生活、工作了50余年,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运用了新疆丰富的语言资源。本文以《我和胡杨的约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词汇、语法和修辞三个方面,分析了新疆语言资源在鞠利作品中的应用特点,以及新疆汉语方言资源在西部文学作品中的可懂度等问题。他的这种南疆表达,为西部文学调动新疆语言资源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他的这种语言资源集成,是研究新疆民族交流、语言接触等的宝贵论据。

“研究翻译话翻译”对话录

20世纪缘起的翻译标准大讨论方兴未艾。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和有关评价体系的变化,翻译实践这一经典问题有了重新讨论和阐释的必要。翻译实践在译学界的地位和功能是什么?翻译专业学生培养如何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为此,周领顺教授、孟祥春教授、冯全功教授、任东升教授、李正栓教授和王理行编审以“翻译实践之史”“翻译实践之理”“翻译实践之功”“翻译实践之练”“翻译实践之趣”和“翻译实践之需”为主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以期对译学界学者的翻译研究以及现阶段翻译专业硕士和未来翻译专业博士的培养发挥积极的指导或借鉴作用。

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一体双层”模式建构

当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学术史梳理,以便回望来路,展望去路。近年来,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正成为国内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以应对翻译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诉求。但与当前欣欣向荣的翻译史研究相比,国内的翻译理论史研究还较为薄弱。本研究聚焦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模式的元思考,尝试以翻译理论史的4个要素——译论、翻译实践、译论者和社会为构成性的“一体”,从内层——心理层和外层——社会层以及相对应的两个跨学科视角——发生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作为阐释性的“双层”,建构一个研究和撰写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体双层”模式,并对该模式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阐发和举例论证,最后对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提出几点建议,特别是提出建立一个译学分支学科——“译论思想史”的设想。本研究希望能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研究模式方面的可能途径,助力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