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正义与人的本质——论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叙事层面,既摒弃了传统的职业伦理叙事模式,又与英国当时的主流伦理意识相悖,体现的是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论观点和以边沁等人“以结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行为评价准则,通过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的职业道德操行描写,抨击了资产阶级崇尚法制和崇尚科学的虚伪性,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伦理正义的非公正性以及人的内在本质真实性。

缘起与福地——赛珍珠传记中的“几个世界”与旅行书写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旅居中国近40年,也因此成就了她的职业写作生涯。以其传记《我的几个世界:个人回忆录》(My Several Worlds:A Personal Record)为研究文本,分析了赛珍珠旅居中国期间的活动轨迹及其漫游欧亚和返美后西部大旅行等出行经历,进一步阐释了其作品中关于“几个世界”的建构,可以为赛珍珠的旅行人生与旅行书写研究提供直接的文献佐证,对于把握其创作的源流、揭示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具有启示意义。

探究潜意识记忆的抵抗机制——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的森林意象分析

森林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事物。在小说中,森林既是本色森林,也是村上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小说不仅存在着精神上的内在关联,而且森林也都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小说中并承担了重要作用。两部小说中森林是主人公自身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种种危险都是一种假象,象征的是阻挡人们探究被压制在潜意识中记忆的抵抗机制。

传统与文本喻指:亨利·盖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

鉴于黑人在美国的特殊经历,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无论将视角聚焦于传统还是文本都会引起较大争议,而亨利·盖茨的批评理论却始终围绕两者展开。一方面,他追溯黑人土语传统,确立非裔文本的语言喻指与非洲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喻指”和“表意”之间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关系命名非裔文学理论,试图消解非裔文本与西方传统的对立。同时,在“保护传统的完整性”名义下,盖茨克服了把非裔文本隔离于当代批评理论大环境的片面做法。对传统与文本喻指以及两者关系的强调表明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理论兼具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特征。

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形式变革,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型。这一时期的英国海洋小说家们对这一经济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通过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文学再现。他们在创作时将抽象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映射到小说人物对其经济生活的主观体验中,从文学层面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展开了对话。总体而言,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思想影响了该时期海洋小说的创作,而海洋小说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为英国思考自由贸易优势与弊端提供了文本场域与话语空间。

“创伤性”文化记忆与“疗愈式”文学想象

本文以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和德国作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运作机制下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文学想象性呈现。创伤理论建基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重点观照集体无意识下的历史访问模式或强迫症式个体记忆机制,可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记忆与遗忘、沉默与发声、创伤与创造等多重纠葛关系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洞见。两部作品书写个体在历史灾难中遭受的身体和精神创伤,揭示了大屠杀浩劫中犹太民族和德国民族经受的创伤效应。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书写既是个体表达,又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检视和反思后大屠杀时代美德社会心理与文化思潮,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身份焦虑、美国社会进步式和悲剧式叙事、德国人的集体耻辱,以及欧美文化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哲学的普遍怀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面对宗教、政治、文化仇恨和冲突造成的种种个体和集体创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进行谈判、对话、磋商和合作,这可能是最审慎、最可取、最富建设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参与。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

近年来非人类叙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20世纪最杰出的预言和寓言作家卡夫卡,不仅是人类叙事的卓越代表,也是非人类叙事的探险者和领路人。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涉及他的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通过动物叙事来完成,变形叙事也是卡夫卡的重要叙事方式和手段,物叙事则是卡夫卡的卓越创造和独特贡献。鉴于以往我们对卡夫卡的人类叙事作品关注和研究较多,对非人类叙事作品重视和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对这类作品的叙事特征和价值研究不够,因此,集中探讨和分析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艺术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卡夫卡的研究领域,对于叙事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喧哗与骚动》中声音书写的叙事功能

在《喧哗与骚动》中,声音成为福克纳糅合南方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审美旨趣的艺术手段,或具象化演绎不同情节或场景,或抽象化建构主题及文化意蕴,以多元形式作用于人物设定、故事架构与主题表达,具有独特的叙事表意功能。话语声音的内在音色与外界声音的心理导向为塑造人物的个性特质、意识情绪与认知特征提供行之有效的感知路径。特定声音信号与意象在情节演变过程中发挥预示功能,重构故事时序、影响叙事节奏,协同宏观叙事声音创设时空美学。福克纳采用“个人型声音”言说时代变迁中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态与生存境遇,以人文关怀的情感立场书写生存与发展母题,彰显其明晰的南方身份印记及对历史、宗教与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与思考。

美帝国的政治疯狂与精神分裂症——戈尔·维达尔《华盛顿特区》的权力欲望解析

美国现代小说家戈尔·维达尔在其小说《华盛顿特区》中以犀利的文笔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描绘了一幅幅权钱交易的骇人画面,挑开了美国政治文明的虚伪面纱,使我们得以目睹貌似普世的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本质,为理解当今美国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通过剖析小说主人公克莱·奥弗伯里及其岳父的政治形象造假、权力欲望对亲情的伤害,以及他们为了摆脱仕途隐患串通医生制造的“精神分裂症”事件,揭示美国政客疯狂的权力欲望对家庭与个人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鲍尔斯小说《快乐基因》中的后人类状况解读

被誉为后品钦时代代言人的美国后现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作品中常常涉及大量科学知识、探讨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他试图通过小说来探究科学与人类的关系。其2009年出版的基因小说《快乐基因》描述了在网络资讯、基因工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后人类社会中,人们对女主人公萨沙及她所拥有的“快乐基因”进行的一系列疑惑、追捧与讽刺。鲍尔斯勾勒出与科技和数字相融合的后人类们所生活的社会图景,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救赎,同时也批判了对技术的完全依赖而对人类根本问题的忽略。在《快乐基因》中,我们可以透过人类的存在形式、人类本质和人类价值三个维度的变化体会后人类的生存及社会状况,由此感悟鲍尔斯对人类与技术融合共存愿景的探索性思考。

从“事件性”到“去事件性”:论帕慕克小说创作的转型

帕慕克较早作品具有“事件性”,而晚近作品具有“去事件性”,这种反差反映了帕慕克对待民族传统智慧和西方现代知识态度的变化。这位曾经拥抱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晚近作品中向传统之根回归,通过塑造“不合时宜”的人物形象,揭示被世俗化、现代化话语所压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赋予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较早作品中的人物忠于事件,回到实在界的空无,向他者敞开并与之融合,从而创造新的文化符号,改写传统文化体系。相反,晚近小说中的主人公拒绝事件,停留在东方古老智慧的先验框架中,是作者文化立场和创作心态转变在文本上的征兆。事件性讽喻了土耳其人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间不断自我革命、自我扬弃的历史进程。

试论厄德里克小说《鸽灾》中的个人主义狂妄

个人主义的狂妄是美国殖民主义霸权的一个重要表征。本文以美国本土裔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鸽灾》为蓝本,从理性的狂妄、实践利益的狂妄和鉴赏的狂妄三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维度切入,深度透析在资本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殖民者的狂妄偏执对人性的摧残,资本欲望的膨胀对人性扭曲和道德背离的催化,重申了音乐在精神救赎和创伤疗愈方面的重大作用,凸显了作者对原住民被消声了的小写历史的关切,对被删除了的历史记忆的愤懑和对当代美国殖民压迫的再思考。

论科伦·麦凯恩《舞者》的空间与身份认同

爱尔兰裔美国作家科伦·麦凯恩在根据苏联著名舞蹈家鲁道夫·纽瑞耶夫为原型的虚构性传记《舞者》中深入探寻了空间与身份的关系,让历史人物在不同维度的空间中体验个体的生存危机与身份建构,借以钩沉历史浪潮中的人物命运。麦凯恩创造性地提出“以艺术为媒介,以情感为支撑,以自我为归属”来疗愈精神创伤和重塑个体身份,拓展了空间和身份认同的外延,为流动中的个体寻求心灵归属、实现诗意地栖居提供了希望。

《二月的烟斗》中的共同体书写

查尔斯·雷德·科恩是奥萨奇部落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二月的烟斗》讲述了奥萨奇部落中几名成员遭受白人设置的印第安事务所蓄意制造的“意外事故”而反抗的故事。根据费迪南德·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本文从三个方面: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揭示了查尔斯·雷德·科恩的小说《二月的烟斗》中人物之间的互助关系,证明书中大多数的奥萨奇族印第安人,无论老幼,无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个共同体治愈了主人公所遭受的由白人带来的所有伤害。首先,莫莉和约翰的祖父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约翰摆脱危险,从不同角度修复了他的心灵,且他们都与约翰在同一个血缘共同体中,这是约翰能够得到安慰和治愈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其次,从小说中可以看出,Mi-keh-wa-ti-an-kah(a Sun Carrier)代表了与约翰属于地域共同体的群体,他对约翰的支持和安慰是地域共同体的凝聚功能,用以治愈主人公。最后,精神共同体中,芭芭拉和汤姆都是那些与约翰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没有共同土地的人,但他们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保护约翰,愿意与约翰分担忧愁,分享幸福,在考虑问题和面对危险时将约翰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拯救约翰的人。

当代英美学院派小说中的空间与文化关系表征

20世纪中期开始蓬勃发展的英美学院派小说对大学校园及相关国家、城镇的特别关注和书写反映了空间与政治、经济、知识、权力、身份、情感等文化因素的关联和互动。论文旨在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相关论述,探讨不同时代学院派小说中对空间与文化关系的表征,并以典型文本为例,挖掘这些小说所反映的文化问题,剖析空间与文化因素的互动,揭示这些小说的现实意义。

性别地理:论美国加勒比裔小说中的跨国家园

在美国加勒比裔小说中,“家”的空间表征体现为一种非同质性的跨国家园制作过程,它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划分与性别划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跨国移民的家园概念发生在祖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场,并不断模糊化;另一方面,性别和地理的跨国缠绕催生了性别模式的变异,女性移民关于遗忘和记忆的家园叙事呈现出驳色的文本意义:其美国家园绘制彰显了开放性和前进性色调,却在有意无意间保留了加勒比家园底色;男性的家园怀旧叙事则关联家庭私域,呈现出封闭性和降维趋势,表达了主体性退隐或丧失的危机。由此,加勒比裔作家颠覆了男性/公共域和女性/私人域之间的齐整对立,动摇了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再现了跨国空间中新的性别运作模式。

《萨帕塔的眼睛》中的历史书写

以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情妇伊内斯为叙事者,讲述了伊内斯与萨帕塔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其在革命期间所承受的灾难和伤痛。小说赋予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失语者以叙述声音,通过文学想象解构并重塑被卷进历史事件的个体的形象,从而“真实”地再现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叙事者伊内斯之口,对主流叙事中所浸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做出了新的诠释。

异国书写中的“他者”:《虚拟偶像爱朵露》中的“城寨形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是注视者笔下的异国形象。赛博朋克文学的经典之作,吉布森《虚拟偶像爱朵露》中作为“他者”的城寨形象即源于作者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也源于他对中国香港九龙城寨直接与间接接受中的想象与书写。而他想象和书写中的城寨形象集乐园般的乌托邦和受制于各种规则的无自由之地等特点于一身,承载着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博弈中对西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

《海上扁舟》中海洋环境的社会价值

斯蒂芬·克莱恩的《海上扁舟》作为一部典型的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海难故事为原型,讲述了海上小舟上的四个人努力与大海抗争最终获救的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海洋的冲突关系。作品通过人物自身对海难事件场域的身体性体验,突显出海上“生活世界”的风险性、局限性和荒诞性与陆地生活世界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形成了鲜明对照,表现了海洋环境经验对陆地生存意义的价值启示。作品人物从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多方位对海洋环境的感知影响着他们的审美心理,在他们矛盾性的生命体验中叙写出海洋环境感知的诗思意义:作品人物在“生命场域”的极限考验中体会到对生命的依恋情感和生命的意义。海洋环境经验和海洋环境感知经过感官的综合作用唤起了作品人物的海洋环境情感,他们在海上小舟这个与海洋/自然/宇宙合一的特定背景空间里体验到自我与海洋环境的对抗性情感,映衬出以忠诚和友谊为主题的人际情感蕴含着人类“爱的本能”。作品通过人物对海洋环境的感知体验和观察思考,从海洋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传递了克莱恩对陆地生活世界中“生存之海”秩序意义的新认识和新理解——人类的生命秩序意义在于去征服那些敌对因素,弘扬“爱”的价值。这一思想正是海洋环境带给他及其读者们的社会价值。

论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瘟疫隐喻

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造性地使用了隐喻手法书写瘟疫。作品以《圣经》为叙事原型将瘟疫比喻为洪水,通过绿色宗教“伊甸崖”的创始人亚当一号诠释了人性之恶和遭受天罚的末日想象。瘟疫病毒的载体——“喜福多”药丸在人类的狂欢中变化为蒙着面具的“红死魔”,这种通往所谓极乐天堂的良药实质上是将人类投入地狱的毒药,而极乐的背后又隐藏着社会痼疾给研发者和传播者带来的心灵创伤。瘟疫种子承载了病毒研发者终结人类之恶的幻想,但是这不仅遮掩了灭绝人类的血腥,也质疑了当下科技发展至上的理念,其所开启的后人类世界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