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填王与仙赐公主姻缘汉地流传考

优填王是印度古代与佛陀同时代的著名君王。优填王传说中的优填王与仙赐公主姻缘构思奇巧、扣人心弦,不仅是梵语戏剧、故事文学的重要题材,也在汉译佛典中完整呈现。然而兼顾梵汉文本之相关研究,国内尚未得见。在梵语文学和汉译佛典中的优填王仙赐姻缘既在人名、地名及主干情节等方面基本一致,又在一些细节、宗教倾向、人物形象等方面差异较大。这些相同和相异之处,从佛教史、社会史、文学史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这段千古情事进入汉地的嬗变始末。

声讨父权制 重释圣经——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刍议

女性主义圣经诠释是当代主流诠释学的一种,是从女性主义视野来诠释圣经。而圣经作为古代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的百科全书,兼具神学——伦理学、史学和文学等多重性质。侧重从意识形态视角来考察作为神学——伦理学典籍的圣经,拟从两个方面来探究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声讨父权制"虚构的权威",质疑圣经的男性中心话语叙述,以期"摆脱父亲";重释圣经,重建女性,意欲"收复失地"。

“似非而是”还是“似是而非”——《天主实义》与《畸人十篇》的一个比较

从《天主实义》到《畸人十篇》标志着利玛窦传教重心的改变。前者力图调和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矛盾,重在“以理服人”;后者突出非理性的信仰,重在宣讲来世的存在。利玛窦自称《畸人十篇》为“似非而是”之论,实质上却是“似是而非”之言。

神性光辉的背面——从声学的视角观照《圣经》中神的形象

神向来被人们看做是公平、公正、仁慈、宽容的化身,他能给人带来光明,驱走黑暗;带来和平,驱走战争;带来希望,驱走绝望;带来幸福,驱走痛苦。神的形象极其光辉灿烂,但这种认识却实在失之于片面,在这背后,神性形象还有其不大为人所知的另一面,比如不公、残忍、贪婪、虚荣等。

归去来——摩西率众出埃及的原因及其合理性问题

摩西是古希伯来民族的伟大领袖,他率领族人逃离了埃及法老残暴的魔掌,回到了上帝应允给他们的迦南之地。摩西以其离奇的身世谱写了一曲出埃及的悲壮史诗。然而,摩西率众出埃及实是源于不同民族间的利益之争,也代表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此外,摩西率众出埃及极有可能是出于个别人的意志,而非以色列民众的共同意愿,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论《约拿书》的喜剧特征

先知书是《圣经》中重要的神学经卷,其中以《约拿书》最具特色。其文本虽被赋予了庄严神圣的主题,却披上了喜剧性色彩的外衣,这与其它先知书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本文即从喜剧性人物,喜剧性情节和喜剧性语言三个方面对其喜剧特征进行论述。

王梵志诗与《萨迦格言》的比较研究

王梵志诗与《萨迦格言》是汉、藏两个民族中的优秀文学作品,两部作品在体裁、作者群体等方面存在许多共性。本文通过对汉藏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探讨两部作品的异同,分析其独特意义和历史价值,从而见证藏、汉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交流的渊源。

禅宗交际新解

本文从研究者而非参禅者的角度出发,以语用学关联理论为基础,提取禅宗核心教义,并以《景德传灯录》中禅师对"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56个不同回答为例,对禅宗交际提出了新的解读模式。研究者只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禅宗语言这一刺激讯号,找出与之关联的禅宗教义,使讯递者所传递的定识在交际双方实现互为显明,就能正确理解其含义,从而破解超常出格的禅宗语言密码。

《神通游戏》与后期佛教神话

大乘佛传《神通游戏》克服了佛陀形象中人性与神性的矛盾,将其塑造成全知全能的至上神,完成了释迦牟尼佛由世尊到救世主的转换。以《神通游戏》为代表的后期佛教神话,通过对传统佛教神话的继承与发展,构建起以如来佛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通过对印度教神话的吸收借鉴,丰富了佛教神话,将佛教融入南亚多神教系统。世尊成为救世主,其神话原型由传承性的"授记"变为永恒性的"如来",体现为最高存在与绝对真理的结合;其主要神话母题不再是轮回转生,而是化身下凡。

佛魔斗争在佛陀传记中的演变

佛魔斗争在佛传中主要体现为菩萨降魔,其核心故事随着佛传的发展不断演变。一是菩萨从被动应对发展为主动出击,其中菩萨被动御魔属于人魔之战,而菩萨主动降魔属于神魔之争。这样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佛陀由人到神的转化。二是魔王的身份不断变化,有邪恶的化身、欲望的代表、爱神、欲界之主等不同身份,最后演变为印度教大神。三是魔界构成越来越复杂,先后有魔军、魔女、魔子出现,而且魔子有善有恶,黑白分明。四是佛魔之战由象征性表现到具体实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变化既是佛传内容不断丰富充实的结果,也体现了佛教观念的发展变化。佛魔斗争不仅是佛传文学的重要主题,而且在佛教文学中纵向发展,横向传播,成为一种既有深厚的神话渊源,又有广泛交际性的文学母题。

马鸣的《美难陀传》

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诗人马鸣的《美难陀传》,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国外已陆续出版了《美难陀传》的多种译本,有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也覆盖多种语言,但中国未有译介。《美难陀传》主要讲述了佛陀度化堂弟难陀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思想上,有极其鲜明的佛教特色,在艺术上,它也展现了令人瞩目的闪光之处与较高的成就,

罪恶与救赎——论《圣经》原型在《罪与罚》中的体现

基督教文化融入西方文学的完美佐证以及多元宗教理念植根于文学发展的土壤进程中,成为催生文学快速发展的催化剂,其影响可谓源远流长。而圣经中关于"罪恶"与"救赎"的主题在不少作家经典作品中得到体现。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再现。

造化里边几个回族小说

这是伊斯哈尔·十四儿最具代表性的东干语文学批评论文之一。文章以全球化视野,用生态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东干文学,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学理念和文化开放意识。分析了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生态学中的"畜牲、飞禽、虫虫-拉拉"、"草苗"在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带造化里边"的"作品"对于提高人的觉悟和"调养心口中间呢的俊美"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尤其从东干文学生态创作中的作家与作品内容、风格进行把握和探析,勾勒出一幅现代生活语境下生态文明思想之旅的前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然,由于东干语缺乏文学批评的丰厚传统,缺乏专门的文学批评语汇,只用晚清末年的西北方言写作文学评论论文,"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却开创了世界华语文学批评的独特景观。"

《圣经》的文学性及影响

基于中西方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就《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展开论述。旨在说明《圣经》不仅是宗教经文和历史文献,还是一部文学经典,其作为一座"文化"桥梁,对英语学习者理解、掌握英语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扫罗与撒母耳冲突原因初探——对《撒母耳记》的多视角解读

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撒母耳是犹太人历史上最后一位士师,两者处于从士师时代到王国时代过渡的特殊时期。因而,作为"上帝"权能代表的先知撒母耳和世俗王权代表的扫罗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冲突的产生有撒母耳个人心理方面的因素,也与历史政治大环境对王权的呼唤和王国建立初期的政教冲突有关。

山林栖居与山水情趣——中印佛教山居诗比较

源于森林文明的"山林栖居"是佛教独特的修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佛教文学的重要主题,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居诗。"山居诗"将山水情趣与修道体验相结合,表现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有助于自然美的发现和表现。

个人主义是《伊利亚特》的主体文化精神

史诗以阿喀琉斯个人为中心线索和情节发展的依据,表明它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对重大事件的决定性影响。作品所刻画、讴歌的英雄人物都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史诗将作战的动力归之于英雄们的个人功名心和物质利益。这些都显示史诗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思想、赞美个人英雄的作品,个人主义是作品一以贯之的主体文化精神。

《宋文宪公护法录》题名问题补议

《护法录》是宋濂的有关佛教作品的选集。最初由万历年间高僧云栖祩宏整理宋濂文集中有关佛教的作品,编辑成书,曰《皇明护法录》。至明天启年间,钱谦益依据云栖本《护法录》,重新索骥于宋濂文集,合璧祩宏所辑,加注修订,且为之序,名曰《宋文宪公护法录》,钱氏序作于万历丙辰年(1616)冬,钱氏订之《护法录》,刊刻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三年(1623),入《嘉兴藏》。《皇明护法录》与《宋文宪公护法录》从源流来看,是父子关系,《宋文宪公护法录》流传至今,成为近世刊印的祖本,《皇明护法录》佚失。二者因通称《护法录》而产生混淆,又与其他护法集混淆,故厘清源流,辨章称谓,裨益进一步研究。

近十年来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苏联的解体，宗教在俄罗斯社会再次成为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研究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的问题成为文艺批评家关注的中心。近十年来，俄罗斯有关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综述，试图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一点可以参考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