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竹枝词为大众接受的原因

竹枝词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诗歌样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创作人数众多,分布空间广泛。竹枝词拥有大众接受优势而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乐于向民间学习的作者;2.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的内容;3.浅显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

论南宋王质《诗总闻》的创作动因

南宋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在当时的语境和个人因素背景下,他以半生的心血潜心阐释《诗经》而撰成《诗总闻》一书的动因有三:一是感于时政,以《诗》训世;二是仕途失意,寄寓悲愤之情;三是不满他人训释,自立新说。

边塞诗及其特质新论

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边塞诗的特质表现在：１、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２、有鲜明的边塞地域性；３、有特殊的时代性；４。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二)

晚明艳情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中除了写与发妻、侍妾的情感外,还有与"个人"、婢女的艳情艳事。"个人"艳情诗20余首,主要集中在崇祯元年至二年两年间,即在发妻病重至病亡期间,诗人已与"个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恋情;恋婢诗近20首,时间跨度为24岁至49岁,所恋对象显然非同一婢女。两类艳情诗皆写得风光旖旎,动人心脾。

《诗经·国风》中婚恋诗在河洛地域的分布情况考略

《诗经·国风》中言爱情的婚恋诗数量约占风诗的近一半,其产生的地域是一个值得学界关注的节点。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可大致梳理出先秦河洛地域的自然地理及河洛文化圈的范围;又综合古今学者对《诗经》地域的研究成果,可依次统计出《诗经·国风》中出自河洛地域的婚恋诗共有51首,占全部《国风》婚恋诗的71%左右。

王维与白居易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白居易同为隐士,却由于家庭背景、人生阅历及价值观念等因素的不同走出了不同的隐逸之路。从隐居动因的差异看,王维厌倦官场,白居易属于权变之术;从隐居的方式看,王维注重大隐,白居易倡导中隐;从隐居后的诗歌看,王维风格偏重田园,白居易钟情闲适。

徐志摩诗歌的情爱体验与道德关怀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主将,身处军阀混战、内战蜂起的黑暗时代。受五四"个人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性与公共性:既有充满私人性的情爱记忆和情感体验,也有公共性倾向的政治诉求和人道主义关怀。此外,他的一些诗歌个人性与公共性兼容并生,爱情诗中隐含着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书写充满贫苦、残毁的现实社会的诗作中又熔铸着诗人的个人情绪和个人性感受。

李商隐诗歌复合认知策略研究

唐末诗人李商隐诗歌的新奇性自古以来都是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们潜心研究的焦点,诗人融自然景物、历史典故及神话传说各类意象于一炉,投射个人身世,表达其深刻的爱情、政治及人生体验。基于此,结合认知语言学心智体验观,从概念隐喻和转喻两种认知策略的复合手段出发,发掘李商隐诗歌语言个性化的认知模式,以期对其难索解的无题诗研究作出贡献。

从玉山雅集看元代文人休闲活动的精神取向

玉山雅集是文人休闲活动的重要形式,更是纯粹的文人欢聚盛会。从文人雅集的创作入手,回归文人与文学本身,从休闲视角重新审视玉山雅集,能够揭示元代文人休闲活动的自由自适精神。他们在雅集中获得身的自由与心的安乐,形成了任情适意而不依附于政治的人生选择,成为元代文人新的人生价值观念。这种回归本心的文学创作值得深入探究,它充分展现了文人真实的生活方式与个性才华,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元代文人的休闲生活与精神追求。

论李白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诗风的转变

在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一生的创作中,出现了不少现实主义的力作,这些诗作滋生的土壤是李白复杂多变的人生际遇。中年的诗人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跻身仕途,却屡屡碰壁;晚年的李白命运多舛,把对生命遭际的慨叹化作对现实的关注,使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凸现出现实主义的灵性。

滑稽故事与“十七言诗”

"十七言诗"是宋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一种兼有讽刺性与诙谐性色彩的诗歌形式。明清以降,在文人笔记与口头传统中,"十七言诗"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滑稽故事中得以呈现。"十七言诗"与"滑稽故事"之间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类型间性"。作为一种诙谐的诗歌形式,"十七言诗"区别于"打油诗"。

中西融合的学者之诗——谈曾思艺的诗歌创作

曾思艺的诗歌创作博采中外文学之长,丰富了学者之诗的内涵,形成有别于"纯诗人"的创作风格。曾诗中西融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学意象的活用、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中西诗学观念的融合。

论王维的七言古诗

王维的七古在盛唐并不算杰出,但他的艺术技巧已趋成熟,已经显现出盛唐诗的风韵气骨,在盛唐七古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古代诗歌史上也有着不可抹杀的影响。试分析王维七古的艺术风格并阐述它的文学价值以论证它在古代诗歌发展道路上产生的影响。

简述唐代诗歌中的女性王国的兴起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而唐代女性诗人对唐诗的兴起和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唐代女诗人的数量和她们的艺术成就都是在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的,而在唐朝之前,女性文学创作者却是凤毛麟角。唐代女诗人创作的兴起以及繁荣有着它特殊的时代因素。

《诗经》中的飞鸟比兴意蕴

《诗经》中的"飞鸟"作为一个意象,其比兴意蕴丰富,主要可归结为三种类型:用飞鸟来比兴祖先父母的;用飞鸟来比兴男女恋情和婚嫁场面的;用飞鸟来比兴行役之苦的。这种借飞鸟来比兴的手法对后世文人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沙鸥诗论“主体外化”说试析

沙鸥诗论“主体外化”说试析赵心宪生前出版了３１种诗集、４种诗论集的沙欧（原名王世达）．既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卓尔不群的著名诗人，又是真正自成体系的理论家。如果说诗集可以看到诗人“主要不是用理论而是用作品探索瘛新诗的形式”［１］的艰辛足迹的话，上述诗论集...

上海沦陷区的新诗理论探索——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个案

上海沦陷区不是诗歌的“荒原”,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代表的诗论者仍然坚守“诗领土”探索诗歌理论:路易士追求“纯粹的诗歌艺术”,但他的“纯诗”理论存在偏颇与悖论;应寸照承认诗歌的社会功用,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但其理论文章常因缺少具体例证而过于抽象;史美钧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诗人论,对徐志摩、朱湘、王独清、于赓虞、路易士等诗人都进行了专门研究,是沦陷区诗歌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三者的诗学观念存在“理论的张力”,并共同构成了上海沦陷区诗歌理论的复杂场景。

《诗经·秦风·晨风》诗旨考辨

《秦风·晨风》的主旨迄今主要有七种观点。《毛诗序》、朱熹《诗经集传》和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诗旨的解说影响较大。其分歧主要源于对诗人身份、“晨风”“北林”意象、诗文本内在逻辑的理解不同。在无法考究诗本事的情况下,细读文本的结论是:《晨风》是一首抒情诗,抒发了妇人担忧丈夫忘记自己的幽怨之情。

鞭挞黎庶有谁悲——大唐两位县尉的“不忍”情怀

从众多曾任县尉一职的唐诗作者里简拔出两位诗人:高适和白居易,以两人生平中共有的一个横断面为切口,透过其特定时段具有代表性的诗作,考查他们做县尉时的痛楚心理及原委,特别关注他们的民生观、"亲民执法"期间始终保有的儒家"仁治"理念及"不忍"情怀,以期走进唐代基层官吏——县尉的情感精神世界,感悟他们活泼的民本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