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呈符、申符”再证小句焦点在述题

认知语言学认为,主语对应于主体、焦点,宾语对应于背景;功能主义语言学等认为焦点是新信息,在谓语。虽然认知语言学的焦点-背景说法有过一些论述,但仍未引起广泛重视,影响语言认知的研究。论文以皮尔斯的“呈符、申符”理论对此问题进行再探讨,认为焦点小于背景是铁律,无论如何转换,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都是不通的。“焦点”和语用紧密相关,从“焦点”本义看,在语用中一个小句内部只能有一个焦点。在语言认知上,必须由实体的物理空间概念发展到心理空间概念。结合以上理论,根据符号学的“呈符、申符”理论,证明了小句焦点在谓语,一个主项(主语)可有多个呈符(谓项),述题永远只能解释话题的部分内容,主项是呈符的背景。而把主项、主语看作焦点时,其背景在小句之外。

从《史记》看西汉“是”与“此”语法功能的异同

在《史记》的统计语料中,“是”有形容词、系词、指示代词,“是”和“此”有指示代词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六个方面的功能。观察“是”和“此”的这些功能,可以看出:“是”可以充当形容词、系词,充当指示代词作谓语,而“此”都不能;“此”的指代性比“是”要强;“此”和“是”作主语时,都可以后接谓词性谓语,但“是”后接谓词性谓语占绝对优势;“此”作动词宾语、定语的比例则均高于“是”。系词“是”的形成可能与其指示代词和形容词用法都有关系,而“此”不具备形容词用法,因此不能发展为系词。

汉语会话中叹词的语调模式和应答功能——互动视角下的听感实验研究

为观察叹词作为应答语的语调模式与不同功能的关系,本研究把4种不同句子类型的前句(前件)和负载不同语调的4种叹词应答语(啊、欸、哦、嗯)(后件),通过组合合成出192个话对,由被试在8对(16种)应答功能间作听感选择,观察在汉语会话序列中前件类型与后件应答语之间的匹配度,以及叹词在不同语调下的功能取向。研究发现,根据后件应答功能选择结果推断得到的实际行为类型与前件句子功能类型大致吻合,但也突出呈现出前件形式与功能上的不对称性。应答者对叹词及其语调的选择同时影响被试对应答功能的选择,而其中语调的影响更明显。升或降两种语调可实现正负应答功能的基础区分,升降和降升等复杂语调的功能主要由曲拱后段的升降趋势决定。

罗城仫佬语、土拐话kh■η^(1)的多功能性及其演变

广西罗城仫佬语、土拐话共享一个多功能语素kh■η^(1),其词汇来源是汉语的“空”。kh■η^(1)不仅存在于罗城仫佬语和土拐话当中,也广泛存在于广西境内的民族语言以及毗邻的越芒语族语言当中。本文详细刻画罗城仫佬语和土拐话kh■η^(1)的各种虚化功能,在此基础上构拟仫佬语kh■η^(1)的两条演变路径,即(一)平行于汉语“否则”类连词的演变路径:kh■η^(1)_(否定)>kh■η^(1)_(否定假设)>kh■η^(1)_(选择)>kh■η^(1)_(建议、请求),kh■η^(1)_(否定假设)>kh■η^(1)_(醒悟);(二)kh■η^(1)_(否定)>kh■η^(1)_(语气词)。土拐话kh■η^(1)的连词用法是复制仫佬语kh■η^(1)的连词功能而来的。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住”的情态特征及演变机制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住”基于动力学图式,表达叙说者对主客观条件作用下事件或命题能否停留、稳固、经受等可能性的主观表现。该结构经历了由空间域到状态域、时间域的放射性隐喻扩展,多表动力情态,表认识情态和估价时已经词汇化。“V得/不住”在认知域、情态类型方面对称,在使用频率和语体方面不对称,与“(不)能V住”“(不)能V得住”在主观性程度上不同。“V得住”的语法化早于“V不住”,均受到了语义虚化、句法结构、语用因素等制约。

语义制约语法刍议

语法问题说到底是语义问题,语义对语法的制约不仅体现在词语、特殊句法结构中,还体现在语篇组织甚或语篇透露的“文化背景”上;不仅现代汉语语法受制于语义,古代汉语语法亦然。丰富的具体实例剖析展示了语义影响制约语法的丰富与复杂性,这也造成“似乎至今没有人深入探究过语义和语法的关系”的窘境。然而,认识“语义制约语法”很重要,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考察、描写或解释某个语法现象时自觉地追究语义是如何制约语法的。

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可能”的位序变化

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通常表达根情态。结果补语结构中它们的位序由句子的语义决定,理论上不可改变;描写补语结构中,若非辖域因素影响,它们的位序可变,但实例中基本都位于“得”前。带“得”动补式中“可能”表达认识情态,若非辖域因素影响,其在“得”前后的位序变化自由。一些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可能”在“得”前后的位序可变是因为,第一,带“得”动补式成分项之间的关系是既有一定的并立性,也有一定的非并立性;第二,“得”标明了主动词事件和补动词事件之间有蕴涵关系;第三,此时,“得”后成分为焦点所在。

现代汉语贬抑性评价构式“破NP”研究

现代汉语中的“破NP”构式是主观性强的贬抑性评价构式,其构式义丰富,可分为直接贬抑、间接贬抑、假性贬抑、自我贬抑、反预期贬抑五种不同情况,这五种构式义与构素“NP”之间是互相选择的关系,从历时角度来看,“破NP”经过重新分析从动宾结构演变为定中结构,引发了“破”从动词到形容词的词性演变过程,最终“破”虚化为泛义形容词,“破NP”构式由此产生。在东北官话中,“破NP”构式常与方言特征鲜明的程度副词“老”结合成强贬抑性评价构式“老破NP”,“老破NP”构式又派生出“老NP”构式,属于纯粹的强贬抑性评价构式。“破NP”作为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强贬抑性构式之一,其深层的构式义、词义演变过程及其在方言中的派生形式对于接受国际中文教育的留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究修正留学生对“破NP”构式理解上的偏误,并激发留学生对中文当中其他语言现象含义及其演变过程的主动理解和探索。

遭受义“把”字句的产生理据——兼议“变异性扩展”和“承契特征”

遭受义“把”字句是一个义类容量较小的独立图式性构式,其直接来源是致使义“把”字句中的消损类。尽管其后果为“形式旧—意义新”组配,从致使义“把”字句到遭受义“把”字句的演变并不属于变异性扩展,因为按照目前的“扩展中的语义变异”假设,经变异性扩展产生的新图式性构式是源构式边缘义类或边缘构例的意义进一步创新的结果,而作为遭受义“把”字句源头的消损类致使义“把”字句也并非某个图式性构式的边缘义类。承契特征的作用在遭受义“把”字句的个案里体现得很清楚。遭受义“把”字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其中的“违愿”或“不幸”意涵,该意涵根源于消损类致使义“把”字句一个既有的语义语用限制条件,即“NP+VP”的结果存在负面色彩。

从话语到句法:并列连词“还有”的形成及其演变

并列连词“还有”在现代汉语中可分为词语连词“还有1”与句间连词“还有2”。两者都产生于明代,都由话语用法发展为连接成分,但彼此之间没有演变关系。重复义存在句“还有NP”在话语中追补主体句的宾语,形成并列结构“NP+VP+NP,还有NP”;“还有NP”整合进主体句后,“NP还有NP”充当“VP”中动词的宾语,“还有”重新分析为词语连词。重复义领属句“(言者)还有XP”处于话语过渡位置,浮现出连接附加的功能,丢失主语后发生习语化,形成话语标记“还有XP”;话语标记脱落“XP”后产生的“还有”再分析为句间连词。

英汉双名合词的普遍性考察——二维语义论视域

双名合词的语义关系问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过去的研究在结构上对双名合词进行语法描写,得到的研究结果是把双名合词分为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两大类。英汉两种语言都拥有这两类结构。然而,关于双名合词的语义关系的考察却局限在单维度的语义描写层面,而对语义关系的描述基本上是以例说例,未能就英汉两种语言双名合词的语义关系的普遍性进行系统性揭示。英汉双名合词的普遍性是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二维语义论为基础,就英汉两种语言中由自然种类词项构成的双名合词“N_(1)+N_(2)”进行考察,目的是揭示双名合词语义关系的普遍性。在二维语义论视域下,英汉双名合词都有弗雷格联系式合词、康德联系式合词和卡尔纳普联系式合词三大类。根据“N_(1)+N_(2)”中N_(1)和N_(2)各自开显的语义维度与性质,这三大类双名合词又可分为十二亚类。在这十二亚类中,英汉双名合词的普遍性聚焦在康德联系先验的必然性上;在弗雷格联系上,英汉双名合词属于经验的必然或偶然普遍性;而在卡尔纳普联系上,双名合词的英汉对应情况比较复杂。对双名合词的语义关系进行考察,充满了挑战,也具有认知意义。

否定义反预期构式“我才不X呢”

“我才不X呢”是日常会话中常见的否定义反预期构式,表达“听话人以为说话人会做出某种反应,而事实上说话人并非如此”的构式义。该构式中,“才”是反预期标记,X是对前文关键信息的截取或提取,表达否定的内容。“我才不X”呢构式的反预期语义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与听话人预期相反,二是与社会共享预期相反。其反预期语义的获得与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以及对比的篇章特点密切相关。在具体的交际中,构式“我才不X呢”通过“指明预设”“引出修正”“引出根据”或“引出补充”等手段将上下文关联起来,从而实现篇章连贯。

从语义特征变化看隐喻投射导致的演变--语法化与语义演变类型研究系列之二

本文基于语法化与语义演变的视角,从词义内部——词汇项语义特征变化的情况来重新审视隐喻投射。隐喻投射就是词汇项的多个显性或隐性语义特征中,部分语义特征丢失,保留的语义特征可能进一步变化或抽象化,从而导致词汇项从一个语义范畴进入另一个语义范畴,这源于说话人有意识的创新,是一种突变。隐喻投射产生的往往是实词,不过即使输出端是实词,投射过程中词汇项的语义也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实变化。

汉语打断性别差异的双维度机制研究

打断言语行为一直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打断性别研究存在两种假设:单维度分析说和双维度分析说。以汉语母语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任务判断实验,探究打断性别差异的语用分析机制。结果表明,在打断者性别和受试性别的双维度分析上存在不一致的识别和评价效果,判断程度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双维度分析观,不支持单维度分析说。

西北汉简中的名量结构研究

名量词和名量结构是汉语史中的重要语法现象,汉代是名量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时期。调查了汉代西北五种重要的出土文献,即敦煌汉简、敦煌悬泉汉简、额济纳汉简、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中的使用情况,量词分个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借用量词和集体量词四类展开,分别调查数量名结构和名数量结构的出现次数。调查显示,西北汉简中名数量结构出现最多,数量名结构较少,五种汉简中的情况均是如此。总体上数量名在名量结构中的占比为10.97%,西北汉简中的数量名结构是汉代名量结构中发展最快的。

流水句形成的顺序象似性句法机制

文章基于语言顺序象似性的基本原则,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通过实例语料的分析,发现汉语句子中的定语、状语等修饰语在遵循顺序象似性原则的情形下,可自由不加标记地转换成并列小句,从修饰语位置提升为与主句并列的述谓结构,这是汉语流水句形成的主要内在机制与形式手段。

试论“谐体”与“本体”的界定区分及其重要意义

汉语学界多年前就开始对谐音结构中的“谐体”和“本体”加以界定和区分。尽管前述概念早已用开,但论及何谓谐体何谓本体始终是各说各话。目前流行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而无论着眼于谐音生成的起与讫,还是着眼于形式表现的常与变,还是着眼于语义层次的内与外,均无法保证这三种观点无往不利。文章通过同比喻和借代相关概念的比较,亦即通过同喻体和本体、代体和本体的比较,以及基于术语系统对称性和整齐性的考量,提出将对应于手段还是对应于目的作为区分谐体和本体根据的新观点,并对此作了充分验证。科学界定和正确区分谐体和本体,对谐音构成机理的探究、谐音研究的学术交流、谐音译注的理解领会、语文教学的顺利开展及语文词典的规范编纂,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必行副词“总得”的话语关联与语义组配

本文以语义语法为理论依据,从话语、句子到同现成分由大到小的逻辑顺序,还原出副词“总得”的“势转必行”话语关联及其“无奈、祈求”的情态意义。首先,根据“总得”与“必须”的句法分布差异,提出不能简单地用“必须”释义“总得”;其次,从普适性、明确性、真实性和确实性四个角度提取并正反验证“总得”的“外转内让”逻辑关联和“势转必行”话语关联;第三,正反定位必行副词“总得”分布于陈述句和“吧”字问的状位;第四,根据句法分布和同现成分,准确提取并形式验证“总得”组配行为具有动行义、低量义、肯定义、必将义四种语义特征;最后,分析并解释“总得”两种情态取向:无奈与祈求。

“VP+X+算/是+X”构式的语义兼容及其认知机制

“VP+X+算/是+X”构式语义具有兼容性。构式兼容基于充分条件的“动尽其量”和必要条件的“动尽其量”两种语义,前者强调动量的效力以及效力的范围,后者主要强调能力范围限度内的效力,二者在形式互证方面各不相同。语义兼容的产生与认知扫描差异有关,基于充分条件的“动尽其量”是总括扫描的反映,基于必要条件的“动尽其量”是次第扫描的结果。

动词实现类型的甄别与鉴定

Talmy在实现事件研究中,提出了固有、完全、隐含、未然实现的实现动词分类,但其本质还未被充分认识,而且缺乏实证数据支持。鉴于此,本文(a)针对固有实现动词不编码目标的问题,参照实现事件结构重新假设动词的实现类型及其区分;(b)实证固有与完全实现动词具有同等蕴涵目标实现的能力和独立激活框架事件的能力,前者可容纳颗粒度丰富的卫星语素,而后者只能容纳单一语义的格式塔卫星语素;(c)发现动词激活框架事件的能力与其编码目标实现的能力正相关;(d)基于被验证的假设和发现设计了甄别方法和步骤;(e)设计的两步诊断法能准确、有效区分动词实现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