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停顿”——焦菊隐对契诃夫戏剧的独特接受

在焦菊隐的译介对象中,契夫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理解契诃夫所刻画的生活,“停顿”是关键。“停顿”可以在静与动的对衬关系中制造“紧张的静默”,由内而外地产生情感节奏,以无声与有声的对话创造协和的整体。焦菊隐对契诃夫“停顿”的评介,挪用与创造,体现出他在中外戏剧交织融合之中独创的剧场美学。

论鲁迅启蒙基础上的自我批判

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在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杂文三大领域中自我批判意识随着历史的推进逐步加强。这个过程展示了鲁迅的自我批判是在启蒙预设中生发的。鲁迅启蒙基础上的自我批判的转向是启蒙逻辑变化的表现,即由对象性启蒙向对等性启蒙的转变。

刍议《随想录》忏悔意识的成因

巴金以笔代刀,无情地解剖自己,清醒地深思"文革"产生的原因,自我反省,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忏悔意识。巴金年轻时代具有赎罪意识;文革期间整个社会都笼罩着忏悔气息;儒家思想重视"内圣"与"反省";卢梭《忏悔录》等各种各样因素都催生着巴金忏悔意识的产生。

边塞诗及其特质新论

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边塞诗的特质表现在：１、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２、有鲜明的边塞地域性；３、有特殊的时代性；４。

论清代诗文集的类型、特征及文献价值

清代诗文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其编刻、流传的方式,别集、总集的类型及文献价值与前代诗文集多有不同。同时,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别集和总集也具有较高的批评史意义。

谁在对话红楼梦:对研究主体的探究——新世纪红学研究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分析

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红学研究者呈现了如下特征:从发文量与洛特卡定律相比较的角度看,红学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能力比较强,但是作者队伍尚不完全成熟;从普赖斯定律的角度分析,红学的活跃作者群已初具规模,群体成果产出率较高;有固定的红学核心作者群体,且该群体对红学研究的贡献非常大;红学研究者的增、复量保持了良好的均衡,"坚守"和"加入"的比例很合理;作者的合作率与合作度均较低,应予以重视。

当代主体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化图景——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新人”形象

新时期的新人形象主要由当代农村青年、城乡改革者、当代知识/都市青年三部分构成。新人形象凝聚着作家新的创作理念和新的价值观念,而他们性格的变化发展则是作者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变的隐形表达;新人形象还体现了作家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如人文精神的失落、道德失范、唯利是图之风盛行等问题的困惑与焦虑。新时期小说家们借着新人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表明他们努力遗忘过去、与过去决裂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现实的自我理解和对未来的诸种想象,并以其绘就新时期的文化图景。

民国《子见南子》演剧风波述评

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戏剧创作,该剧以现代性解构了传统的孔子形象。1929年6月8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师生公演该剧时,引起了孔氏族人的愤恨,并上告教育部,引发一场短兵相接的思想交锋,折射出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潮与复古思潮之间相互碰撞、斗争的复杂关系。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二)

晚明艳情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中除了写与发妻、侍妾的情感外,还有与"个人"、婢女的艳情艳事。"个人"艳情诗20余首,主要集中在崇祯元年至二年两年间,即在发妻病重至病亡期间,诗人已与"个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恋情;恋婢诗近20首,时间跨度为24岁至49岁,所恋对象显然非同一婢女。两类艳情诗皆写得风光旖旎,动人心脾。

论竹枝词为大众接受的原因

竹枝词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诗歌样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创作人数众多,分布空间广泛。竹枝词拥有大众接受优势而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乐于向民间学习的作者;2.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的内容;3.浅显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世纪末之流变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经历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生代”写作和“先锋小说”的世纪末流变,这种更替演进不止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嬗变,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强烈愿望,与世界文学接轨、融合和对话的深度焦虑,以及消费时代反抗精神的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后,将本土化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条可能出路。

《诗经·国风》中婚恋诗在河洛地域的分布情况考略

《诗经·国风》中言爱情的婚恋诗数量约占风诗的近一半,其产生的地域是一个值得学界关注的节点。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可大致梳理出先秦河洛地域的自然地理及河洛文化圈的范围;又综合古今学者对《诗经》地域的研究成果,可依次统计出《诗经·国风》中出自河洛地域的婚恋诗共有51首,占全部《国风》婚恋诗的71%左右。

论南宋王质《诗总闻》的创作动因

南宋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在当时的语境和个人因素背景下,他以半生的心血潜心阐释《诗经》而撰成《诗总闻》一书的动因有三:一是感于时政,以《诗》训世;二是仕途失意,寄寓悲愤之情;三是不满他人训释,自立新说。

从诗意的“工厂速写”到深邃的“人文关怀”——评李铁的小说创作

在李铁大量的表现工厂生活的小说中,其前后期的作品有着很大变化:由单纯、诗意地表现身边的生活,到因生存焦虑产生出具有“人文关怀”的艺术之作;不滞留在单纯的现象批判,对生活充满着信赖;关注被遮蔽的工人生活的现实,细腻地呈现女工们的内心感受。这些充分显示着他思想与艺术的成熟。李铁小说的魅力既同他的人生状态、生活工作经历有关,也同他的艺术美学原则有关。发展与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小说的独特意义。

师古 师今 师心——论徐渭的散文创作

简朴奇崛而又任情爽洒的风格是徐渭才情、真情与傲情在其散文创作中的显现,也是他对本色化的艺术追求。而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他师古、师今、师心的必然结果,师古而成奇崛之势,师今而成简朴之气,师心而任情啸傲,从而奠定了他在散文创作中独特卓绝的地位。

徐志摩诗歌的情爱体验与道德关怀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主将,身处军阀混战、内战蜂起的黑暗时代。受五四"个人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性与公共性:既有充满私人性的情爱记忆和情感体验,也有公共性倾向的政治诉求和人道主义关怀。此外,他的一些诗歌个人性与公共性兼容并生,爱情诗中隐含着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书写充满贫苦、残毁的现实社会的诗作中又熔铸着诗人的个人情绪和个人性感受。

李商隐诗歌复合认知策略研究

唐末诗人李商隐诗歌的新奇性自古以来都是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们潜心研究的焦点,诗人融自然景物、历史典故及神话传说各类意象于一炉,投射个人身世,表达其深刻的爱情、政治及人生体验。基于此,结合认知语言学心智体验观,从概念隐喻和转喻两种认知策略的复合手段出发,发掘李商隐诗歌语言个性化的认知模式,以期对其难索解的无题诗研究作出贡献。

先秦史传文学对家臣形象的正面塑造及其原因初探

文章梳理先秦史传文学中的家臣形象,认为史官对家臣这一社会角色的认识是在缓慢变化的,从起初的忽略到春秋时期的重视,家臣形象相应地从单薄到丰满。其原因有政治方面的,即家臣社会地位的稳步上升引起史官的关注;有文学方面的,即史传文学的成熟定型。

《长安志》考略

《长安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本记载唐都长安城详细设置情况的重要著作。但历代相传,辗转翻刻,流传众多的刻本与原本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本文对其版本、志图合一及赵彦若序、"曲台"和朱雀街西第一街第一、二坊整段缺失,及后世对它的评价和影响等问题重新予以考索,以图还其以历史的真实面目。

20世纪南京大屠杀小说创作的发展

20世纪南京大屠杀小说创作经历了抗战时期、"十七年"时期、20世纪80-90年代三个阶段。抗战时期的作品"抗战情感"浓厚,在愤怒与悲痛之外,给人胜利的希望。"十七年"时期,虽有一波抗战小说的创作高潮,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很少。20世纪80~90年代,在追求作品史诗性品格潮流的裹挟之下,作家多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抗战史的一页进行处理,这使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深刻性与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