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能否成为欧美-俄国对话通道:认识西方斯拉夫学难题

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因与帝俄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分别发展出各自的斯拉夫学,十月革命建立反西方的苏维埃国家,意外促成大西洋两岸斯拉夫学科趋同并加速扩大,而冷战进程推动斯拉夫学超常发展,使其敏锐地关注到苏联官方制造出又极力掩饰的境外俄罗斯文学和地下文学,严肃正视苏联官方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在“俄罗斯文学史”编纂上比苏俄本土学界更稳妥、中立,率先建构“白银时代”概念、发掘俄国大众文学和俄国女性文学等。这些在人文学科框架下翻译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成果,成为西方左翼思潮不被苏俄话语同化的力量,又助力苏俄改革、重建“俄罗斯文学史”。如是一来,认真探讨西方斯拉夫学如何从地缘政治上发掘重大论题,在人文学科框架下解释俄罗斯文学,对我们重新认识俄罗斯问题,是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学术论题。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40年前的学术盛会——天津比较文学讨论会追忆

1978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朱维之先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南开大学,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顺便”提到了他同几位会议代表联名提出恢复比较文学研究的倡议。对于比较文学,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知之甚少。在我的印象中,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曾斥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大加挞伐,新中国成立后,这门曾经显赫一时的学科就在中华大地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再无人问津。于是,朱先生又“顺便”就比较文学的定义、性质、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这也是我对比较文学第一次比较全面、正确的粗浅认知。

新中国成立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往往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时期,乐黛云、王向远、徐志啸、徐扬尚等将其定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滞缓期”甚至“沉寂期”。“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有部分学者以赤子之心在孤独中负重前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赓续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因此,在所谓“沉潜期”内进行的研究即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不应被忽略。譬如处于“沉潜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整体而言缺少系统论著,但在中印以至东方各国文学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以季羡林、吴晓铃、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港台地区的学者们极力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复兴发展,积极将中国比较文学纳入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对话与互动;本时期内中俄文学文化的交流也值得重视,尤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专题研究产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翻译领域,傅雷和钱锺书等人在翻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一抹惊艳的亮色。这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值得我们今天在推进国际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予以好好发掘与借鉴。

中国比较诗学六十年(1949-2009)

学科史的清理证明,比较诗学在欧美的发育和生成,在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尤其在真正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范畴。与之相比,中国学人在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方面都卓有成效。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使我们有理由,也有学术资源对其学科范式建构和方法学深化展开主动的提问,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已经走上而立之年的当代中国学术还缺乏费孝通先生所谓的现代"文化自觉"和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

走近“魔术剧”与“玻璃球游戏”——1949—2003年中国黑塞研究述评

评述了建国以来国内对著名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的研究状况,根据实际情况把重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概述这一阶段的翻译出版和“黑塞研究热”的大致走向后,侧重分析和评估了黑塞研究中的几个聚焦之点,包括个性自由和“自我之路”、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探索道路、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塑造及文本艺术风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黑塞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了未来发展的前景。

论中国大陆关于西方性别诗学的研究(1985-2005)

中国的西方性别诗学研究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翻译介绍的,一是评析阐释的。这两个层面的工作,是全球化视域里自然会发生的异质文明之间"授-受"或"受-授"互动的文化生态情形。近20年来中国真正能够集中体现"他山之石"学术思维拓新效应的,莫过于有一定代表性的西方性别诗学译介、论评的专著。这些关于西方性别诗学的论著,都集中指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论意义上,因此,当仅仅以此反观中国大陆性别诗学现状时,西方女性主义的标杆高高竖立,也就毫不奇怪。这是其所长也是其所短,长处在于对西方语境的执著,力图显出传输链条上的原生态的"真";短处则在于,在关涉中国性别诗学的发生发展进程时,对同样也是性别诗学系统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就有所忽略,当命名偏执于或同感于西方语境一隅之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窘况。

亮点与增长点:2018年末-2020年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外文学研究这一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领域,2018年末至2020年之间继续深化。本文全面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分辨其中的走向与亮点,如语境化、多样的翻译实践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跨界研究等。

异域之美的接受——论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曾有过明显的译介,并在中国现代文坛掀起了一股模仿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浪潮。形成的原因有三:文化环境的影响,时代环境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以中释西”文学批评范式的学理依据与阐释路径研究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双向阐发”,但时至今日,“以西释中”仍占绝对优势,文学批评中几乎没有“以中释西”的声音。“以中释西”既可以让我们“发现西方”,又可以对“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进行拨正,避免中国文论的“失语”。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本身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统一,文化交融与互鉴使西方文学具有中国美学特色,以及中西文心相同,所以“以中释西”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以中释西”的具体路径包括以中国诗学直接审视西方文学、以问题为基础进行阐释、正向阐释与反向阐释相结合三种方法。“以中释西”应注意树立“文体意识”、强调对被阐释文本的“细读”和微调理论框架。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

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项目批准号：01BZW037），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专著（（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

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一、中国方案:重塑世界新文明观。刘诗诗:曹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此次访谈主要想请您再深入谈谈“重写文明史”。2023年初,您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号召,迅速受到了国内外包括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Theo D’haen)教授、哈佛大学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教授、达拉斯得州大学顾明栋教授、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浙江大学李思屈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张法、金惠敏教授等学者的高度关注。您为何提出“重写文明史”?您怎么看待陈晓明教授在评论中提到的“‘重写文明史’是倡导一种价值理念,还难以作为一个写史工程来投入运作”a这句话?

世界文学格局与汉语新文学格位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汉语文学世界形成了“趋势论”和“格局论”两种文化阐释和学术阐释。格局论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承认世界范围内文学构成的现实性、民族性和文化板块品性,每一种语言文学或者每一个民族文学都是一定时期“世界文学”格局中一定格位的或自然或卓越的呈现。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学正是在“世界文学”的格局认知上确定了自己的“格位”,对世界文学曾一度充满着向往之情和赞赏之忱,这使得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独特格位甚至体现独特个性。汉语新文学范畴内,外语文学的翻译文本可以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学的艺术资源,这也是确定世界文学格局中汉语文学地位的一个重要参数。

公主与女巫的艺术形象演变——以中外经典童话故事为中心

童话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必然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审美价值观。尤其是一些经典童话和原型人物,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改写和重新创作。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经典童话和所塑造的女性角色,从童话中女性人物形象的艺术演变,可以看出女性如何建构自我、从被遮蔽到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正名”法——以刘师培的“文学”论为中心

刘师培激活孔子、荀子等人的“正名”学说,将其创造性地转换为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法。刘师培对“文学”的“正名”,在“名以定事”和“事以验名”两个维度推衍为“四正”之法:考正、厘正、持正和拨正。考正,即通过训诂以正文原;厘正,乃借助文法以正文词;持正,是根据史实以正文派;拨正,为辨析文体以正文变。据此,刘师培建立起了独特的文学、文体和文学史观。刘氏对“文学”的“正名”,其价值主要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四正之法”的垂范为当下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启示。

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

文本解读是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文学阐释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是文学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积极的阐释”频繁出场不仅是由于现代阐释学的转向,而且与理论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文学之所以成为“积极的阐释”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阐释的理性语言与感性体验不对称。“积极的阐释”放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念,并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种新的话题。“历史语境”既是阐释发生变化的依据,也是阐释稳定持续的依据。多数“积极的阐释”作为失败的思想实验而沉没,而少数“积极的阐释”则可能充当某种文化革命的先声。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2011年荣获布克奖,历史记忆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巴恩斯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深刻展现了历史记忆对型塑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在其小说中,个体的记忆困惑与遗忘导致了身份认同危机,而记忆重拾则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建构,此外国家也运用历史记忆型塑国民的国家认同,而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则同样借用历史记忆维护其成员的认同感,巩固其政治地位。

我与比较文学之缘

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它的诞生地深圳大学隆重召开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参会的人不算多,大会聚餐前有人开玩笑说,凡20年前参加过学会成立大会的人,都可算是中国比较文学“黄埔一期”的成员,在场的乐黛云会长笑着说,应该是“黄埔一期”的人,于是大家都笑了。当即就有人提出“黄埔一期”的都前来合影留念,于是临时拿来餐厅的座椅,在牌楼式的门厅前合影。前排中间坐着乐黛云、饶芃子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会长佛克马(D.Fokkema)等12人,后排站着14人,共计26人,照片背景(餐厅大门)上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10个大字。此后“黄埔一期”的说法不胫而走。

领悟“变局” 共塑命运——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2023年专题研讨会

2023年7月21日至25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2023年专题研讨会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顺利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和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以“比较视野中的中美文学文化研究”为主题,探讨中美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前沿问题。

从本体论研究到跨学科研究——金柄珉的学术生涯与学术心得

金柄珉的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文学史本体论研究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跨界叙事研究到中韩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从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到构建国际创新科研团队三个阶段。本体论研究坚持中国的学术视角和价值观,从中发现了比较文学的新课题,要做到本体论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互动、互证,以及互补。跨界叙事的研究是中韩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础,由此发现东亚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价值重建,发现中韩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为基础的中韩合作的现代东亚的精神价值。大型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需要建立国际创新科研团队,协同创新是产出重大学术成果的基本保证。坚守知识人的良心与良知是实现人格独立、学术自律的根本前提;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实现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和方法论的创新;非通用语文学的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主动与主流学界对话,还需要小题大做、宏观细作,追求独特价值和普遍价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