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古典新识:文学与文化青年论坛(2024)”举办

2024年4月13日,“古典新识:文学与文化青年论坛(2024)”在南开大学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会。本次论坛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市文学学会共同主办,《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协办。

奥德修斯3.0:新媒介现实与第三个神话时代

数字时代的文学表现出神话复兴的趋势。这种神话并不只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的脱离,也不只是技术运用的效果,而是以神话方式呈现的新媒介现实。古代神话、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与数字时代文学中的数码神话构成了三个神话时代,它们在神话性与日常性的结合、命运感及死而复生模式方面呈现出相似性。《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以及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中的超级电脑“哈尔”,代表了三个神话时代的人类形象及对世界的探索,数字时代的后人类主体构成了奥德修斯3.0。应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在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现实。

论文学与政治的意蕴交映--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感思

略萨因对专制政权的痛恨和民众反抗精神的精致描写而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印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是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表现为文艺作品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与探索,因而具有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政论性文学层面上,文学文本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诉求,因而具有政治认同的历史作用。略萨的文学创作两者兼而有之,不仅为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包蕴树立了典范,也为困境中的当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分别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政治诉求、政治审美因素,都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包括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审美四个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包括启蒙、革命、重新启蒙、后启蒙等四个阶段,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启蒙者、被改造者、新启蒙者、智识分子等四种身份的剧烈变动,文学研究的话语形式分别为启蒙话语、大众话语、新启蒙话语、技术话语等四种类别。与以上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分为政策与制度图解、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政治等四个层次。

中国比较诗学六十年(1949-2009)

学科史的清理证明,比较诗学在欧美的发育和生成,在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尤其在真正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范畴。与之相比,中国学人在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方面都卓有成效。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使我们有理由,也有学术资源对其学科范式建构和方法学深化展开主动的提问,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已经走上而立之年的当代中国学术还缺乏费孝通先生所谓的现代"文化自觉"和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

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热点分析——基于2021—2022年外国文学方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基金项目,其立项题目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其研究成果代表着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家社科基金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2021—2022年外国文学方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出稳中有增、持续繁荣的趋势。本文运用文献综述、逻辑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2021—2022年外国文学方向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进行梳理,对立项数量、立项题目、立项类型、立项特点等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为少数族裔文学、中外文化对比、中外文论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及跨学科研究。另外,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的立项数量明显增加。

“俄罗斯文学”能否成为欧美-俄国对话通道:认识西方斯拉夫学难题

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因与帝俄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分别发展出各自的斯拉夫学,十月革命建立反西方的苏维埃国家,意外促成大西洋两岸斯拉夫学科趋同并加速扩大,而冷战进程推动斯拉夫学超常发展,使其敏锐地关注到苏联官方制造出又极力掩饰的境外俄罗斯文学和地下文学,严肃正视苏联官方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在“俄罗斯文学史”编纂上比苏俄本土学界更稳妥、中立,率先建构“白银时代”概念、发掘俄国大众文学和俄国女性文学等。这些在人文学科框架下翻译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成果,成为西方左翼思潮不被苏俄话语同化的力量,又助力苏俄改革、重建“俄罗斯文学史”。如是一来,认真探讨西方斯拉夫学如何从地缘政治上发掘重大论题,在人文学科框架下解释俄罗斯文学,对我们重新认识俄罗斯问题,是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学术论题。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以布莱希特为中心

当下文学地理学空间批评研究导向实证主义,忽视了对“文学性”和空间本身的研究。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重新强调文学艺术的工具性和教育性,提出“间离化”的理论洞见和艺术要求,启发文学地理学批评应实现在考据和历史唯物还原基础之上对空间关系的有效保持,重视其批评性和反思性逻辑要求,继而构筑具有文学地理学学科优势和特色的空间认知与美学思想。

论中国大陆关于西方性别诗学的研究(1985-2005)

中国的西方性别诗学研究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翻译介绍的,一是评析阐释的。这两个层面的工作,是全球化视域里自然会发生的异质文明之间"授-受"或"受-授"互动的文化生态情形。近20年来中国真正能够集中体现"他山之石"学术思维拓新效应的,莫过于有一定代表性的西方性别诗学译介、论评的专著。这些关于西方性别诗学的论著,都集中指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论意义上,因此,当仅仅以此反观中国大陆性别诗学现状时,西方女性主义的标杆高高竖立,也就毫不奇怪。这是其所长也是其所短,长处在于对西方语境的执著,力图显出传输链条上的原生态的"真";短处则在于,在关涉中国性别诗学的发生发展进程时,对同样也是性别诗学系统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就有所忽略,当命名偏执于或同感于西方语境一隅之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窘况。

“中国”“文学”“初心”映现:2018-2020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回顾

中国文学人类学2018—2020年的研究,延续了该学科跨学科的抱负和开疆拓土的魄力,并在更深的思想意义上重回“中国”立场和“文学”关切,实现了对于本学科核心理论关切的本质回归,“中国”和“文学”得到更立体的理论刻画。中国文学人类学重回“初心”,站定中国立场,展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立意识。

亮点与增长点:2018年末-2020年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外文学研究这一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领域,2018年末至2020年之间继续深化。本文全面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分辨其中的走向与亮点,如语境化、多样的翻译实践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跨界研究等。

论文艺政策对近30年文学批评的“影响”

近30年以来,随着时代、环境、氛围的移易,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方式、影响内涵及影响途径也发生了巨大的迁变。二者在相互的交流中不断促进,共同地实现了彼此的推陈出新。

从冥府到故乡“还要多久”:批判理论的旅行和苦难-纪念特奥多尔•W.阿多诺逝世50周年

批判理论可被更历史具体地界定,其任务取决于对普遍化的“启蒙”的批判,以及对普遍主义范畴的依赖二者之间的张力。借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奥德赛》,可阐述并拓展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批判方式,以期引入能抵抗其普遍化倾向的范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奥德修斯视为典范性的西方形象,而奥德修斯的游历和苦旅可以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经历的反映。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故乡”概念,它被理解为避难所,但并不是旅途的终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了特勒马科斯处死女奴、屠杀羊倌的场景,以表明叙述残酷处决的方式意味着对暴力的批判,且最终意味着对“废除死亡”本身的希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由此关注到一个凡间生命及其消亡之间彻底的异质性和时间矛盾。因此,“荷马史诗中的逃离法则”暗示了逃离、叙述和暴行永远是未完成的、开放的、进行中的过程。叙事者的反问:“还要多久?”及其回答“不是太久”,揭示出“垂死”和“死亡”之间彻底的不可通约性无穷无尽。奥德修斯未竟的“旅行”正是他可能善终的条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像许多读者一样忽略了史诗这一“结尾”,他们认为只有童话中的“很久以前”才能战胜原初故乡的神话,而这种“结尾”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即“很久以前”必须与独异而不可重现的“只此一次”联系起来,才有望使生活“逃离”总体化,而不因此成为永恒。

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反美学”的再审视——基于《十月》学派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发自美国的新左派“反美学”思潮,常被误读为反对审美、人性或情感。但“反美学”针对的不是绘画、美或感性本身,而是反对将学科内部的评价体系当成唯一合法的评价体系,反对将跨学科的艺术与启蒙成就化约为供人赏玩的消费品、固化阶层地位的工具。作为“祛魅”或“解构”的当代艺术也远非艺术圈内部的游戏或娱乐,而是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就像“现代性——未完成的事业”一样,后现代的“反美学”也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风景、人事与地方志--地理感知与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散文中的湘西书写

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两次返乡,写下三部经典的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以亲身体验,向世人揭开了湘西的神秘面纱。虽然这三部散文集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作家对这一神秘领地的文学书写,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湘行书简》以游记体式和绘画笔法,客观描摹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湘西风景画;《湘行散记》将地理感知转化为地理记忆,加入地理想象,通过筛选、加工和重组,再现了一部关于湘西人事的活历史;《湘西》则将地方志手法巧妙融入散文创作,较为科学地还原了湘西本相。三者艺术风貌的不同,显示出沈从文对故土湘西的地理感知由“现场体验”到“想象重组”再到“知觉审美”的进阶之旅。

领悟“变局” 共塑命运——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2023年专题研讨会

2023年7月21日至25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2023年专题研讨会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顺利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和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以“比较视野中的中美文学文化研究”为主题,探讨中美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前沿问题。

序列:脚本与故事的界面--戴维·赫尔曼的序列研究

戴维·赫尔曼将脚本、序列与故事视为建构故事世界的叙事微观设计,探究了脚本如何通过激活序列接受者存储在大脑中的世界知识,提示序列接受者将序列阐释为故事,是一个脚本与故事的界面研究。赫尔曼不仅考察了脚本和叙事性的内在联系,还从历时和共时层面讨论了脚本对文学阐释的影响。赫尔曼的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他力图开创认知叙事学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

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项目批准号：01BZW037），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专著（（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本笔谈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何云波的《文学与伦理学:对话如何可能》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为例,揭示不同学科之间,共用一套话语,却因为价值取向的歧异,导致对话的困难。就像文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与现实的伦常,往往是相冲突的。文学与伦理学,如何对话、融通,便成为一个问题。姬宁的《从跨学科视野看舞蹈艺术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结合音乐传统美学研究"声无哀乐论"的学理思路来梳理舞蹈学科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提出"舞蹈样式决定律"。宋德发、王晶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则将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30年,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争议概括为3点:第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第二,"以文学为中心"是必须的吗?第三,到底如何"跨学科"?并提出,如果以"学科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会纠结于这些争论,如果以"问题立场"来审视,这些纠结就会烟消云散。只要研究者真的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尤其是具备跨学科的能力,那么,无论怎样跨其实都可以。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相信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