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已沦为区域文学奖

在2023年10月3日前,我曾在接受电话访问时预测,日本的村上春树或中国的残雪,有可能获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残雪在今年的赔率榜上高居榜首,加上她坚持了几十年先锋写作,挺不容易的,所以预测她得奖。没料到10月5日诺贝尔文学奖揭盅,获奖者仍然是欧美人。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3,南美的小说巨匠略萨获得该奖。在此之后,从2014直至2022,全部都是欧美作家,其中法、英、美作家各二位,白俄罗斯、波兰、奥地利各一位,而作为英国作家的古尔纳、石黑一雄,一个是非裔,一个是亚裔。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有可能出自南美,亚洲、非洲其次。由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西方阵营,理论上不大可能获奖。因为如果这奖再给西方,就可以改名为西方文学奖了。

外部思考与去殖民性

去殖民性理论是近年来在学界引起关注的理论思潮。作为一种来自欧洲“外部”的视角,去殖民性理论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已终结,但殖民性仍然存在,并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持续地造成影响。结合阿尼巴尔·奎杰罗和瓦尔特·米尼奥罗等重要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去殖民性理论进行了讨论:首先,作为一种“外部”视角,去殖民性理论从殖民性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指出现代性的背后藏匿着的是殖民性;其次,本文认为,与后殖民理论相比,去殖民性试图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实现知识上的去殖民化,而后殖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局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最后,去殖民性理论提出了以对生命的呵护、共同体的成长与和谐作为目标的一套替代性方案,强调全世界人类和谐共处,对当下和未来世界格局进行了重新构想。

《平凡的世界》“经典化”的内在肌理研究

《平凡的世界》作为“经典”确立的过程,不仅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接受规律相关,也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阐释、文学传播和文化环境等一系列状态密切相关。如果回顾反思这部作品经典化的历程,解析这一文本在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下所呈现出的各种面貌,进而从颠覆与重建这一普遍性的接受规律出发,揭示这部当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深层原因,对于尔后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可提供有益的借镜。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意象及其美学价值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文章根据莎诗意象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旨在突出莎诗中意象的条理性,识别不同类型意象之间的联系和差异。通过莎诗意象的梳理,突出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展示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体验意象所带来的艺术愉悦和思维探索的乐趣。

伦理正义与人的本质——论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叙事层面,既摒弃了传统的职业伦理叙事模式,又与英国当时的主流伦理意识相悖,体现的是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论观点和以边沁等人“以结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行为评价准则,通过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的职业道德操行描写,抨击了资产阶级崇尚法制和崇尚科学的虚伪性,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伦理正义的非公正性以及人的内在本质真实性。

缘起与福地——赛珍珠传记中的“几个世界”与旅行书写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旅居中国近40年,也因此成就了她的职业写作生涯。以其传记《我的几个世界:个人回忆录》(My Several Worlds:A Personal Record)为研究文本,分析了赛珍珠旅居中国期间的活动轨迹及其漫游欧亚和返美后西部大旅行等出行经历,进一步阐释了其作品中关于“几个世界”的建构,可以为赛珍珠的旅行人生与旅行书写研究提供直接的文献佐证,对于把握其创作的源流、揭示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具有启示意义。

探究潜意识记忆的抵抗机制——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的森林意象分析

森林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事物。在小说中,森林既是本色森林,也是村上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小说不仅存在着精神上的内在关联,而且森林也都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小说中并承担了重要作用。两部小说中森林是主人公自身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种种危险都是一种假象,象征的是阻挡人们探究被压制在潜意识中记忆的抵抗机制。

《梦歌》的“电影化”书写

在现下多学科研究向交叉融合的整体化发展背景下,美国自白派诗人约翰·贝里曼诗歌中以前未被重视的广泛的多艺术形态及其内涵和表现,成为其升温的基石。其中,奠定了贝里曼的诗名,被称为“改变了20世纪诗歌史的诗集之一”的《梦歌》,就是一部“电影化”作品。不管是在向电影本身致敬,诗歌结构和纹理的电影化,还是在与电影内容与技巧的互文等方面,《梦歌》均有着突出的表现。

史沫特莱之《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分析

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女作家、女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先后在中国生活13年,当时正值中国革命艰难发展之际。在中国,史沫特莱撰写了大量报道,关注了许多问题,其中关于女性解放的内容集中收集在《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一书中。在书中,史沫特莱看到了革命中的中国妇女在价值立场的两极分化,也在叙述过程中探讨过这种分化的原因,讴歌了那些为了自身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妇女,同时批判了那些不敢参与、不敢反抗,每天过着如同行尸走肉般生活的妇女,婉转表达了妇女解放应与国家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立场。这启示我们,妇女要想获得解放,需要推翻旧制度,营造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努力加强妇女教育,同时妇女自身也要注意自信自尊,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露丝·杨的美中双重身份操演——论《接骨师之女》的身份流动性

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的女主人公露丝·杨是典型的“ABC”,在美国化的道路上,她首先操演美国人的身份,抛弃自己的华人文化和身份,结果遭遇种族歧视,成为西方社会的边缘人、他者,陷入文化身份寻求的危机。为了走出人生低谷,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露丝转而寻根华裔文化,对自己的华裔身份进行操演,从而达成融合,重建美中双重文化身份。运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身份操演理论分析《接骨师之女》,能清楚地看到,主人公露丝·杨从抛弃华人文化身份到建构美中双重文化身份的过程是社会建构下的族裔身份操演,它解构了身份的本质主义,体现了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有助于增进族裔和多元文化的大融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传统与文本喻指:亨利·盖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

鉴于黑人在美国的特殊经历,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无论将视角聚焦于传统还是文本都会引起较大争议,而亨利·盖茨的批评理论却始终围绕两者展开。一方面,他追溯黑人土语传统,确立非裔文本的语言喻指与非洲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喻指”和“表意”之间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关系命名非裔文学理论,试图消解非裔文本与西方传统的对立。同时,在“保护传统的完整性”名义下,盖茨克服了把非裔文本隔离于当代批评理论大环境的片面做法。对传统与文本喻指以及两者关系的强调表明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理论兼具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特征。

《今昔物语集》本朝部中的儒家孝养思想

《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古代说话文学中的集大成之作。本朝部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其中也记录了很多孝子、孝女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些故事中蕴含的孝养思想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既强调子女应孝养父母,又要求父母要慈爱子女。可以说,这部说话文学所构建的亲子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同时也说明孝养思想在当时社会颇受重视,具有广泛的共识性。另一方面,《今昔物语集》本朝部中包括“佛教说话”和“世俗说话”两大类型,其宗教性和教训性特点尤为显著。孝养思想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强调孝养得善报、不孝遭恶报的因果报应。在宣扬佛教思想的同时,强调孝养父母的重要性。

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形式变革,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型。这一时期的英国海洋小说家们对这一经济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通过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文学再现。他们在创作时将抽象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映射到小说人物对其经济生活的主观体验中,从文学层面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展开了对话。总体而言,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思想影响了该时期海洋小说的创作,而海洋小说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为英国思考自由贸易优势与弊端提供了文本场域与话语空间。

语言文学视角下的饮食意象叙事艺术

由肖明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美文学中的饮食书写》是一部从语言文学视角研究饮食意象叙事艺术的重要著作。该书深入分析和探讨了英美文学作品中饮食意象,展示了饮食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功能,并对其在叙事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没有童话不是黑色的——童话与童话电影中的生成与创伤

童话和童话电影之中的黑色成分,一直是令人困扰的一个难题。童话所制造的,到底是一个光明而梦幻的乌托邦,还是一个黑暗又诡异的敌托邦,也向来是引发争议的焦点。要想真正回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回到童话的定义和历史,由此揭示出大人与儿童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根深蒂固的迷执。德勒兹的生成儿童概念虽然对这个迷执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回应,但它仍然过于偏向肯定性的生成,而忽视了否定性的创伤体验,过于偏向抽象的思辨,而忽略了对儿童之生存境况的具体分析。经由卡瓦拉罗和肖特等人对童话电影的研究,尤其是他们所引入的过渡仪式和启悟这些关键概念,否定性的面向得以突显。

“创伤性”文化记忆与“疗愈式”文学想象

本文以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和德国作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运作机制下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文学想象性呈现。创伤理论建基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重点观照集体无意识下的历史访问模式或强迫症式个体记忆机制,可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记忆与遗忘、沉默与发声、创伤与创造等多重纠葛关系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洞见。两部作品书写个体在历史灾难中遭受的身体和精神创伤,揭示了大屠杀浩劫中犹太民族和德国民族经受的创伤效应。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书写既是个体表达,又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检视和反思后大屠杀时代美德社会心理与文化思潮,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身份焦虑、美国社会进步式和悲剧式叙事、德国人的集体耻辱,以及欧美文化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哲学的普遍怀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面对宗教、政治、文化仇恨和冲突造成的种种个体和集体创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进行谈判、对话、磋商和合作,这可能是最审慎、最可取、最富建设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参与。

伊斯坦布尔“无书”?——奥尔巴赫《摹仿论》创作缘由探究

《摹仿论》作为奥尔巴赫重要的流亡之作,不仅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也奠定了奥尔巴赫在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及罗曼语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但值得深思的是,奥尔巴赫将《摹仿论》的创作归因于伊斯坦布尔“专业图书馆的缺失”,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与流亡作斗争的“无书学者”形象。事实上,奥尔巴赫对伊斯坦布尔“无书”的强调,既是其创作中使用的一种夸张修辞手法,也是为《摹仿论》创作局限性开脱的一种技巧。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

近年来非人类叙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20世纪最杰出的预言和寓言作家卡夫卡,不仅是人类叙事的卓越代表,也是非人类叙事的探险者和领路人。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涉及他的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通过动物叙事来完成,变形叙事也是卡夫卡的重要叙事方式和手段,物叙事则是卡夫卡的卓越创造和独特贡献。鉴于以往我们对卡夫卡的人类叙事作品关注和研究较多,对非人类叙事作品重视和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对这类作品的叙事特征和价值研究不够,因此,集中探讨和分析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艺术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卡夫卡的研究领域,对于叙事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以诗的眼光表现生活——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两篇小说

《雪》和《雨蒙蒙的黎明》是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名作,这两篇小说虽然都是战争题材,但不以描绘战争本身为目的,而是叙写战争中的人,战争中人的命运和人的感情。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上,这两篇小说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不以紧张的情节吸引人,而是极力营造出一种情调、情绪或氛围,由此来表现对生活的诗意感受。这种独特的灵性风格的形成得力于两种艺术表现手段:一是善于抓住瞬间,二是善于表现“留白”。从这两个短篇中可以看出,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直接继承了俄罗斯文学浪漫抒情的传统,也给当代苏联文学浪漫抒情风格小说带来了很大影响。

信仰的信用、肉体的思想与积极的末日观——对“二战”后初期荒正人主体性论、世代论的一种解读

荒正人作为“二战”后日本文学界诸多论争的实际策划者和推动者,战后初期在其主导的《近代文学》等阵地上发起了“政治与文学”论争。他超越左右阵营,以“三十岁一代”的代言者姿态,对文坛前辈们发起整体性的批判。他强调应通过“肉体的思想化”,以转向体验和战争体验为媒介,反思战前、战时放弃信仰抑或曾协力了军国主义的“四十岁一代”之意识形态主张,拒绝盲信、盲从“主义”,以此实现对战前、战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扬弃,直指对战后文学主导权之争夺。面对战败“末日”,他以战争体验、战败终局为经验前提,对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提出质疑;同时强调应对战败“末日”持积极的认知态度,不惮挥别传统、从头再来。荒正人所代表的《近代文学》同人以事实以及跨战争的思想、言行连贯性为依据,在道德层面发起了对文坛前辈战争责任的追究,发出了每个人应自我革命、自我反省的呼吁;这与新日本文学会以其自身主导权为自明前提、以阵营区分为特征而指向他人的自我批判要求大异其趣,双方终而走向敌对亦是必然。二战后至今,战争责任问题在日本逐渐虚无化,回到战后初期的原点对此虚无化路径做实证性考察本身是必要的,文章也希望以此为战后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探寻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