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降级”论:数媒时代文艺评论的困境与重构

“审美降级”论与当下“技术升级”的文艺发展态势渐行渐远,具体表现为文艺实践的数据主宰、权力让渡和审美霸凌等审美异化态势。作为文艺实践重要一环的文艺评论,也面临评论客体延展化、评论话语滞后化、评论时空交错化的新挑战。究其困境根源,在于数媒时代文艺评论审美对象性关系的错位及审美公共空间“最大公约数”的缺失。鉴于此,秉承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文艺评论原则,提升文艺评论主体的审美素养和媒介素养。立足时代精神和文艺精神,以审美化“情感共同体”作为文艺评论话语公共空间构建逻辑基点,以对话与融合为路径实现公共空间“公共性”目标,成为文艺评论“审美升级”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文艺美学的谱系赓续及其外力与内因

本文梳理了“文艺美学”自提出以来由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生态美学-艺术美学构成的谱系赓续过程,描述了每个节点的历史表象,彰显了每个节点的内在机理。从时代精神的召唤、教育体制的提升、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中西文化互鉴的启示、本土化的追求等方面分析了推动“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外力。通过血脉渊源、流变形态、历史载体、核心力量、内在精髓等方面的论证揭示了维系“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内因。最后,对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广阔前景给予积极的期待。

论虚构叙事中的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

在叙事理论研究中,虚构叙事中的叙述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探讨叙事文本的讲述及其内在交流中,它都起着核心作用。伴随叙述者这一中心概念,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附属概念。本文集中探讨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厘清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指出其功用,说明其存在的某些含混与矛盾之处,有助于理解叙事文本的构成及叙事的内在机制。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和无叙述者所表现的叙述情境,呈现的或者是一种局部的、部分的叙述者暂时隐蔽的状态;或者其概念本身便具有矛盾性,难于成立;或者是以一种叙述声音代替另一种叙述声音。从整体上说,叙述者作为叙述主体,是叙事文本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叙述者、叙述、文本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

艺术本质核心元素探析

艺术的本质问题是一个论争了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话题,也是一个曾经被“反本质主义”要放弃和搁置讨论的形而上问题。从历史上看,研究者曾从“模仿”“形式”“表现”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可以说,艺术既是对现实的“模仿”,又不完全是,因为“模仿”的目的是要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艺术既是要创造一种美的“形式”,又不完全是,因为通过美的“形式”也还是要表达作者的艺术追求和主观感受。因此,无论“模仿说”还是“形式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表达或表现作者的主观感觉。“表现”才是艺术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元素,“表现说”也更充分地体现着艺术的本质。

重返感性:当代美学进入艺术的方式——基于斯蒂格勒艺术观念的考察

斯蒂格勒等当代美学家不断突破形而上学美学对感性的桎梏,重返“感觉与意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情感生成机制问题,以扩展的理论话语与研究范式重新介入艺术问题的思考。斯蒂格勒将艺术置于可感物的存在模式中,强调艺术“技艺”面向对感性的重构,艺术与感性的双向构成为当代美学进入艺术场域提供了诸多启发。面对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造成的美学的灾难,斯蒂格勒以“工业艺术”调和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技术结合的数字艺术焕发出独特的感受力,蕴含着重塑感知方式与意义的潜能。感性的“技艺性”成为当代美学的重要问题,推动了美学重新进入艺术的进程,当代美学与艺术重新结盟。

图像、接受与生命——兴象的现代诗学意义阐微

兴象具有民族性审美特征及多方面现代诗学意义,应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首先,兴象是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敞性的内视图像,超越了语词符号和物象叠加,它与意象不同,可不包含物象,指向整体视觉审美经验。其次,兴象具有生成性、共生性、生发性,其生成受语境和情境制约。兴象与意境有心观与身临之别,是抵达意境的必由之路。“物象、意象、兴象、意境”可建构新的审美接受次序。再次,兴象源于生命感动,包含欣赏者的全部生命体验,是其生命图式借由艺术品得到的感性印证。兴象审美反对话语生产和技术思维。激活兴象不仅在于理论阐发,还需重返鲜活的审美实践。

当代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回顾与前瞻——张江教授访谈录

访谈中,张江教授认为,从“强制阐释”走向“公共阐释”的研究历程,揭示了阐释的边界性与公开性,而从传统训诂学等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独特方法入手,提出“阐衍学”的新颖概念,则既能够为训诂开拓出一个广阔的阐释前景,又能够为阐释打牢可靠的中国根基。因此,当代中国阐释学研究应当在吸收借鉴西方阐释学优秀理论成果的同时,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藏的丰富阐释学思想资源,使之融入新时代中国学术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中,并结合时代精神和生活实践对其加以提炼和升华,实现现代转化,推动形成更加科学、更可持续、更具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阐释学理论,从而成为我们把握当代生活、凝练时代主题的有效工具。

“写实”挑战下的艺境创构——从与徐悲鸿的对照看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

“写实”作为引发“美术革命”的重要概念,不仅是徐悲鸿借以进行中国画改良的工具,也暗中构成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起点。虽然同样对罗丹雕塑的“写实”风格盛赞有加,徐悲鸿重视的是“写实”手法,而宗白华却运用了“使物质而精神化”的解释思路。正是通过将此思路运用于对徐悲鸿作品的评论,宗白华开启了对中国画的理论探索,所谓“能空灵而能写实”,便是他对中国画写实原理的初步表达。在抗战“写实”强化氛围下,二者的差异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徐悲鸿把专注点从肌肉组织扩展至社会生活,提升了“写实”手法的现实主义品质,而宗白华则通过将既有思路运用于对“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的阐发,拓展了围绕文人画展开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写实、传神、妙悟三境界的提出,标志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达成。

图文互生:晚明公案小说的图像叙事与知识传播

晚明时期公案小说密集刊刻,其中的图像形式可分为“图文分离”式和“上图下文”式,它们既是民间书坊营销的巧妙策略,亦是民众审美图式的视觉化呈现。首先,公案小说中的全页图像有再现更有装饰,呈现出案件审理的不同层面,还原了某些重要的案发场景,一些图像的精美线条与山水的虚实呈现也彰显某种独特的艺术审美享受;其次,晚明公案小说是民间书坊“上图下文”形式的最后辉煌与兴盛。上图下文中的图像较为简单粗糙,但是其优势则为叙述的视觉连续性,这使得图像超越了对情节的简单复现,而是在知识实践基础上的典故视觉化。同一故事不同版本的图像选择呈现不同的视觉叙事策略和图像正义;再次,晚明公案小说因大量案件涉及法律器物而对相关图像有细致丰富之呈现,并明晰了不同刑具所适用的审讯、监禁与刑罚等不同司法场景,发挥了传播法律知识和提升民众法律知识水平的作用。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鲁迅作品译介的思想谱系与文化抉择--以《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韩译为例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分别于1927年和1930年译介至日据时期的朝鲜半岛。两部作品韩译本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均存在诸多无法忽视的缺陷,但是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作为世界上首部由外国译者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发表的鲁迅作品,开启了外国译者翻译鲁迅作品的先河;梁建植翻译的《阿Q正传》作为朝鲜半岛众多韩译本中的首部作品,也在“阿Q”形象传播接受方面厥功甚伟。从译者思想谱系来看,幼时阅读《狂人日记》的思想冲击以及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转向,促成了柳树人与鲁迅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基点上达成了共通的文艺启蒙理论共识,成为译介《狂人日记》的内在契机。而梁建植翻译的《阿Q正传》尽管受制于日本殖民文化霸权而不得不借助于井上红梅的日译本进行转译和“译述”,但这恰恰体现了梁建植将殖民地宗主国语言--日语--为我所用的文化立场,以及即使通过迂回和曲折的方式,也要关注和译介中国新文学的文化抉择。

王夫之诗学视域下对刘笑伟、陈人杰诗歌评点的应用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成就卓著的美学家,其美学思想的成熟性在他的诗学领域可见一斑。他的诗学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志、情、理”关系的辨析以及对“诗以道情”原则的肯定上;诗学结构论是对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扩展,主要包含“情景关系”说和“韵意不双转”学说;诗学中的美育思想则体现在对传统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上,肯定诗歌“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通过运用王夫之诗学理论比较评价当代诗人刘笑伟、陈人杰的诗歌作品后发现,首先,两人有大多数诗歌处理好“志、情、理”的关系,并且遵循“一意说”原则,如刘笑伟的《军营观月》和陈人杰的《山海间》等;也有部分诗作未处理好“志、情、理”之间的关系,如刘笑伟的《茶杯风暴》和陈人杰的《朝思》。其次,刘笑伟的一些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并不一致,如《军营观月》《雪线巡逻》与《早樱》,而陈人杰的《在山海间》和《与妻书》等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很好;在“韵意关系”的处理上,陈人杰的《与妻书》处理得很好,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欠佳。最后,两位诗人的诗作如陈人杰的《山海间》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等,大都具有“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的跨文化互释

在全球化语境下,作为中国美学之独特形态的意境美学,与西方晚近兴起的气氛美学之间存在颇多可比照阐发、交流互鉴之处。在主客关系上,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都打破了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分别以“心-物”模式和“身-物”模式致力于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间性关系的建构;不过意境美学融入与运用了综合的审美心理机能,侧重审美活动中精神性体验,将气氛美学中建立在感知学之上的“自然之物”进行了抬升和跨越,故作为意境美学基本单位的意象可以视为气氛之物的形而上之维。正是由于以上关联之处,一方面通感联觉是两种美学重要的审美生理-心理基础之一,另一方面作为审美范畴的“意境”和“气氛”都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之中,因而审美主体获得的美感体验都是历时性的情感体验,是一种“绵延”的美感。同时,意境美学和气氛美学都是在空间中进行审美,共同关注意境与气氛所营造的“虚实空间”。不仅如此,在情景创设、情调营造等方面,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又可落实为一种共通的审美创造方案。基于以上事实,在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之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既可为中西美学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创新融合提供案例,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价值。

植根乡土、游观天下与生态书写--学群散文创作论

学群散文创作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出版有《野地里闲逛的人》《生命的海拔》《两栖人生》《牛粪本纪》等多部散文集,在文坛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群散文大致分为三个创作路向:乡土散文、游记散文和生态散文。他的乡土散文多聚焦于岳阳洞庭湖边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和乡土社会的张力结构中坚守乡土情感,表现出浓郁的文化乡愁。他的游记散文则是反抗庸常生活、追寻生命灵性的集中表现,是消费主义社会里品格高古的篇章。而他的生态散文则深契于当今时代,拒斥城市化、物质化倾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表达出了他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学群散文具有典型的诗化审美特征。学群的散文对湖南散文和中国散文的发展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论明代讲章的三种类型

明代讲章有三种类型:宫廷经筵讲读时所进呈的讲稿、官学或书院讲学时的讲义、专为科举备考而编的“决科指南书”。决科指南书由于其功利目的而导致对儒家经典的肢解甚至曲解,引起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严厉批判。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曲解经典的决科射利之书而否定所有的讲章,即使是有着明确决科目的的高头讲章,也有严肃寻绎儒家义理者,不应一概而论。不能因为《四书大全》在编纂体例上的杂乱而否定该书的儒学价值。从《四书大全》到《四书讲录》,这类讲义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阐释理路。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明代讲章的发展变化,才能真正认识讲章的学术价值、科举史价值。

鲁博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四则史料考释

本文对新发现的郁达夫、柳亚子、张邦华分别致周建人的集外书信的内容进行考释,明确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通过郁达夫来邀请柳亚子、何香凝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以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张邦华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进而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何香凝和萧红的名字的原因进行解读,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何香凝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何香凝同意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信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萧红,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对一对夫妇只列男性的名字。

“心物相与”视域下的感物诗书写及其诗学质性

感物诗是在“气的宇宙观”下生成的独特文类。在“气的宇宙观”视域下,心、物同根同构又交相感应,成为呼吸相通的有机整体。秦汉以来随着“诗的时间”的发现,感物诗集中抒写时间体验,逐步积淀为体气与时气绾合的“叹逝”主题与四时结构模式;处身于大气场域中,受到阴阳之气浸润,“应物斯感”的抒情主体表现出被动性、身体性特点;时间的空间化、气氛之物的出场及浓郁化、处身于境的氛围体受,营造出感物诗的气氛美学。围绕“心物相与”生成的“叹逝”主题、身体化主体和气氛美学,感物诗鲜明地呈现了气类感应的有情世界这一独特的文学图景,同时又以其主题的固定化、模式的程式化、意象的类型化等质性特点,成为汉魏晋士人群体自觉的文学表征,具有重要的诗学与文化意义。

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