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顺应论视角下的译员主体性研究

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是动态的顺应和选择,是语言使用者在一种顺应性介质中处理动态顺应选择的要求。意识凸显性是表示和顺应性介质相联系的意义生成过程的语言使用者的状态,它强调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的主体性。口译是一种译员主体性活动。顺应论视角下的译员主体性不仅是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且是其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语境制约性的辩证统一。

目的论视角下的儿童文学英汉策略分析——以《尼伯斯维克的牧师》为例

本文以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的代表作《尼伯斯维克的牧师》一书为例,通过对儿童文学文本的分析,从词汇、句法、文化三个层面,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坚持目的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最高原则,在翻译过程中把握儿童是阅读群体,通过运用词汇简化、长句拆分、文化加注的翻译策略来增强儿童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让儿童读者在理解基础上体会异国情调,本文旨在为儿童文学作品探寻广泛适用的翻译策略。

鲁迅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考察

有关鲁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聚焦他的译作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的译作欧化的痕迹过多,晦涩难懂。以鲁迅的三部儿童文学译作《小约翰》、《表》和《俄罗斯的童话》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从动态的视角来探究鲁迅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可以发现,就鲁迅的儿童文学译作而言,欧化现象并非一成不变。从整体上看,鲁迅后期的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没有他中期的明显。同是后期的作品,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文化可译性限度及文化翻译策略

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被赋予很强的文化性,被视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总体上,文化具有可译性,只是存在一个可译性限度问题。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应该充分合理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平衡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把文化的可译性限度降到最低,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中的意象转换——以《庄子》为例

《庄子》是一部"以象筑境"的哲思典籍。译介《庄子》,既要译者能够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格局,运用"意象思维"走进原作者的认识世界,充分认识原文中的"象",又要译者高度重视"意象转化",合理地进行翻译,保证这些文本精神格局,如哲学范式、"意境"等的原汁原味。以《庄子》为例,探讨典籍翻译中的意象转换及翻译策略,以期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庄子》中所蕴藏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借鉴。

巴赫金与形式论学派:一种未被观察到的交集

形式论学派在俄罗斯文学学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公认,同时,包括巴赫金在内的其他学者或学派对形式论学派的批评与论辩,以不同形式和视角相继展开,这共同形成了俄罗斯20世纪文学学的百家争鸣。我们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关照巴赫金及其圈子对形式论学派的批评,理解其历史现实性,由此确定形式论学派向语言学的转向和巴赫金诗学向美学的转向。

论文学的演变——致艾亨鲍姆

译介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其中不仅涉及语言,更关涉理论的理解及文化传统等更为本质和深刻的问题。西学东渐百年有余,学术界对很多译介作品也多有反思,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理论著作不是从源语种直接翻译,而是从其他语言转译而来,这不利于对原理论的精准把握。本刊2019年推出“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研究”专栏,刊发由源语种直译的经典理论著作,约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讨论,希望能够以文学理论为切入点,推动经典理论的汉译与研究工作,敬请广大学者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