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新一轮身份“漩涡”——兼谈“反民族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

比较文学在其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其身份“漩涡”。时至今日,在各种“后”学冲击下,又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漩涡中心——“反欧洲中心”和“反民族主义”。这用两个公式可以概括: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全球化多元文化=反欧洲中心主义+反民族主义。但实际存在的问题远比人为的完美逻辑复杂得多,因为不管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携带着太多的历史内容,二者也并非处在完全对立而又对等的位置上。倘若跳出形而上的二分对立观,就不难发现,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欧洲中心同作为各种显性或隐性帝国主义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如同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民族主义生存权同作为惟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信念一样,是应当给予区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当多些亦此亦彼的辩证思考方好。

从本体论角度看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后起的文体,它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体式,即“世界感”,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之于后者是先在的,这是小说的本体论。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与正统文体之世界感相对立的文体而出现的,并受到正统文体意识的排斥或“拉拢”。而小说的幻想性叙事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它要表达的各种观念也在其自身的叙事框架中逻辑性地生成。

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

文化诗学不只“是一种实践”,而是一种文学新论。它是学人从文论高度对时代需求做出的适时回应;它是文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文论跨上更高台阶的一个进步;它较之过去已有的文论具有更为深刻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实践经验及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也要求学人对这一新论进行学理的阐明与论证。

文化诗学的实践维度与学理空间

文化诗学首先是一种实践的诗学,它重建了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不仅是一种载体,更是文化、历史、社会生活本身。在理论上,它更加关注文化的表征性和意指的实践性,并坚持以文学性的审美方式,提高日常生活的文化品格。

试论文化诗学的存在意义与实践原则

近年来,文化诗学复出并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绝非是历史的简单循环,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研究实践的必然选择。文章深入分析了文化诗学方法走向兴盛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强调了文化诗学方法更能植根于文学本体真实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意义,并从文学性和具体性这两个方面探讨了将这一方法的理论优势落到实处的基本实践原则。

从《枯岛》看许杰对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

作家许杰在逗留新马期间,主要从事《枯岛》文艺副刊编辑工作,经他努力,《枯岛》成为南洋第一个明确倡导"新兴文学"?的文艺副刊。与此同时,许杰还十分关注南洋地方文艺发展方向,并围借助《枯岛》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革命文学青年,为当时的新马文学发展时指出了一条具有开创意义的路向。

文化诗学的限制

“文化诗学”是一些学者倡导的文艺学“新学”。作为一门子学科或文学理论的形态之一,人们自然要考虑其学理依据。它与文化的关系如何以及在此关系上它自身应该定位于何处?它与相关学科参照内容的关系也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梳理。笔者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建构,更是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是双重的,既是对科学主义研究滑向唯形式危崖的限制,也是对文学的文化研究不至于因过量的泛文化杂合成为危及诗学的一种无边的挑战。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话题提出的时代语境及问题实质

中国的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东西方戏剧的杰出代表。由于两人的生活和创作时间相近,又于同一年去世,故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把他们相提并论,很快引起中国学界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之间比较话题的关注与回应。2016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的400周年,伴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举办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纪念活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话题再度成为当世关注的焦点。然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在400年前是同时代的戏剧家,但首次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而引发此一话题的直接诱因是19世纪中后叶以来西学东渐时代大潮下西方近代戏剧对东方近代戏剧的跨文化影响。本文重点探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话题提出的近代西学东渐的时代语境,及其背后所凸显出的西方近代戏剧对于东方近代戏剧的影响作用和话语关系。

文化诗学之道

文化诗学的"文化"是人不断培育自己的"文化"过程,不仅是文化成果。以"文化"本身作为立论依据是文化诗学的主要特征。由此人与诗、文学与现实、各种文化形式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因而"相互建构"是文化诗学的主要课题。将人作为艺术品来建构,是文化诗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文化诗学的神韵所在。

化用与背离:沈从文对尼采的处置

沈从文踏上文学道路伊始就接触到与尼采有关的信息,并由此确立了三种尼采形象,即文学家尼采、哲学家尼采与启蒙者尼采形象。其中启蒙者尼采形象对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论与文学观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与此同时,沈从文在处置尼采的思想表现出理性与批评态度,既灵活化用,又有所背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的认识

本文简要分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对父权制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评价 ,举例说明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吸收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论证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的认识为其发展壮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谈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如果在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前提下去看待世界文学或人类总体文学进程,就会发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整个文学发展系统是由全人类各民族文学共同交织而成的网络,是一个文学共同体或文学时空联合体。国家民族文学的本土纵向继承和不同国别、族别文学传统之间的横向借鉴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文学发展总的动力。泰戈尔的诗歌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诸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而他们的作品,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从而揭示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后现代误读理论研究概述

误读在当今最为常见的形式大致有三种:跨文化的误读、逆反批评、网络戏仿或恶搞。误读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成为了解构形而上学的利器。后现代误读理论片面夸大误读的正面效应,其思维方式仍然是本体论或认识论的,不利于文化间的和谐相处。对此,可以一种自反式的或综合体悟的思维方式对后现代误读理论展开批判,并以此作为理论创新的起点。

后现代误读理论的正负效应

误读在后现代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被视为创造性阅读的前提。后现代误读理论的正面价值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对话等开放性的思维方式,给予读者极大的思想解放和阅读自由,对文学创作和阅读产生积极的效应。同时也导致确定性的丧失和犬儒主义的横行,产生了一系列审美、伦理和文化的负面效应,这与后现代误读理论对语言自反性地使用导致了双重标准有关。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诗学理论建构——兼论朱光潜《诗论》的独创性

朱光潜先生不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同时也对中国比较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诗学理论著作《诗论》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并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对诗歌中的许多重要艺术现象进行了阐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另外,《诗论》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思维的超越意识也是非常突出的,具有了现代批评的特征。从这些角度来衡量,《诗论》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的开创意义是不应被低估和漠视的。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热”

近年来,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在内的国际比较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给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不少学者倡导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也有一些学者予以抵制。笔者在分析比较文学“文化热”的现状和产生背景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学者应以全球化的视野,积极吸收文化研究中的有益成份,同时坚持比较文学自身的文学性,注重个案研究,努力具备跨语言研究的能力,以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建构

文化诗学在我国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提倡,是西方话语嫁接后的本土再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的激活与再生,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历史现实基础、学理建构的思路及学理要义的认识等方面中西文化诗学均存在一定差异。而作为一种实践模式的运作,文化诗学关键在于双向建构中激活传统。其要点在于:重建语境,再现诗意的自觉追求;让古与今,继承与创新形成张力,促成"通变";积极主动参与到世界文化多元共存与重组的新格局中。

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罗伯—格里耶的新作《反复》中的矛盾式叙述

罗伯—格里耶新作的《反复》,再一次显示出了作家所开辟的“新小说”的特有风采。它同样是一部迷宫似的作品,是一部充满智力游戏而又不守规则的作品。它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它激起读者探索迷宫的情趣,也捉弄得读者对之望而生畏。而这一切的魅力与诱惑无疑得之于小说中那些精神容貌相似,却又有着不同情感欲望的叙述者们,得之于小说那既别具一格却又似是而非的叙述话语,得之于小说那诸种可能与不可能的谜一般的人物设置与情节展现。

后现代主义特征下的“反对解释”

哈桑对“不确定性”与“内在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界定,为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观念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两个特征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又一倾向,即“反对解释”。这一特征不但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且始终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作家作品所关注的焦点。

猪八戒与阿Q形象比较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问世以来,不胫而走,其中,猪八戒这个形象在我国已是家喻户晓,被人们津津乐道。猪头猪脑,欲望充盈,这种滑稽的丑的外形,一开始就为其滑稽的言语和滑稽的性格逻辑奠定了基础。在现代文学史上,猪八戒的国民意识中的一些劣性特点被鲁迅进一步的定型化,这就是阿Q。猪八戒与阿Q这两个形象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也处于不同的文学阶段。我们很难把这两个形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对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作深入的剖析和比较,便不难发现这两个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中,存在着许多既相似又相异的地方。他们具有相似的国民劣性,都处于本我阶段,但是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另外,思想差异,人生目标和人生道路以及最终命运的不同,又使这两个形象各自独立,显示出不同的形象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