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语录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双重观照——评《禅宗语录文学特色综合研究》

禅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的创建标志着佛教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过程。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发表演讲,他指出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同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融合发展,经过长期演化后,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礼仪风俗、哲学观念及文学艺术等。禅宗不仅是中国的,它的流传对东亚甚至世界许多地方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然而我却是自己的行刑者”:《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的疾病、谣言与自杀

17世纪20年代,詹姆士一世身体每况愈下,王室一直希望与西班牙联姻化解罗马教廷的威胁,查尔斯王子前往马德里向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安娜求婚,却遭到英格兰新教徒强烈反对。廉价报业刊登诋毁国王与政府的诽谤诗与花边新闻,煽动民众叛乱与扰乱国家秩序,各种谣言使查尔斯被迫取消婚约。因瘟疫频发,医学知识由一种职业化的专业术语转变为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医学话语进入政治与生活领域,使国民在早期现代医学框架中理解政治身体议题。《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邓恩使用疾病指向自己的忧郁症,更隐指社会上煽动性的谣言及其引发的政治暴动,他号召臣民顺从王权,接受国王对政治身体的管理与治疗,同时提出国王应铲除政治身体中的骚乱和寻求他人治国方略的对策。言过其实的饶舌报道正如人体的过剩体液,社会疾病对王国政府的威胁类似邓恩忧郁意志对自己的慢性自杀,国民在身体理论中论证谣言作为疾病对王国的自杀式影响,这暴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对政府权威的焦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亚主义

欧亚主义作为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侨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其“欧亚国”思想的形成受到多位19世纪俄国作家与哲学家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欧亚主义的理论先驱,他对欧洲文化的普遍性与个人主义的批判、对彼得一世改革及其带来的欧化后果的反思以及有关俄罗斯文化的欧亚双重属性、东方问题之于俄国重要性等问题的论断乃至对和谐个性的原初构型,都成为特鲁别茨科伊等创建欧亚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之无愧地成为欧亚主义的奠基人。但是,对于其思想中的俄罗斯中心主义乃至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也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与批判。

高母羡《辩正教真传实录》文本探源

《辩正教真传实录》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于1588年5月跨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马尼拉之后,为了向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侨传教,他专门用中文写的一本教理问答书。本书通过中方学者和西方传教士一问一答的模式展开叙述,后因作者出使日本时的意外死亡而搁置。本文为高母羡《辩正教真传实录》的来源研究:一是通过书中中文经典的引用和作者中文学习情况的对比,探讨高母羡是否为本书唯一作者的可能性;二是通过对比《辩正教真传实录》与《圣灵表征之引言》,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

哈佛大学藏有一批美部会的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作者考古式地从各种档案中,挖掘出大量稀见材料,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写作过程及其复杂性作了细致的研究,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助手的举足轻重作用。这些助手,虽无作者之名,但在写作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甚于有作者之名的传教士。本文所论,不仅使人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性质有所改观,而且引人重探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合作的汉语基督教文献。

全球化语境中“宗教文学”的抵抗性及其意义(笔谈)

全球化在促进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同时,可能对民族文学多元文化属性的固守及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抵抗性特质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文学在对民族精神与人类存在意义及其远景的终极思考中蕴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性,它在民族文学保持民族文化品格、增强自身文化免疫力以及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建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宗教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由此具有了重新评估的可能。

从《圣经》中的God到中国的“上帝”和“神”──兼论跨文化语境中的形象变异

考察《圣经》中的 God与中国的“上帝”和“神”各自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后发现 ,God在宗教形象和文化内涵上都不等同于中国的上帝或神 ;God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产生了形象变异 :他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 God,而是西方的

圣经的叙事话语

圣经叙事不同于一般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上帝”对圣经叙事的全面介入并成为圣经叙事推演的驱动因素。因此,圣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叙事话语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即上帝之道决定了叙事话语的属性,上帝的契约是叙事话语的核心概念,上帝和人则是叙事话语的中心内容。

论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诠释——兼论《基督教教义》里的“圣灵”

对于基督教正统教义"三位一体"中的"圣灵"(the Holy Spirit),弥尔顿代之以"精神"(the Spirit),并在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里对"精神"这一宗教术语进行了充分的诠释。弥尔顿通过大量的《圣经》引证,指出"精神"有九种所指,比"圣灵"更为广泛,既包括"圣灵"在内的、来自外在但进驻到信仰者内心的"神圣的精灵"(the divine spirits),也包含人将这些力量内化为弥尔顿所称的"人的精神"(the human spirit)或"内在精神"(the Spirit within)。因此,在弥尔顿的"反三位一体"宗教观中,"精神"比"圣灵"更为准确。掌握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阐释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弥尔顿的神学思想和理解弥尔顿史诗创作的实质。

禅宗的审美意义及其历史内涵

禅宗用“悟”来表示人生从不自由到自由的根本转变，从而在人的基本能力或人生的根本意义方面与审美经验沟通交融。“悟”不仅在目的或意义方面是审美的，而且在具体体验形式上也是审美的。“悟”由于与理性认知活动不同，自然与感性审美活动最为接近。由于禅悟经验存在于语言之外，与其相当的只能是审美活动中非语言的感性经验形式，亦即康德所说的只在形式的纯粹美经验。也正是在禅宗思想启发下，中国美学将“悟”、“韵”规定为艺术美的决定条件和最后本质。禅宗也由于其对自由论的偏重，始终倾向于寻求一种审美的转化形式。禅宗的解放意义在此，它的思想局限也在此。

偷食禁果故事及其文化人类学解读

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 ,隐喻人类由自然人走向文化人 ,标志着人的诞生与文化的诞生。从文化本体论的角度看 ,偷食禁果是人向上帝的提升 ,是一种善 ;而从文化悖论的意义上看 ,则是人的堕落 ,是一种恶。由此 ,偷食禁果的故事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中善恶冲突主题的初始之原型。

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

《圣经》中蕴含了浓厚的寄居意识,反映了犹太—基督教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认识。这种寄居意识认为地球是上帝的,人类并不拥有地球的所有权,而只是寄居在地球上的过客。它提倡一种属灵的现世生活,蕴含着独特的生态正义思想,并强调人类呵护地球的责任。然而,这种寄居意识背后预设了原始乐园和未来天堂作为人类真正的始源与归宿,促成了人与地球的紧张对立,使人并不把地球视为自己的家园。这些又对人类文化产生了后发性的消极影响,暗含着反生态的倾向。

论圣经研究的范式转移——从历史批评到文学批评

基督教圣经研究已经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而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之中,出现了两次引人注目的范式转移。第一次是18世纪末开始的历史批评,它不再坚持把圣经视为超越时间空间的至高圣书,唯一而无谬,而是将各个书卷视为多源头编纂而成,尤其是以五经考证为代表的德国高等批判学派。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的文学转向,它将圣经看作自足的文本世界,不再将注意力集中放在圣经叙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对圣经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含义做出分析。

《圣经》文学性研究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圣经》一书的文学特性,在研究《圣经》的叙述结构、文体风格、虚构特征等方面建树颇多,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渐成显学。这些研究都抓住了《圣经》文学研究的根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圣经》的"文学性"做了某些探索。

西方文学中的教士形象与基督教教义的对位渗透

当人类走进现代,精神领域随物质世界膨胀式发展,群体的分化使个人的存在表现为不同的彼此分裂的角色和身份,由此产生了自我认同的需要,而现实的迷茫与失落又将人们送回了原来的起点:从自然中寻找依托,从未来寻找归宿。这就是西方文学与宗教的契合点。对于西方文学,本就与宗教同源同流,无论是人文主义、启蒙运动,还是科技革命,都未曾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在《巴黎圣母院》、《红字》和《荆棘鸟》中,我们沿着人物走过的路径,探寻在现代意识(现代性)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进程中,西方宗教观念与教士形象及形象塑造的关系,清楚地看到西方宗教传统的延续依然如故,精神诉求的基本品格并没有质的改变,有的只是形式表征的无限丰富而已。

黄帝与梵天

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特质,其端倪往往见诸神话.中国和印度地缘相近而文化风格迥异.本文试从对黄帝与梵天的分析比较入手,来探讨中印神话的异与同.

跨文化视域中的圣经文学研究

《圣经》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流传的。在学术发展史上,"圣经文学研究"的内涵渐趋丰富,从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进而借助比较文学和各种现代文论提供的方法,探讨"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并对《圣经》进行多维度的现代观照。

元代道教文学的力作——《武当纪胜集》

《武当纪胜集》是元代江西的文人隐士罗霆震的一部诗歌专集。它以湖北武当山的宫观祠庙、楼台殿阁、峰岩涧谷、潭泉溪池等诸名胜为歌泳对象,在艺术上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形象鲜明而丰满,意境雄阔而幽雅,风格酣畅淋漓而又浪漫飘逸,是道教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之一。

《圣经》影响下的文学艺术中蛇意象探源

西方艺术中"蛇意象"大都受《圣经》影响。但文学艺术家所创造的这符号背后是人类远古记忆和族类体验,是飘忽不定的梦和沉郁深邃的童年无意识灵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蛇意象的流变其实反映了人类原欲文明与禁欲文明冲突融合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