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视角下的盲文规范化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盲文领域主要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存在效率低、覆盖面窄、主观性强、共享性差等问题。目前,我国已建成国际上首个千万级规模的具备盲文触觉(单方、整体)、对照(汉字—拼音)、语言学(声调、分词连写)三维六层特征的精标注盲文语料库,利用这一语料库对盲文进行量化研究,能够促进对我国盲文发展全貌的把握和了解。从标调一致性、分词一致性等方面对盲文进行全面的定量分析,指出现行盲文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的修订和盲文规范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对策,以提升盲文出版的规范化水平。

甲骨文·猜想

古语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意思是送给别人一条鱼只能帮助他一时,却不能解长久之饥。如果想让这个人一直有鱼吃,不如教会他捕鱼的方法。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鱼”和“渔”有着不同的含义。那么,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是怎样的呢?一起来认识一下吧!汉字详解鱼:象形字。《说文解字》:“鱼,水虫也。鱼尾与燕尾相似。”

“又”“右”“有”字际关系考辨

随着汉字的发展,由于语义引申或者文字假借等原因,汉字的一字多职现象也不断增加,使得许多字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又”“右”“有”三字在西周时期便产生了产生混用,而到东汉时期三字记录职能基本明确。本文结合出土文献考察分析“又”“右”“有”三字的相应记录职能,描述和总结三者的字际关系。

近代汉字研究的展望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代汉字研究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近代汉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必将获得空前的发展。今后的近代汉字研究应该特别致力于辑字形、理字书、考难字、探源流、建体系、数字化、育人才等几个方面。近代汉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汉字研究的格局。在不久的将来,近代汉字学将和古文字学、现代汉字学一起,共同构建起汉字学的完整大厦。

从传统出发,重构中国汉字学学科体系

以20世纪初为界,汉字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传统文字学已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因兼有其他学科内容而比较繁杂,理论上也存在一些缺陷。现代汉字学受国外语言文字理论影响,往往生搬硬套,无视传统,在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等关键问题上产生一些不合汉字实际的认知,导致现代汉字学内容贫乏,学术性减弱,学科地位下降。新时代汉字学既不能像传统文字学那样用文字包含语言,也不宜像现代汉字学这样用语言吞没文字,应该立足汉字本体,注重文字与语言的互助互证关系,把形体、结构、职用看作汉字的三维本体属性,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重新建立中国自主的“三维汉字学”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实现学科体系自主化。

吸收多元文化 解读文字起源

文字起源一直以来都是早期文明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探讨文明社会的重要观察点。前文字是盛行于史前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多种原始视觉表达方式,对前文字的系统深入研究,将为新媒介条件下的“类文字”符号创意提供充足的学理依据,尤其对于汉字起源和中国文明研究具有多重意义。黄亚平的《艺术、考古与文字起源:前文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出版)一书,融原始艺术、神话、考古于一炉,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在对前文字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深刻地剖析了前文字与汉字起源的紧密关联,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多重学术价值。

据出土文献说“痛心疾首”及相关字词

成语{痛心疾首}由{痛心}和{疾首}两个词组合而成。卜辞中“疾首”与“首疾”并见。“疾”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病”字则是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在战国出土文献中,“疾”表示的病情比“病”更严重,与《说文解字》的记载相反。{疾}{病}都是非宾格动词,故在“N1+V+N2”这种句式中,可移位为“N1+N2+V”,且N1和N2有领属关系。{痛}{疼}则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因此{痛心}{疼心}不符合语法规则。“痛心”“疼心”原本作“疾心”。{疾首}和{疾心}本指生理上的疼痛不适感,在春秋末期引申指精神上的痛苦或痛恨,为了强调一种极度的痛苦痛恨而组合成一个四字成语,为了避复,将{疾心}改成{痛心},从而组成{痛心疾首}这个成语。{痛心}一词在汉代以后才开始流行,当是从成语{痛心疾首}中分割出来的。

“诗言志”字源学研究辨证

近百年来,众多学者运用字源学对“诗言志”这个重要命题进行了阐发。各家所论大都带有明显的实证色彩,但此项研究却从总体上陷于“出之以实,得之反虚”的境地,凸显出“诗言志”字源学研究模式本身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许多研究对字形的辨析不够精确,对字义的解说比较主观,违背了古文字考释的一些基本原则:说形声如会意,不符合文字的构形规律;误用声训、递训等训诂学方法;缺乏古文字历史演变的动态眼光。从汉字阐释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看图释字”、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等问题,没有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度量。概言之,通过古文字的本形本义演绎出某种理论构想,超出了字源学方法所能负载的限度。近几十年以来,这种“以字源学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的模式甚为盛行。对“诗言志”字源学研究的反思,或许能为当下流行的汉字阐释提供些许启示。

楚文字“砫”字补说

关于楚文字中“砫”字构形问题,学界一般认为从石主声是“重”字异构。汉语中的“重”,有“古代丧礼中在虞祭之前,用木制成暂代主牌以依神之物”之义。我们结合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认为“砫”当看作从石从主,主亦声的字。我们认为“砫”为“重”字异构,与古代丧礼中虞祭之前暂代“主”用来依附死者灵魂之“重”密切相关。秦灭六国,“重”行而“砫”废。但是,“砫”的一些义项则保留在“重”字中。

霸姬盘、盉铭文“求”字补说

霸姬盉(气盉)铭文中的■字,学界旧多释为“某”,并读为否定词“无”或“毋”,认为铭文中的“某弗”为双重否定。新刊布的霸姬盘中此字异体作■、■之形,通过对比可知其下部所从与“某”字的“木”旁判然有别,释“某”之说当非。甲骨金文中的“求(蛷)”字本为多足虫的象形,其写法多变,霸姬盘、盉中旧释“某”之字的不同异体均可与“求(蛷)”字的不同写法相对应,并有相近字形为证,故知其当改释为“求”。“求”有寻求、谋求之义,霸姬盘、盉誓词“余求弗称公命”“女(如)求弗爯(称)公命”,就是说“如果我谋求不遵从公命”。

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形态研究

本文描述了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齿缝片的形态,结合钻凿、形态特征组合,将中甲齿缝片残片分为十四大类,并简要论述成因。

易本烺《字辨证篆》“误省”同形分类考察

《字辨证篆》是清代易本烺在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误省,指本非省字而误作省者。”《字辨证篆·误省》收录了“误省”实例40例,其揭示的同形字类型有: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换声符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会意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简省某些部件的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讹变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通假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借形俗字同形;一个字的讹字与另一个字的省形俗字同形;一个字的古文与另一个字的音近换声旁简体俗字同形。这些“误省”实例告诉我们要从形音义三个方面综合辨析字际关系。这些同形字以同为形声字的同形字居多;在形声字的同形现象跟假借现象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条截然分开的界限;这些同形字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字形简化或字形讹混或字形简化和字形讹混共同作用。“古代汉语”课程学习要引导学生辨析同形字。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汉字系民族文字

汉字是一种自源文字,它在商代开始向外传播,秦以后成为通行中国的官方文字。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汉字虽历经朝代更迭和自身形体演变,但是依旧稳定,并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仿照汉字创制本民族文字,如党项、契丹、女真以及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壮族、白族、苗族等。这些民族在文字创制时都或多或少地参照了汉字的字形、字音以及汉字造字的“六书”造字法,其字形明显带有汉字的形体特征。这些文字的产生是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实例。

《汉字系文字:汉字的借用与改造》评介

文字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要素。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以及中国的汉字被称为“世界古典文字”。这些文字不仅历史悠久,且都是独立发明的自源文字,在文字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经历史更迭,只有汉字传承至今,其他三种文字早已尘封在遗迹中。

清华简《保训》释义

以整理者的严式释文为底本,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重新释读清华简《保训》。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周易》《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与《保训》相比较,又征引马王堆帛书《老子》、清华简《五纪》等出土文献与《保训》相印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发掘《保训》的真义,并将之作为章句训诂的依据。《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文王追述了黄帝之质朴、舜之良善、微之理智、汤之义勇,并将自己所秉持的诚实、公正、宽容、不懈之道传给武王,叮嘱武王要心存敬畏、勤政用贤。《保训》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易·涣》“涣其群”考辨

《易·涣》六四爻辞“涣其群”之训释,历来争议都集中在“涣”字,然鲜少论及“其”字。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的上博楚竹书、马王堆汉帛书、阜阳汉简书《周易》,考辨认为:“涣”当解作“离散”;“其”字应是“而”之形误,后来习非为是。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札记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2中的“区区”当读作“䧢䧢”,形容郑邦人民心情不安,“君己”则理解作“君记”或“君志”,与典籍的“帝籍”相当。简10中的“忍”当读作“牣”,“志”则如字读,指心智,而非志向。简16的“付孙”可读作“付选”,指“付授”而言的。简17—18的“畜孤而作”当读作“督孤而助”,即言督察郑庄公且辅助之。

试说先秦盆类器的一种自名用字

子諆盆(《殷周金文集成》10335号)旧释为“[皿于]”或“[血丁]”的自名用字,应分析为下半从“于”,作声符;上半则是盆类器物之象形。作为器名,可能与传世文献的“盎”有关。

清华简《五纪》“大音”与《五音图》图式略论——重读李学勤先生《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

受李学勤先生《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之文的启发,从“中国传统学术乐律和历法长期不分”的角度,重审清华简《五纪》中的“大音”问题和《五音图》中的“五角星”图式问题,得出一些新认识。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评《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

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山西大学王永昌博士合著的《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是近年来我国汉字学研究领域的又一结晶。从作者总体写作内容的个体与整体的融合性、写作方法的匠心独运、“字谱”的梳理与“字族”的精巧安排、对古代汉字研究理论成果的继承与批判等方面对该书作以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