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意城市基础设施的创意写作

创意写作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体现的是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作为创意城市基础设施的创意写作具有物质性、媒介性、公共性和实践性的特性。创意写作重塑了城市行动者网络:一方面,它以自我为方法,不仅要主张和捍卫城市公民人人写作的主体性权利,还要寻求对主体性的反思和超越;另一方面,它以附近为路径,在城市陌生人中探索作为“栖息地的创意写作”。创意写作为重新审视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同于反映论或者共生论,创意写作与创意城市进入到“纠缠”和互动式的互文和互嵌。创意写作不仅切实推动了城市文化更新和功能再造,还塑造了城市居民的新的文化感受力,推动了城市居民文学体验的创意化,更增进了艺术审美、文化产业和城市空间的跨域流转。

生成叙事学原理

乔姆斯基生成-转换语法学解释了人类语言的习得和生成原理,促生了计算机自然语义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研究。尽管生成-转换语法学主要焦点在句法,重点在句段的合法性,但依据其思路,形成一种生成叙事学,聚焦章法,重点在篇章叙事的合理性,揭示人类故事叙事的深层生成原理,为计算机人工智能叙事提供基础理论支撑是有可能的。对世界欠缺的认识和设定原理、脱胎于世界的人设生成原理、人物的行动序列生成原理构成了生成叙事学意义上的基础生成语法,在此基本框架下,不同类型叙事又可以形成转换叙事,是为生成-转换叙事学原理。在“叙事生成-转换语法学”视角看来,每个故事叙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主谓宾结构的句子,这是基于人物行动序列的基础叙事生成语法,而所有的具体故事则是这一基础语法的转换生成,对叙事生成-转换语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既有小说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叙事生成启示,为计算机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南。

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化、创造力与文学性

学界对人工智能写作普遍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缺乏创造力和文学性。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写作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机器”理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从“文学机器”到“机器文学”表征了文学与技术之间的融合互动。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写作既更新了已有文学经验和知识,又为文学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势能、方法和路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展现出明显的创造力。因此,人工智能写作的文学性不仅集中在文学语言和形式层面,更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激活和重塑了文学性,而文学性又为人工智能技术注入了人文精神。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AI生成式文学的创作试验与文本解读

随着ChatGPT技术迭代,AI生成式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思考,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但从目前的成果来看,对AI生成式写作的具体创作试验进行分析和文本解读的文章较少。故文章以首届“中文AI微小说大赛”的六篇获奖作品为例,研究其人机交互式写作的基本策略、当前AI生成式写作过程中的人机交互体验,通过解读AI生成式文学创作的具体文本,分析AI生成式写作带来的文本解读实践中存在的困境。

叙事学中国化的历程、经验与反思:评王瑛《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

作者:王瑛书名: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ISBN:978-7-3013-1475-3华南农业大学王瑛教授2020年出版《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这项厚重的学术著作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题成果,也是她反复打磨后奉献给学界的一部精品力作。该著广泛涉猎中西叙事学理论的方法、历程、特征及影响,带领读者在时空穿越中感受中国学者数十年来为建构本土叙事学做出的不懈努力,领略中国学派叙事学的各种支脉,读来酣畅淋漓,受益良多。无论是对这个宏大学术问题本身的深入论析和精辟观点,还是在影响、比较等多维视域中展开中西叙事学的对话与比较,这部著作在问题、观点、方法等方面均给读者多元的启迪。

角色、时间与意义:关于自我的“情节”

传统意义上,有关“情节”的探讨,主要围绕文本凝缩之后所得的具体信息,及其可被还原的某种叙述模式。本文基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将叙述之于自我的意义,视为情节构建及分析的关键,并认为:“情节”构建中的叙述元素,应当同时在“什么”(what)与“如何”(how)两个层面展开,由此为卷入文本的自我(无论是文本的发出者、接收者还是其中的角色)提供一个意义栖居之处。

“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大禹传说叙事话语体系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宁稼雨教授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方法。将中国叙事文化学运用于大禹传说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的叙述者从不同立场出发所叙述的大禹传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话语、士人话语和市民话语三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大禹传说相关叙事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系统。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大禹传说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叙事话语体系下大禹传说发展演变的轨迹,进而发现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创意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

主持人语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事实之一。十多年来,它在作家与写作观念、作家培养与生存方式、文学教育理念与方法等多方面悄然引发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的系统性改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写作概念泛化”“作家泛滥化”等新现象,而在与既有文学生态因素如学术机制、学科体系、作家组织等的“磨合”中,某些创意写作的倡导与实践者也出于急于获取正常学科地位的动机。

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

创意写作热潮在当下方兴未艾,论文梳理了创意写作国内、国外两条历史传统。就国内传统而言,论文围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论争,以“写作课”的变迁为着眼点,勾勒了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高校的发展脉络,带出近百年来国内高校对于文学写作教育的不同理解;就国外传统而言,论文把握“创意写作”在美国兴起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文学教育应该更文学化,而不是更科学化,并就此以爱荷华大学为案例展开历史化的分析。在对于中外传统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创意写作在国内发展的现状,并对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秦腔唱词中中国传统文化之隐喻性

戏曲文化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窗口。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其文学性决定了秦腔唱词蕴含丰富的隐喻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以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从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三个层面探讨秦腔唱词隐喻现象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述之隐喻性,以更好地理解秦腔以及其他地方戏曲唱词深层的文化蕴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与启示:斯蒂芬·金“惊悚之风”在中国

斯蒂芬·金是现代恐怖小说大师,其作品在大陆的译介传播经历了从陌生拒斥、逐渐接受到流行畅销的过程。本文系统梳理斯蒂芬·金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从译作流传与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在中国的接受及其对当代中国恐怖小说创作的影响。斯蒂芬·金的译介传播拓宽了国内新时期恐怖文学创作的视野,其在中国的接受既反映了中国诗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彰显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激荡冲突与渗透融合,为国内恐怖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启发。

目的论视角下巩义城市形象宣传片的英译策略研究

城市形象宣传片作为一个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受到了各大城市的青睐。中小城市依托迅速发展的多媒体平台,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自己的地方风采。城市宣传片的推出,拉近了国内外观众和一个城市的距离,促进文化、旅游、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本文以《诗圣故里,河洛巩义》宣传片为例,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分析宣传片的英译策略,为宣传片的翻译研究做出贡献。研究发现,该宣传片的翻译能够带领观众领略巩义的历史与文化,感受巩义这个城市的魅力,达到了有效宣传的目的。

当代写作教学的两个“系统”——对黄平创意写作文章的一点回应

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一文,梳理了创意写作的国外和国内的传统、现状,读后获益良多。我1960年代曾在北大中文系当过写作课教师,下面以我的经历,对黄平的国内历史传统部分做一点补充。因为没有进一步查找资料,做必要的调查,这里谈到的事情可能不很全面、准确。

普通话写作潮流与文学语言的当代转型

从语言纯洁到语言规范,其标准与规格在20世纪50年代落脚于民族共同语的代名词普通话之上。动员作家充分运用普通话进行写作,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征与使命。普通话写作潮流的发生、演变离不开广大作家与编辑的共同努力,其中编辑工作的助推作用不可或缺。不同代际作家在普通话写作潮流中表现出不同路径与姿态,包括新作与旧作重版在内,其中不乏典型作家与作品,自我编辑与编辑加工始终贯穿这一过程。普通话写作潮流中作家与编辑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成的一面,也存在矛盾冲突、語流变的一面,文学语言的规范、调适和转型则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从破解“知识之谜”到主动译介:北欧的中国文学翻译演进历程

在北欧地区,随着传统汉学从语言学、哲学转向对当代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学翻译已逐渐成为一种汉学研究的新形态,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声誉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地看,北欧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翻译。这一阶段以传教士群体对先秦散文翻译为主,其目的在于探索中国文化“知识之谜”。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后30年的翻译。在汉学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为“文化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方式,出现了马悦然等倾力翻译中国文学的大师。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翻译。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古典与现代文学翻译并重,翻译模式更为商业化,译者与出版社合作主动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从社会学视角看,汉学大师的引领、汉学家个体的研究兴趣,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共同塑造了北欧中国文学翻译的“场域”。

《繁花》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与日译者浦元里花的对谈

金宇澄的《繁花》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上海人的生活图景,经由小说、舞台剧、漫画、电视剧多模态传播的加持下,成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2022年初,《繁花》日译本由早川书房出版,译者浦元里花前后花费近十年时间,完成这一充满挑战而又幸福的翻译工作。浦元里花将金宇澄誉为“二十一世纪的丰子恺”,文艺评论家福嶋亮大认为《繁花》“正如《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一般,折射出中国文学的传统--即在‘支离破碎’的会话和故事的交叠中演绎出丰饶的情感。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触碰到中国小说的传统脉搏”。

“文学经验源”与“社会实践源”:文学创意类型辨析及其逻辑阐述

经验知识与社会实践引领文学创意由“神本”走向“人本”,由“人本”走向“产业”,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凸显其理性色彩、商业价值与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文学创意源的两大类型,“文学经验源”与“社会实践源”亦在融合共生、产业转化中实现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增值,并影响创意本位的文学新范式建构。文学创意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联系愈发密切,基于“文学经验源”与“社会实践源”的文学创意亦通过其经验习得性与默会知识性的融汇交织,不断拥抱文创浪潮,进一步带动全民阅读写作氛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