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与简化字“郁”的异同

“鬱”和简化字“郁”字在《说文解字》中是两个不同的字,检索历代字书、辞书、韵书,以及研究成果,从字形发展、义项和叠字等历时层面来考察“鬱”和“郁”字的异同,从共时层面观察现代方言中的“鬱”与“郁”,确认“鬱”与“郁”字在古代是音义不同,但又在义项上部分相通的字。现代虽将“鬱”简化为“郁”,但方言中仍保留着二者的不同之意。

简化字遗留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些年来,汉字简化的功过成了国人关心的话题。从历史上看,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是识读的需要,更是书写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以政府名义颁行《简化字总表》,作为规范汉字推行,并发布异体字整理表,旨在减少通行汉字的字数。这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传承字和简体字共同组成的汉字系统,在很好地为使用汉语的人服务,这是不争的事实。

试论汉字简化过程中的非单一模式

关于汉字的简化方式诸家都分为草书楷化、部件简省、替换声符等几大类,事实上有些简化字的简化方式并非来源于上述简化方式的某一种,而是几种简化方式结合而成。目前的研究对这种现象还不够注意,往往在汉字源头、演变方式的认识上存在偏差。通过对“刘”“怀”“还”“边”“泽”等几个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简化字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认为上述简化字均是由草书楷化之后再经历部件简省而形成的,以此希望对简化字的分类、演变方式等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简化字中的历时同形现象举证

简化字就字形而言不少是古已有之的,其中有一部分本有其字,后来由于其存在结构或理据上的优势被用作正字的俗体,而且被简化字所沿用,从而造成了汉字同形的现象。这部分汉字由于使用频率低、缺少文献用例,且在字书中的解释语焉不详,相关研究以及大型字书的编写只是照录古代字书而疏于甄别,因此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今以简化字的同形现象为出发点,从形音义三方面分析此类汉字的源头和演变过程,以期对全面认识简化字和完善大型字书有所裨益。

建国以来汉字简化工作相关问题研究

汉字的由繁至简是数千年来汉字发展的客观趋势,尤其是在近代,汉字简化工作经历了一系列蓬勃而剧烈的发展。时至今日,我国汉字简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广泛的影响,但依然存在一些遗留未决的问题。本文对建国以来汉字简化工作的历程与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回顾了我国在建国初期对汉字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工作,探讨了“简化字”方案的实施与影响,然后重点对“二简字”方案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该方案的特点与失败原因。最后根据汉字简化现况,分析了汉字简化工作中遗留的简化程度不够、思路不当、部分合并不够合理的问题,并相应地给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简论类推简化

本文在对简化汉字中的类推简化进行科学定义的基础上 ,回顾了类推简化产生的背景 ,分析了类推简化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在进一步整理和规范汉字时对类推简化的处理意见。

北京市城区公共场合繁体字出现原因分析

自１９５６年我国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来，简化汉字已经逐渐取代了繁体字而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了一股使用繁体汉字的风气。针对这种现象，笔者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两次对北京市城区主要街道进行抽样调查，同时辅以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对全部材料的统计和分析发现，繁体字的出现除了与文字使用场合，文字使用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性质等有密切关系外，还与汉字本身结构以及汉民族的审美心理有关。我们由此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文字使用的规范除了需要加强宣传教育之外，简体字的设计或认定以及它的推广使用也不能不考虑客观社会需要和汉字结构的规律本身在群众使用汉字时所形成的心理状态。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理性思考

本文从汉字产生与演变的历史出发 ,对汉字发展的基本趋势作了理性的分析 ,并审视新中国汉字简化工作的得失 ,从根本上肯定简化字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贡献。本文还联系社会现实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 ,提出了汉字简化存在的一些问题 ,给予了建设性意见。

“标准草书”与汉字书写的现代化问题

民国元老于右任创立的"标准草书",现已成为一个书法流派。由于其整个符号体系难识难记,无法成为于氏所希望的整个汉字的手写体。汉字书写的现代化改革道路,应遵循汉字发展"形体简化"的基本规律,摆脱传统书法的羁绊,提倡采用与正楷字形体基本一致,满足社会各界书写快捷、易于辨认要求的连笔字。

钱玄同对汉字简化的理论阐述及实践推进

作为民国时期汉字简化发展的关键推动者,钱玄同对简化问题的推进是全方位的。他在倡导走拼音化道路的同时,又主张暂时保留汉字,并提议对其进行改简。钱氏从字体演变视角及语言学理论视角,论证了汉字简易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文字的社会功能视角,阐明了简体字应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主张广泛搜集固有的减省形体,以便利其时社会生活之需要,以促进当时文化、学术之发展。他首次归纳了颇具系统性的汉字简化方法,首次提出了汉字的"类推"简化法,并整理出2300多个简体字。钱氏认为字形简化须在满足区别度的前提下进行,不应将所有汉字都改简为"三四画";主张让学生学习"新字",社会上也应使用"新字",重印古籍亦当用之,以防造成"求简反繁"的结果。

再认识和评价汉字新旧字形问题

1965年,《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颁行,使印刷汉字得以规范,为汉字字形的发展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然而在进一步分析汉字原有字形和新规定字形时,发现二者仍存在诸多问题。文中对印刷字形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评价,进一步阐明了汉字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简化字研究综述

从简化字的类推、同音替代、繁简问题三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简化字研究进行了梳理。

令人忧虑的汉字“繁体错位”

令人忧虑的汉字“繁体错位”□邢福义所谓汉字“繁体错位”，是指汉字运用中在不该用某个繁体字的位置错误地用上了某个繁体字。比如把“中文系”写成了“中文亻系”。这实际上是使用了错别字。这类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简单化地对待汉字的繁简关系，从而不适当地化“简”为...

“简化是汉字发展的规律”质疑

汉字简化的现实并不能导致或验证汉字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规律的结论。自清末民初以来,颇多知名人士曾先后提出汉字改革的主张,有的甚至还提出应废除汉字,但并没有提高到"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规律"的理论高度。汉字在发展中,繁化、简化两种趋向并存,但在文改前,繁化一直呈强势,简化一直呈弱势。汉字不仅是语言的载体,保存了中华文明史,而且它本身就是文化,蕴含着古文化的大量信息。

汉字简化——既要摆脱繁难,又要传承文化

简化是汉字发展不可逆转的走向。汉字简化起初着力于形体的演变,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楷书其形体是越来越适合于人们的书写。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形体相对稳定,于是人们便从形体本身的笔画省减,另辟简化的蹊径。解放后,我国政府进行了两次汉字简化工作,第二次汉字简化由于出台仓促,缺乏社会基础,在试行十年之后被废止,但不等于汉字的形体就此定型不变,它还必将朝着既要摆脱繁难,又要传承文化的方向发展。

简繁之争的舆情分析

文章在较全面分析汉字简繁之争舆情的基础上,对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对论争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根源予以了剖析。文章认为,民众语言文字常识性知识匮乏,论争难以在同一层面形成交锋;语言舆情的研究要引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把握大众媒体传播特点。

简化字从未切断我国的传统文化

演员袁立2014年9月15日在微博里提出"简体字切断了我们的文化",主张恢复繁体字。这种观点得不到事实的支持。在推行简化字的50多年里,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从未中断,近年来更出现了国学热,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认识了繁体字不等于就能阅读繁体字的古籍。要具有阅读繁体古籍的能力必须要经过专门的培训,一般非文史专业人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接受传统文化。恢复繁体字的路走不通。

简化字中形声字理据性浅析

文章例举了学术界对于简化字理据性的看法,提出了分析简化字理据性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并以倪海曙《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中的形声字为例,就如何对简化字的理据性进行量化分析进行了尝试。

新加坡简化字运动及其经验述评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新加坡自从1968年开始推广简化字运动,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推广统一的简化字是减少汉字文化圈使用汉字的相互干扰、提高汉字使用效率的理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