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文学批评的知识化、艺术化与美育功能的实现

“文学批评的知识化”主要指批评主体以概念、范畴和相关理论体系为主要工具,以文学认知为最高目的的批评趋向及其特征。“文学批评的艺术化”则强调以文艺创作的形式呈现人的生命体验与内在激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传统经由现代学术的改造,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理想的现代诗性批评范式,为作为美育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具体可能性。重建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批评指向及其有效性问题,在于通过反思文学批评的知识化维度,在新的操作平台上重建文学批评的艺术化之维,在此基础上发挥其作为美育的制度化保障及其“以美化人”的美育功能。

“澄明”与“书写”——论文艺阐释的两个实践维度

作为人文学术的枢纽,“阐释”负载着丰沛的实践潜能。在文艺的阐释实践中,不难提炼出两种主导性的阐释路径。其中,“澄明性阐释”遵循确定性原则,试图发掘出文本中稳固的意义内核;“书写性阐释”遵循不确定性原则,致力于激发读者的能动性,促使其对原初意义加以想象、延展乃至“二度创造”。书写性阐释对无限的追求使文艺作品充满魅力,但倘若脱离澄明性阐释所带来的限度,任何“书写”都将失去立足根基而落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因此,有必要关注两种阐释策略之间的复杂关联,使二者形成更富张力的动态平衡。

论兰波诗歌的视觉语言

兰波诗歌的视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他诗画通融意识的产生,受浪漫主义、巴那斯派、印象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启发,但他坚守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不追求情景交融,而将视觉呈现作为“发明”诗歌新语言的手段。他有意将视觉错轨,以便改变“看”的角度,摆脱“看”的旧习惯和旧观念。他的视觉呈现是空间化文本构图和时间化文本叙述的完美结合,时空的交叉和置换实现了诗人表达的自由,扩大了语言的能指,促进了诗意的延伸。空间艺术的开发和拓展是兰波实践其诗学主张的重要途径,但当诗人发现视觉语言的极限时,便主动放弃诗歌,而放弃亦是空间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的重建

“文学性”不断成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呈现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如何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下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因为文学性的缺失或非文学性因素的增强而引发的焦虑,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的引入,但往往出现与其问题讨论初衷不尽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建文学批评话语及其美学范式,是“文学性”问题讨论的重要目标,如何回到文学常识,在价值重构中重建文学性,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的完整建构,一直是当代文艺建设的难题,在大量西方话语资源的充斥下,很难看清中国文艺理论的原本面貌,中国文艺评论在国际舞台上也几近失声。归根结底,是中华文化自信力的丧失,导致中国学人往往与传统文化疏离和隔膜,没有能力打破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歧视。本文对历史遗留的话语困境进行了反思,指出文明互鉴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重建中国文艺评论知识体系的另一个角度,是认识到西方文明常常借鉴自东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淀足以支撑起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与范畴术语。我们想要获得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权利,可以从“重写文明史”入手,用客观史实还原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文明互鉴的脉络,解构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从而摆脱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歪曲与蔑视,完善中国文艺评论与中华现代文明的建设,强化文明互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构建。

从“定向”到“创新”:“期待视域”文化图式的演绎逻辑与内在理路

鉴于文本和读者各自文化的主体性,接受活动发生在主客二者文化特质基于读者“期待视域”与文本“召唤结构”的互动融合与间性同构之中,存在着“期待视域”由读者主体文化图式“定向期待”的“先在结构”,走向与文本客体主客文化图式融合重构、创新“期待视域”“现在结构”的演绎逻辑和内在理路。读者与文本主客交流形成异质间性重构的文化图式改变,标志着文化融合和文学接受的发生与实现。接受理论依据“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历史地看待“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现在结构”,“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接受”的“期待视域”“阐释框架”,正是这样一种助力读者重构主体文化图式,解读文本文化映射、准确理解作品内涵的文学接受引导策略。

蒙古族生态智慧的当代演绎——论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

鲍尔吉·原野是相当重要的当代蒙古族散文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他的许多散文都是典型的生态散文。他对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至为关注,竭尽全力地从蒙古族传统生态智慧中寻求精神资源,致力于批判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对大自然之美、自然生命之独特性有着敏锐地感知、极富抒情气息的细腻书写。他既有全球意识又有明确的地方意识,他的生态散文中既洋溢着大自然般的淳朴与优美,又充溢着胸怀天地、悲悯众生的忧患意识。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有利于引导当今国人的生态意识的确立,更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转型。

“图文缝合”:文学接受理论的当代探绎

“图文缝合”是指文学接受中基于语象互文与读者“期待视域”引导效应,文本表述与读者接受图文寓意缝合的文学现象。“图文缝合”研究的终极目标,意在揭示文学接受差异可控性的逻辑规律。文章整合叙事学与接受美学相关理论,以福克纳经典作品的图文缝合现象为研究介质,对语言与图像间互动缝合产生的文学效应展开深入探绎。本文旨在探赜文学图文缝合的形成规律与实现途径,拓展文学接受研究视域,促进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阿尔贝·曼米笔下北非犹太人的身份困境

本文以法籍突尼斯作家曼米为研究对象,通过其自传体小说《盐柱》的分析,从文化身份的视角对主人公亚历山大在突尼斯和法国的不幸遭遇进行全面的观照,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作家的创作倾向,对北非犹太人的文化身份困境进行深入反思。

奎亚拉·阿莱格里亚·休德斯戏剧的空间诗学——以“埃利奥特三部曲”为例

奎亚拉·阿莱格里亚·休德斯是当代美国拉美裔戏剧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是“埃利奥特三部曲”。休德斯匠心独运地在这三部代表性剧作中借鉴赋格曲、爵士乐和拉美民谣,积极进行戏剧空间实验,分别创构出赋格曲式的复调空间、虚实交融式的多重空间和乌托邦式的边缘文化空间。这些空间意蕴丰富,颇具表现力,生动展示了美国少数族裔底层民众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埃利奥特三部曲中的戏剧空间表现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当代美国戏剧叙事的典范。

《如何在崛起的亚洲富得流油》对自助文学的戏仿

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的小说《如何在崛起的亚洲富得流油》中采用自助文学的叙述模式,讲述自我奋斗者“你”成长、成功和幻灭的人生经历。他有意将小说包装成致富指南,却又不吝笔墨地对成功指南和致富经验予以否定和批判,以“你”的肮脏致富模式消解自助文学中的励志话语。作家将后现代戏仿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叙事策略,通过表里相悖的叙述,引导读者反思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隐患和危机,达到评价以道德沦丧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作旨趣。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中的阈限空间与社会拟剧

美国作家约翰·契弗以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为对象创作的系列短篇小说的典型情节模式是一种社会拟剧,阈限空间是这种社会拟剧情节模式的构造方式。以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拟剧理论和阈限性理论为依据,可以发现在契弗的短篇小说中,地理性阈限空间作为叙事场景支撑起社会拟剧的基本结构,仪式性阈限空间作为伦理表征实现了社会拟剧的伦理塑造,体验性阈限空间作为经验路径提供了社会拟剧的读者经验。阈限空间与社会拟剧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考察契弗在小说中表达经验观念的具体方式以及该表达方式的目的和效果。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重构儒家之“诚”:庞德真诚诗学及其共同体想象

“真诚”在庞德诗歌、翻译及评论中高频出现,是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核心准则和理想追求。通过拆解和重组儒家相关先行术语,庞德勾连“诚”的意义链条各环节,将儒家之“诚”重构为以自知为内核的概念复合体,为探究其真诚诗学提供微观入口。从“技艺检验真诚”到“文本话语的诚实”,庞德的真诚命题揭示其回归自我并精确表达自我的尝试,彰显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及其诗学思想社会化倾向的加深。同时,庞德以古代中国为镜鉴,铺展共同体想象,回应现实问题与时代诉求,在中西文明交汇中追寻基于真诚的价值认同。以真诚为起点审视庞德诗学体系建构,对于厘清其诗学观嬗变及诗学革新实践、探析其中国情结与国际视野、熔铸中西共同体理念与价值共识,乃至破解当今人类面临的共生共存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文学批评史治学之思——杨冬教授访谈录

杨冬教授潜心于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耗费三十余年心血著成西方文学批评通史《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该书出版后深受欢迎,六年间两次再版,堪称中国西学研究的典范。杨冬教授与郭伟教授进行的这次学术访谈,以《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切入,论及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撰写、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规范、文学研究中如何对待文学理论等诸多话题。杨冬教授求真的学术理念、求新的学术方法和求实的治学作风,有助于启迪后学、消减学术浮躁之风。

意识书写:文学中主体性的建构和解构

在“情感研究”与“认知研究”如火如荼的当下,“意识与文学”问题有待专门的考察。“意识”与“情感”“认知”有所交叉却也不尽相同,在包括“认知”指向的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与“情感”指向的原初身体感受及被历史现实命名的情绪体验的同时,“意识”更强调与“自我”无法分割的“觉知”过程。“觉知”过程与人的主体性构建息息相关,因此相较于“情感”或“认知”,关键词“意识”能更清晰地描述人之主体性如何生成与运作。但是停留于哲学或科学领域的意识研究始终难以克服意识的“困难问题”,即意识永远是主观的,个体第一人称视角的经验永远难以被外在于其自身的他者真正体认。文学文本为回应意识的困难问题提供了契机,将意识哲学与神经科学的视角同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可以发现文学文本凭借叙事的灵活性,突破了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限制,予以了读者自由探索意识运作模式及其主体性塑造功能的空间。叙事语言的结构形式特征不仅能呈现意识的运作方式,更能对意识产生反作用,服务于主体性的建构或解构。文学与意识的互动为理解主体性及其背后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条别样路径,文学叙事之于回答意识问题的巨大潜力有待在未来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挖掘。

1895-1945年日本作家凝视中国台湾的视角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台湾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在五十年的殖民历史和复杂权力演绎中,一种裹挟了殖民霸权和帝国主义殖民意识形态的看与被看的二元关系在近代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形成。日本作家对中国台湾主要采取了三种凝视视角:傲视、盯视和卑视,这三者的形成原因和具体表现,体现了日本殖民者统治中国台湾的侵略本质,也反映了当下中国台湾右翼集团宣扬的“日本对台殖民有功”“日台一家亲”等言论的荒谬。

清代小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研究

主体意识是理解主体作用的一个关键介质。以清代小说批评家们的“主体意识”为考察对象,探寻其在小说评点文本中的投射,发现清代小说评点家们在小说审美、小说形式、小说理论方面表现出我自为美、我有我形、我画我像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这种主体精神使他们在小说评点中既坚持自觉继承,又主动另辟蹊径,完成了对传统小说评点方式的超越,对于新时期文艺批评主体话语的建构意义非凡。

文学预言在预言中疗愈现实——以《霍乱之乱》和《花冠病毒》为例

文学预言融合了预言的大胆机妙和文学的形象生动,既具有预判未来走向带有幻想色彩的艺术性,更带有基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所指。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文学预言与现实的关系密不可分,在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文章结合当下疫情反复的现实,以极具典型性的被誉为新冠疫情“神预言”的两部小说《霍乱之乱》和《花冠病毒》为例,从文学预言与现实的关系及文学预言的现实价值两方面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