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诗体文学性研究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诗体文学性表现在韵文对偶技巧方面,可分为押头韵、押尾韵、头韵和尾韵同时押韵,这三种形式均存在对偶特征;重章叠句的运用方面,体现了句式、章法上所具有的形式整齐、简单灵活的特点;格言谚语的引用方面,可以窥见古代突厥民族用辩证思维和形象隐喻传递智慧、认识世界的方式。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诗体特征与汉语文学经典交融契合,展现出中华文学的多民族创作脉络。

语言文化生态研究综述

语言文化生态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与语言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都有一定渊源,是对语言、文化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语言文化生态学是将语言、社会与自然生态三者结合交叉研究的结果。对国内外关于语言文化生态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一综述,分析其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与深化语言文化生态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读《暾欲谷碑》札记——türk sir与“锻奴”

迄今为止,学界对《暾欲谷碑》所见türk sir一词没有较为满意的解释。笔者最近在研读突厥鲁尼文碑铭以及查阅相关书籍时发现,对此问题进一步推敲甚至作个诠释已有可能。经研究,碑铭所见türk sir可能与汉籍史料所记"锻奴"有关,即与突厥炼铁有关。

突厥语族文献概论

突厥语族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之一,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占据重要地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等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作、翻译和记录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学、文化的文献。这些文献既是使用突厥语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历史的主要语料。

“瓯脱”及其相关问题再探讨

"瓯脱"语词,始见《史记·匈奴列传》,源于突厥语,意为"中间地带"。匈奴人操突厥语是因匈奴人曾征服、融合突厥族,形成为一族多源民族之故。古代史家曾长期较广泛使用"瓯脱"语词,从而使其经历了一个汉语化的历程,其间读音未变,而用字则有所变化,并从专用词变为通用词,甚至连内地政区之间的"插花地"、"飞地"等亦以"瓯脱"相称。

“阿鲁骨马”一词的语源与本义

本文对见于《明实录》和《高昌馆译语》中的“阿鲁骨马”一词在当时的含义进行了考察 ,对李盖提给出的“纯种汗血马”释义提出辩驳 ,依据汉文记载并结合语言分析指出 ,它的词根是突厥语arγu -,原义是指混血马 ,与早先见于辞书的阿尔浑马词义近似。而所谓“纯种汗血马”之义纯属晚出义项 ,与明代的实际情况不符。文章还附带论述了它在蒙古语 -满语中的传播及词义变化。

车师(姑师)的语源、语义及源流考辨

车师(姑师)是汉文史籍对突厥语o■uz(乌护,乌古斯)一词的音译,应读作gūsī/gūzī。o■uz的本意为"初乳",乌孙国为其源头。该部族的得名及其狼图腾文化的形成,与汉代乌孙首领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密切相关。其后,进而演变为包含有24个部落的部族名称。其中分布在东部天山地区的8个部落后以"滑""八滑""滑国""八部"或"高车"等名见诸于史籍,民众则以o■uz的略音便译形式"滑"或"车"为姓。乌古斯属蒙古人种,是部落及人口最多的一个突厥语部族,也是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族。

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与演变规律

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会产生同化、借用、融合和双语现象,这是语言兼用、转用、混合、竞争的结果。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总体演变方向是趋同,它接触的结果受语言功能的层级性影响———强势语言决定弱势语言。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产生的变异是由浅入深发展的,从局部变异开始,发展成系统变异,再由系统变异转变为语言混合。

再论突厥语后置词的形成问题

再论突厥语后置词的形成问题李树辉突厥语学界有关后置词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后置词的形态结构、功能类别的描写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①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历史及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可能。为此，笔者曾撰写了《试论突厥语族语言后置词...

阿尔乌(Ar"非汉字符号"u)人和古代突厥语“n方言”

Arbu一词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指某一操用突厥语部落的名称,而所谓“n方言”为“西突厥 族”及回鹘人语言的观点亦不能成立。Arbu一词为地域名称,专指怛逻私和巴拉沙衮之间的广大地区。所谓 “n方言”也便是“阿尔乌语”(Arbut ε),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突厥化了的粟特人等所操的混化型的突厥语方言。

突厥语词Qa■an、Tεgin、Qitaj的历史演变

Qa■an、Tεgin、Qitaj(可汗)为突厥语最为古老的语音形式,后在q/→x音变规律和a a/axa→a:→a音变规律的作用下,分化演变为xaqan、xa n和xan等3个语义相同而形式有别的词语。突厥语中不存在“第一性长元音”(原始长元音)。T gin(特勤)的本义为“奴隶”、“奴仆”,其“王子”义系由谦称转义而来。“契丹”一词并非借自上古突厥语“j方言”的Qitaj,而是源于“n方言”的Qitan,是通过突厥化了的粟特人的中介音译为汉语的。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汉文译本音标和汉字的一些问题

根据《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文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1984),陈述其汉文译本(民族出版社,2002)中关于古突厥语音标和汉字的一些问题,供汉文译本读者参考,也为维、汉文翻译研究者提供资料。

狯胡居地与维吾尔语地名qajlur

汉文史籍所载狯胡之"狯"及羯胡之"羯"均为qaj的译音。qaj是操用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语言的部落,是公元前176年在匈奴右贤王的打击下由河西走廊西迁至龟兹周边地区的大月氏的一部,其先民战国时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北部。自东汉永嘉年间以降直至东晋时,以上党、武乡、羯室为中心广泛活动于北方地区的羯胡,与龟兹地区的这一支狯胡同宗同源。汉武帝时有龟兹贵人名"姑翼",便是qaj的对音。东晋太元八年(383年),狯胡曾应龟兹国王帛纯之请抵御吕光所率前秦军队的进攻。唐贞观二十年(646年),有龟兹国大将羯猎颠等曾拥众五万"逆拒王师",其名中的"羯猎"二字便是qajlur的对音。现今沙雅县城西25里的海楼乡(qajlur jez?s?)以及库车县和轮台县名为qajlur的村庄均是其居地。qajlur的语义正是"狯人"(羯人)或"狯(羯)部落之民众"。5世纪末,狯(羯)胡为嚈哒属部。自8世纪中叶以降,隶属于葛逻禄集团。《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表明,其民众直到11世纪70年代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尚处于兼用突厥语的阶段。

《突厥语大词典》中qonaq的指谓与汉译

新疆及中亚地区约于16世纪中叶或17世纪初才开始种植玉米。《突厥语大词典》中的qonaq及t y gyn qonaq,汉文版分别译为“粟”和“玉米”(或“苞米”)明显不妥,均应汉译为“粟”或“谷子”。

吐鲁番地名新探

吐鲁番(turpan)地名与吐蕃无关。该词由突厥语动词词根tur-(站立,站起来,上升,升腾)附加源于嚈哒语的副动词/形动词构词成分-pan构成,语义为"长久居住的(地方)"即"久居之地"。双语合璧的地名正是当地多元文化混合交融的体现。该地名至晚在10世纪上半叶已见于文献,极可能在8世纪末回鹘入主吐鲁番盆地时已开始使用。其汉译名称"秃尔班"在1276年见于文献,此后还曾出现"土尔番"、"土鲁蕃"等译名。该地名最初仅用于指称位于"火州城"(今高昌故城)和"崖儿城"(今交河故城)之间的城(即唐代的安乐城,今英沙古城,又称安伽勒克古城),后逐渐发展为地区及全盆地的名称。

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语言观

文章以哲学和语言学视域为研究切入点,梳理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及其著作《突厥语大词典》中所蕴含的语言观,从中归纳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五个层面体现出的"语言工具论"的哲学观念,以及"历史比较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的语言观念。体现出他的语言观是维吾尔族民族智慧的储存库和历史记忆的档案。

突厥语文献的纪年形式和断代方法

古代突厥语文献是突厥语民族史、文化史及西域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古代突厥语文献的断代,一直是突厥语文献学研究中的瓶颈问题。文章先对古代突厥语文献的纪年形式做一归纳,之后结合多年的断代实践,归纳出"纪年考订法""字体考订法""方言考订法""历史音变考订法""词语考订法""历史考订法""参照考订法"和"综合考订法"等8种断代方法。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汉文译本的翻译质量问题

根据《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文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1984),陈述其汉文译本(民族出版社,2002)中关于译名不一致、译文前后缺乏照应、漏译和译文用词的一些问题,供汉文译本读者参考,也为维、汉文翻译研究者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