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

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基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文科知识体系近乎主导了中国文科百年以来的构建进程。在这百余年间,如何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重建中国理论话语一直都是世纪之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孜孜以求力图解决的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又一轮激烈的研讨。文章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更需要将中国文化放置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审视西方经验、西方实践以及西方理论。通过史实的梳证可知,包括“浪漫主义”“意象派”“新批评”“生态伦理批评”等诸多英美文论的形成明显汲取了来自中国文化哲学的元素。以此延展,文章提出了中外文论互鉴史研究、文论他国化变异研究、比较诗学变异研究等以中国为视角、以中国理论为建构方法的新领域,提出属于自身的标志性概念、创新性问题。做到知识自主,更要做到阐释自主,才能解决话语问题,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说不出”“不想说”“不敢说”的“卡嗓子”难题。

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

日常用语中的“优化”指采取一定措施使事物变得优异。作为计算科学和运筹学中的重要内容,优化是指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选取某种方案以获得“最优化”的目标。将优化引入文论,可以与美化相关联,彼此之间有同有异。生成式AI中,优化有模型训练、创意提示、调试迭代三种方式。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优化,与其作为物质基础的艺术媒介及其作品的“可修正性”有关。在优化的技术演进中,先后经历了手工加工时代的优化、机械复制时代的优化、数字创生时代的优化三个阶段。手工加工时代出现了诸如对“手稿”的“润色、修改”,对“乐器”的“调音”,对“原作”的“临摹、誊写甚至重写”,对“文物、遗迹”的“修复”等不同的“类优化”类型;机械复制时代出现了“参数优化”“剪辑优化”“表演优化”等类型;数字创生时代出现了以算法优化为核心的智能优化。将优化引入文论,需要警惕“最优化”的结果不是“奇异性”,而是“普通性”的算法悖论、数据和变量中的偏差不易被纠偏;相反,易强化成偏见的偏差悖论以及随机并不意味着不同,而只是相似,是风格的重复的生成悖论。

建构生态新感性:生态批评与实践的必由之路

生态批评的发展一直被自身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异质性”所困扰,即生态批评传达的生态观念因与生活意识的隔膜而难以转化为实践态度,作为“客观知识”的生态观念尚未获得接纳和实践它的主观条件。这一异质性只有通过建构以生态和谐为核心的主体感性能力才能消除,而感性重塑是涉及文化心理、生活惯习、实践场域和实践逻辑等一系列要素的系统性活动。塑造生态感性,意味着对生态主义思想中的客观主义知识观的修正,同时开启了生态实践主体的建构过程。倡导在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中建构新型的生态感性,塑造拥有敏锐的生态感受力的人格主体,应该成为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生态感性的建构是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走向生态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生态批评通过改变主体精神世界来实现生态和谐的应有之义。

“中意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讨会”述评

[本刊讯]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馆支持的“中意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讨会”(ITALIANOECINESELINGUEDELL’ARTE),于2023年10月20日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举办。研讨会六位主题发言人依次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意]毕罗(PietroDe Laurentis);艺术修复师、西方美术史专家、翻译专家[英]白兰(LaraBroecke);锡耶纳外国人大学研究员、意大利语史专家[意]李珂(Veronica Ricotta);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教育学院院长吴慧平;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美术史系主任郭伟其;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加拿大皇后大学艺术史博士黄小茵。

越界与变脸:激进文艺思潮的前世今生(三人谈)

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在纠缠打斗。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激进思潮不断越界、变脸,挟互联网之便利,与全球盛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话术病毒式传播,去疆域化成了部落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添加更多焦虑和撕裂。聚焦“后学”激进文艺思潮的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从激进文艺理论的美国化、中国化的角度,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是知识人的职责所在。

批判诗学:开端、意图与方法——赵勇教授访谈录

批判诗学的早期开端也许可以追溯到《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因为此文隐含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问题意识。而所谓介入,自然是来自于萨特。在“后理论”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具有了某种“后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把萨特的介入拿过来就更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至于批判诗学形成的原因,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在学理层面。前者意味着要直面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现状,进而尽可能解决其批判精神不断流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诗学,是对童庆炳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受阿多诺、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启发,可以把“亦此亦彼”“二律背反”“间性思维”等看成是批判诗学的方法或路径。而既要向阿多诺学习,又要向萨特取经;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能通俗易懂,大概是批判诗学的批评实践的基本构想和努力目标。

话语的触感:后人类纪文艺理论的可能性——第二届“西方前沿文论阐释与批判”高级研修班综述

2023年7月9日至12日,由《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主办、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二届“西方前沿文论阐释与批判”高级研修班如期开班。研修班邀请了15位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讲座,并从79所国内外高校的400余名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博士研究生申请者中,最终遴选出80名正式学员。《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朱国华为研修班开幕式致辞。

“前推”与“主导”:艺术时空体与跨媒介叙事

在艺术“分立”之后,特定媒介艺术的发展有两种方式:求“纯”或求“异”。求“纯”即通过发挥并强化特定媒介的“本位”特色来发展门类艺术;求“异”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跨界融合或跨媒介叙事问题。跨媒介叙事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的相互模仿;一种空间艺术与另一种空间艺术之间的相互模仿;一种时间艺术与另一种时间艺术之间的相互模仿。其中第一种是最主要的跨媒介叙事类型。无论是对于哪种情况的跨媒介叙事现象,我们都可以运用穆卡洛夫斯基的“前推”思想、雅各布森的“主导”思想,并结合巴赫金的“艺术时空体”理论而进行合理的解释。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艺术时空体,所谓跨媒介叙事无非是违反或背离艺术媒介的本质特性,在小说等时间艺术叙事中把本来处于“背景”位置的空间元素“前推”为“主导”元素,在绘画等空间艺术叙事中把本来处于“背景”位置的时间元素“前推”为“主导”元素。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虚构与非虚构叙事中的作者自我

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的作者都是文本的创作者。但是,作者自我在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中的表现却是不同的。在虚构叙事中,叙述者不同于作者,作者自我以一种间接介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非虚构叙事中,作者等于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作者自我以直接呈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虚构叙事中将作者个人的某些思想与经历融入人物与事件中,从根本上说并不影响作品的虚构性;然而,在非虚构叙事中,作者对真实人物与事件的编造、夸大、虚构是不被允许的,这不仅违背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文类契约,也违背了叙事伦理,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反对。

作家文论与诗学探索——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新路径

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以刘文飞为代表的斯拉夫学研究者正在推动“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学派建设离不开理论,不是个别的理论观点,而是成体系的学说,任何学说通常可简化为一定的理论核心,学派围绕这个核心不断发展壮大。本文梳理文学理论的命运及其特色,借鉴英美“批评理论”观,提出“作家文论”概念,认为学科化与职业化使得古已有之的、以文学本体为导向的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边缘化,作家文论则可为研究者在新的语境中重返文学本体、为国别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提供可能的核心理念。具体到俄罗斯文学研究,至少可采取两种路径:其一,俄罗斯作家论文学的言论是作家文论研究的宝贵资源库,其所蕴藏的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大量理论思想有待我们去系统发掘;其二,当代文论研究者也应该学习诗人谈诗或作家论文学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努力探索“实践诗学”,一方面可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提供视角,另一方面可用作家语言丰满文学理论的身躯。作家文论不一定是建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最恰当的理论核心,却对世界文学研究行之有效,所以不妨给它一个“试用期”,或可围绕此核心开创有别于国外斯拉夫学话语体系的新学说。

从“经典”走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阐释的问题、方法与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经典阐释是一种基本方法,也是一种理论深化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家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来源,经典阐释从这一来源出发,但不拘泥于摘句式、照搬式、引用式的研究,强调从“经典”走向经典,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论述的哲学观念、基本精神与方法论启发走向文艺问题的整体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阐释面临不同语境与理论历史发展变化的影响,需要强化问题性选择与论域,需要坚持系统性、问题性、批判性、对话性、当代性的研究路径,通过经典阐释,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论述框架和解析方式,在经典阐释、问题介入与批评实践的合理融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设提供方案。

针砭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医疗话语与政治修辞

针砭的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期,针砭治病早于方药,针砭之痛远甚于方药。针刺的器具既包括金属制品,也包括石质器物。这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首先,在中医思想中,治疗不仅针对身体,而且针对国家,所谓“上医医国”,针刺之体痛与谏言之直接相对应;其次,针刺之刺即讽谏之刺的原意,刺疾往往指刺世,针砭之喻、讽谏之说和谏言传统三者形成对应和类比;最后,在刺疾与刺世的比对中,身国同构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治疾即治国。身是践行之身,也是养生之身,更是家国之身。针砭基于疾病而来,疾病话语与政治话语关联。总之,在身国同构的构架之中,治疗作为政治修辞将医学、身体和政体统合起来,政治修辞借助身体和治疗隐喻得以完成。政体是治疗的对象,而非自然生长的机体。这与其说是身体政治学,不如说是治疗政治学。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的诠释学意蕴

《摄影小史》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是本雅明论述摄影和电影等现代图像艺术的代表作,体现了他的现代图像诠释思想和对传统“美的表象”理论的突破。摄影和电影失去原真性,但又借助机械中介揭示事物的存在,对事情本身的呈现不满足于美的表象。摄影和电影表现的重点是真理,而不仅仅是美的表象。重新组合的“第二自然”体现了艺术家的创造性解释。来自各个行业的现代大众取代了在传统绘画和雕塑面前沉默的膜拜者,他们在震惊之后开展批评,是新的诠释主体。各领域的“行家”诠释并非仅从美的表象角度展开,而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进行评判。从美的表象到被遮掩的东西是建构现代图像诠释学理论的关键点,本雅明所做的基础性贡献不容忽视。

如何合理重构文本中的虚构世界?——可能世界文学理论解答方案研究

如何合理重构虚构文本中的虚构世界呢?在可能世界文学理论产生之前,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足够清晰而圆融的解答。可能世界文学理论认为:首先,虚构世界拥有其独立的本体地位和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这种观念保障了读者可以借助符号通道和文本信息处理的方式更为合理地重构其中的虚构世界;其次,读者遵循两种“内涵函数”的规则来重构文本中的虚构世界,其中“认证函数”确定该虚构世界中存在哪些“虚构事实”,“饱和函数”确定它们在虚构世界中的分布及密度;最后,读者还应遵循“再中心化”理论和“最小偏离原则”来填补文本虚构世界中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这个虚构世界。可能世界文学理论在解答读者如何合理重构文本中的虚构世界方面,提供了一个新颖有效的具体方案,但也存在某些尚需进一步斟酌的问题,值得学界关注和探讨。

中国启蒙主义文化批判的历史经验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它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中国恩德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是爱的属性,施恩—报恩是双向的爱的互动,恩爱是爱的一种形态;二是控制性,即管理者通过施恩而拥有了支配被管理者的权力,被管理者由于要报恩而负有了依附性的责任。中国恩德文化与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相遇,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五四前后发生了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展了对恩德文化的批判。中国启蒙主义主要在家庭伦理领域批判了孝道的恩德观念,从而撼动了恩德文化的根基。但是,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也有重要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在整体上聚焦于恩德。启蒙主义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恩德,而是以科学批判传统文化的迷信,以民主批判传统文化的专制,都没有伤其要害,即没有揭示恩德文化的两重性,没有批判恩德的软性奴役问题。二是激进主义。启蒙主义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专制主义,批判其为吃人的文化,从而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恩德文化具有控制性,抹杀了个体价值,因此这种定性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恩德文化还具有爱的属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蒙主义全面否定了中国文化,也抹杀了其爱的属性,具有片面性。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

时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时间性构成了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文学时间叙事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从而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空间的生产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它不断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空间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文学绘图等理论,组成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该理论谱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呈现出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时间和空间相融合等趋势。

论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论建构

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为价值鹄的,笃信科学万能,推行学科归约逻辑,取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域限,将实验归纳和进化方法提升为研究诸学之“息壤”。草创期中国文论在价值论、学科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建构上深受科学主义影响,形成其以自然科学价值取代文论特殊价值,将文论归入自然科学范畴,将实证、归纳、进化术提升为文论普遍方法等特征。科学主义在推动草创期中国文论知识体系细化、文学分门别类研究、扬弃整体直观的印象式浑言立论而导向深入细致的析言研究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为草创期中国文论提供学科建构理念、发掘学术增长点之余,也给此后中国文论的建构和发展留下了至今依然未能完全超越的学科之踵。

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框架”与“人格化”

叙述的生成和传达是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在叙述生成时,各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依据的是已有的文化程式、规定和媒介属性。这些程式、规定和媒介构成叙述文本的框架,叙述者也随之形成。此阶段的叙述者为“框架叙述者”。在传达叙述时,传达意向使叙述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化,人格化因此也作为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显身的方式,此阶段的叙述者为“人格化叙述者”。“框架—人格”叙述者观全面把握了叙述者的功能和形态。受述者作为叙述者传达的对象而存在。依据叙述者人格化程度可以得出叙述者向受述者传达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