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科技思想浅论

凡尔纳小说的科技内容从题材、主题、人物、环境和情节五个方面可以得到体现,具有广泛性、现实性、合理性和预见性四个特点。凡尔纳小说的科技人文思想强调要把人的生存和发展置于科技活动的核心;科技要有利于自然界的生命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要制定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科技伦理准则,以保证科技不偏离良性运行的轨道。但由于某些原因,凡尔纳科技思想也存在局限性。

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新写实小说“修辞转向”

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辩证发展,亦是小说叙事艺术的一种“修辞转向”。其从主观“讲述”到客观“呈现”的变化,折射了异常丰富的文学与哲学内涵。站在“名/实”关系视域看待新写实小说,发现它重视“实”更甚于“名”,具有轻主观而重客观的特质;而体现在叙述结构上,不论是情感态度、价值倾向,还是介入强度,都体现出“中性”或“零度”的艺术风格。此外,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文学不同,新写实善于转喻叙事——直陈其事,消除隐喻,又使其打上了现象学的某些烙印。当然,谓其“客观”“中立”、中性叙事,并不意味着它的倾向性消失,也不是说它放弃了介入生活的文学使命,只是为了说明其小说诗学与既往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说明其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特殊贡献。

基于日常生活视野探析雷蒙德·卡佛小说的对话表达

雷蒙德·卡佛是著名的简约主义短篇小说作家,他通过对话形式来进行日常叙事书写,描摹刻画奔波于生计的普罗大众,书写他们的苦痛与艰辛。雷蒙德·卡佛非常推崇海明威等人的简约化和对话性小说创作观,并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承继与延续,在其诸多小说佳作中,情节铺陈、人物塑造皆在大幅的对话中进行,鲜活简洁的对话彰显了小说文本的力度,营造了独特的气氛意蕴,展现出了作家别样的文学才思与境界。文章将基于日常生活视野探析雷蒙德·卡佛小说的对话表达。

《卡利古拉》中自由的两幅面孔

《卡利古拉》是加缪最早独立创作的一部剧本,其中已经具有他关于存在、荒诞与自由等命题的思想雏形,渗透着加缪的荒诞哲学,也是他对于复兴一种现代悲剧的初步尝试。通过卡利古拉对荒诞的认知与反抗,加缪揭开了自由的另一幅面孔,而这也正在于存在主义之中潜伏着的浪漫主义的维度。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樋口一叶《青梅竹马》中的孩童形象解读

《青梅竹马》是19世纪日本女性作家樋口一叶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讲述了一群生长于东京吉原地区的孩童之间游乐、恋爱、成长的故事。作品中,樋口一叶以细腻而优美的笔触成功塑造了多位生活在吉原地区的孩童形象,其现实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了文学文本与历史现实,表征出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与文本的互文性。其中,美登利、信如、三五郎等孩童的家庭背景及性格特征勾勒出时代的投影,而孩童间童趣的嬉戏玩闹也鲜活地再现了不同群体在历史环境中的生存姿态。

“边缘书写‘边缘’”——科幻小说《巴别-17》与《新星》中的后人类书写

随着20世纪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机器的结合成为预见后人类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科幻文学中,人类主体被拆解、重构,形成赛博格、人工智能等人机交互的后人类模式。在此基础上,复杂的社会议题与科幻相结合的叙述形式,得到众多少数族裔等作家的青睐。作为非裔美国科幻作家,塞缪尔·R·德拉尼在其小说《巴别-17》与《新星》中,表达了后人类语境下对技术嵌入身体的反思以及对于身体与思维/信息阐释人类主体性的衡量。在此过程中,德拉尼以跨越阶层、种族、性别与技术的实践,探索拥有交叉身份经验的边缘群体实现自我解救的可能性,拓展中心之外的少数空间,丰富了科幻文学的表达范式。

纪伯伦短篇小说《历代灰烬和永恒之火》的诗化特征

纪伯伦在短篇小说《历代灰烬和永恒之火》①中以浪漫主义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爱之永恒的故事,歌颂了跨越千年的爱情。重复的意象与排比的语句构成语言上的音乐美,时间与结构的循环对应以及人物的朦胧性,使这部小说具有突破情节和形象束缚、用散文诗式的语言抒发感情和发表议论等诗意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纪伯伦从小说创作到散文诗创作这一转向。

浅析《失明症漫记》的疫病叙事艺术

作为世界文学的古老题材之一,疫病叙事以独特的文学形式书写社会现实,触及人性,展示人类艰难的生存境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通过虚构一场看不见的“白色眼疾”,将盲人们置于密闭的精神病院,以唯一可见的医生妻子为观察者,冷静客观地讲述失明症爆发后的末日困境,道出人类最隐蔽的欲望,揭示理性文明的脆弱。

康复中的救赎——大江健三郎《康复的家庭》中的“残疾儿”书写

《康复的家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该书讲述残疾儿大江光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既表现了家庭成员对残疾儿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探讨残疾儿对社会的接受。家庭成员们在相处过程中渐渐“康复”,互相接受,互相救赎,与“残疾儿”达成和谐共生。

从双性同体视角分析《简·爱》中简·爱的人物形象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自出版以来就深受读者喜爱,讲述了女主人公简·爱从小孤苦无依,到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夏洛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纯真善良、果敢刚毅、追求平等自由的女性形象。在文学领域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阐述伟大诗人柯勒律治的重要理念——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双性同体概念表示一个人的内心,同时具有男性与女性的人格特征,这两种特征并非互相矛盾,而是和谐共生。《简·爱》中的女主人公摆脱了自卑顺从的传统女性形象,在重重磨难中变得果敢刚毅,正是具有了双性特征。众多学者对《简·爱》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多从女性主义、主人公人物性格、女性形象对比角度展开。本文试从双性同体角度分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和影响因素,从而达到男女平等融合的更高平台。

浅析柏拉图的“洞喻”理论——以《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为例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经典著作《理想国》中提出了经典的“洞喻”理论,表明人类世界包括感官世界和理念世界两层组成部分,并通过生动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两个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对自己所处的两种世界的认知与态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柏拉图的“洞喻”理论在后世文学创作当中经常得到应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部反乌托邦作品将这一理论进行了明确地印证与细致地呈现。柏拉图的“洞喻”对人类社会多方面发展都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由此,本文通过结合《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对柏拉图的“洞喻”理论进行分析,认识并总结其所具有的指导性意义。

《马戏团之夜》中狂欢化建构的女性主义世界

《马戏团之夜》是狂欢节化小说的一个典例,它充满了狂欢的特征,从一开始破坏传统的性别结构和性等级观念,狂欢化在此成为安吉拉·卡特实现颠覆性女性主义的工具。在既定的狂欢世界里,破坏二元对立,尤其是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卡特在《马戏团之夜》中建构了一个狂欢的新女性主义世界,新世界充满了梦幻的非同寻常的地点、人物和事件,为重建传统二元论中的不平等提供可能。小说通过对飞飞等女性角色和其他男性角色的描述,挑战了固有的性别结构,重构了新的异性关系。用狂欢化的颠覆力量,将被压抑的边缘角色引入核心地位,建构新的女性主义世界。

荒原的咆哮——论《呼啸山庄》的欲望叙事

1847年,天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呼啸山庄》。100年后,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深入人的潜意识,提出关于欲望的理论。回看《呼啸山庄》,欲望叙事是贯彻其中的隐含叙事路线。本文从拉康的理论出发,重审主人公被压抑的、被构建的、虚无的欲望,进而为解读书中人物心理、文化隐喻与种族征服提供了理论视角。

规训与反抗:《暴力夺取》的暴力主题解读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其《暴力夺取》以令人震惊的孩童遭遇,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权力关系。本文从家长对孩子的权力规训和孩童的暴力反抗两个方面审视作品的暴力主题,发现作家通过书写新旧秩序交锋下孩童的悲剧命运,揭露了隐匿在破碎家庭中的权力暴力。

论《李尔王》中的后现代叙事艺术

荒诞派戏剧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戏剧流派。然而,早在17世纪,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就充满了荒诞派戏剧所独具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色彩。本文力图以荒诞派叙事为理论切入点,从情节、人物和话语等三个层面对《李尔王》中的后现代叙事艺术进行系统阐释。研究认为,尽管莎士比亚身处文艺复兴时期,但其戏剧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却体现出荒诞派戏剧创作的艺术特色,以精湛的后现代叙事艺术展现了其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浅析尤金·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啊,荒野!》的喜剧创作

尤金·奥尼尔一生创作悲剧五十余部,但唯一的喜剧《啊,荒野!》鲜被研究。奥尼尔的剧作极具自传性,作品与其家庭、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创伤记忆为其创作提供了素材。本文通过分析《啊,荒野!》中奥尼尔表现出对“快乐童年”的向往,对母亲、恋人形象的塑造,是自我救赎的途径,使得奥尼尔内心得以宣泄,逐渐与家人实现和解。

论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的六种文学模式——由比克罗夫特对莫雷蒂和卡萨诺瓦理论的修正说起

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在《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中,通过去连字符转向了对文学与其环境间演变关系的研究,以之作为其研究的重心。他由对莫雷蒂和卡萨诺瓦理论的反思与修正入手,提出了六种文学模式,将世界文学理论研究向前现代推进,且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兼备,同时,他拓展了研究的文体范围,不仅将更多不同体裁的文学纳入其理论模式,还就特定文体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认识,并且以丰富的文学实例作为佐证。他的研究揭示了文学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体现了去中心化的立场,为建构走向多元取向的世界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路径。

乔叟的女性观主题的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是从研究乔叟女性观的角度出发,以直接讨论乔叟的性别观及间接阐述对乔叟性别观的理解为两个方向来收集资料。其中,间接阐述乔叟性别观的著作又被分为了道德教义以及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众学者对于乔叟的性别观的看法有异有同。相同之处在于多数研究者认为乔叟的作品中是存在着女性化特征的,他关注到了性别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有些研究者认为乔叟是同情女性的,而也有人认为乔叟并未有丝毫对女性的同情。此外,吉尔·曼认为乔叟确实是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但这种思想仅仅是以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下多数人的思想作为衡量标准的“女权主义”。在间接阐述的部分,研究者提供了审视乔叟文本中性别问题的不同角度。研究发现,乔叟在表达他的性别观时受到了道德伦理的影响,同时也在借用道德伦理和浪漫主义来构建他的“女性化”。

论《宠儿》中的伦理线和伦理结的形成与解构

托尼·莫里森是一位著名的美国黑人作家,在其著作《宠儿》中以女主人公赛丝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遭受自己所受过的痛苦而亲手杀死她的荒诞行为及后续,来揭露黑人在美国社会所受的压迫、痛苦以及阴影。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出发,沿着《宠儿》中塞丝弑婴这条伦理主线,还原当时的伦理现场,逐一去解构小说中存在的伦理结,以此来探析人物当时做出这样的伦理选择背后的原因以及最后其解开伦理结所实现自我解救的路程。

桑顿·怀尔德《我们的小镇》中死亡观的空间构建

20世纪后半叶,空间批评应运而生,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并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法国著名思想家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系统性地阐明了空间的概念。苏贾则在列斐伏尔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拓展和丰富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现实意义。在《我们的小镇》中,怀尔德利用三层不同空间描绘了格洛佛角小镇居民一生的轨迹,三幕戏剧都蕴藏着同一主题——死亡。本文将借用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从空间批评的视角浅析死亡这一主题在剧本中不同空间下蕴含的意义,以探究怀尔德通过空间构建所传达的死亡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