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网络参构下的新世纪小说语境差

网络作为新世纪小说的重要参构因素,体现出时代特色。本文从语境差视角切入,关注语境的不平衡,探讨网络参构下小说语境富具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审美现象。新世纪文学语言求新求异的"狂欢"趋势,使语境差成为小说语言富具审美价值的突出修辞现象。在对虚拟与现实空间语境、嬉戏与批判风格语境、荒谬与哲理逻辑语境不平衡现象的考察中,我们既寻求事物的对立,又寻求内蕴的统一,以期从深层挖掘网络参构下的小说语境差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同时拓展网络语言的研究视角。

“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内容/形式范畴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对内容/形式的论述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苏联文论影响,以反映论为理论背景,具体表现为内容决定论和形式附庸论;后30年,内容/形式范畴逐渐"淡出",在二者关系上先是有意突出文艺的审美属性;在作品构成上,以文本分层思想代替了内容与形式的简单含混的二分法;而一些学者继续研究这对范畴,清算了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其中的成果值得继承,其中的遗留问题值得深入反思。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更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碰撞。许多制约因素导致了文化误读现象的不可避免。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对翻译中造成文化误读的多个层面的探析,总结了消极误读与积极误读的影响,指出译者应提高自身的双语水平,学习并熟练掌握多元文化知识,尽量减少理解上的偏见,从而有效促进异域文化交流传播以及文学的发展。

冷战思维与“十七年”文艺运动

作为一种在冷战语境下被构造出来的"新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无论从其性质的"被确立"到文学秩序的建立到文学作品的构型都无疑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形势的变动对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文艺领域的运动随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冷战日益复杂化、严峻化,文艺斗争也日益走向极端。厘清二者演变脉络,我们将看到冷战格局中的当代文学的生成资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阶级化、单一化。

论小说的后现代叙事——以长篇小说《铜钵盂》为例

长篇小说《铜钵盂》的创作,作为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在文学的表述方式中具有独特的轨迹;小说的个人性书写,遵循一种新的小说理论,一种带有作家个人性创新,却又紧紧维系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新小说创作,寻找现代小说格局——在既传统又现代的形式冲突中,构建一种新的文本;它在小说的新理论领域中的全新尝试,动摇了我们对文本建设的一些陈旧观念,诸如写什么和怎样写,貌似相对却常常将之对立的误解,对故事的误读以及对故事讲述或呈现的误判。由《铜钵盂》的后现代叙事出发,展开文本的符号延异及意义群、叙事的互文性、碎片化结构等后现代创作理论的"铜钵盂"解构,破译《铜钵盂》的文学密码。在以往的长篇小说中,这种意义符号所承载的时间与历史,也许多多少少有所指涉,其渗入应为一种通例,区别在于,作家对之的自觉与努力的比重,直接牵涉到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就。

试论西厢故事中红娘对张生的情感变化

对比元稹《莺莺传》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最大突破就是成功塑造了丫鬟红娘。其成功不仅在于红娘聪明伶俐、泼辣机智、正义勇敢等性格的突出,更重要的是红娘内心情感较前些作品的逐渐丰富。其中,红娘对张生的情感变化作为维系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直接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

论文学中迁徙文化的渊源与形态——兼评北岛散文集《青灯》

文学作品中历来存在的迁徙意味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其具有深刻的内涵及悠久的历史渊源.通过古代文人作品所流露的迁徙意味,在此基础上,将迁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鲜明地提出来。从迁徙文化的角度阐释《青灯》中的迁徙意味,并进而归纳出一般意义上文学作品中迁徙意味的四种表现形态。最后,总结了迁徙文化的意义及其对于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

北秀林马火会保护与传承问题初探

北秀林马火会原是一种娱神活动,包括若干环节,核心部分是马火表演。其传承过程中存在着传承方式保守、传承人老龄化且青黄不接等问题。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似,保护马火应综合运用施与式、开发式和发展式三种模式。透视马火的传承与保护,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探究,比如保护中的市场饥饿策略与先发优势等。

产业链培育、产业链招商引资和产业链融资

近年来,我国产业经济领域出现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地方政府特别注意产业链培育,以此为区域经济发展积蓄新动能和注入新能量。长沙近年来在发展制造业方面,也采取培育产业链的举措,选定了22个新兴制造业产业链和优势制造业产业链,并对它们重点发展。通过分析长沙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以及长沙制造业领域的主要产业链的构成,发现了创新链、外向经济、产业集群金融业、服务业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它们对长沙制造业产业链的影响。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长沙制造业产业链的对策与措施,包括:产业链招商引资策略,产业链融资策略,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互动策略,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生产成本控制策略,产业链差异发展战略。

慧眼独具,别开生面:胡大雷教授的中古文学文献编纂研究

胡大雷教授是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近年来先后出版《〈文选〉编纂研究》《〈诗品〉编纂研究》和《〈玉台新咏〉编纂研究》,形成中国文献编纂研究系列,代表了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其文献编纂研究,既具有学理的普适性,又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体现了纲举目张、鸿纤并举的特点,在问题与线索,文学鉴赏、文学理论与文献研究,宏观与微观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摸索出成型的经验,嘉惠后学,值得表彰。

文学媒介的生态转向——鲍勃·迪伦诺奖的文学阐释

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由于"文学"有其概念史:从文献、书本知识到现代文体意义上作为精英文化的文学;而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的阐释是"杂文学"而不是纯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19世纪以来文体意义的文学走向了终结,从而开始了电子-数字媒介生态的新转向。

再谈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图像生态”

范迪安先生在《图像生态变迁中的中国艺术》中将当代艺术创作的图像资源形象地称之为"图像生态",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无法回避对图像资源的利用问题,大众视觉图像资源的泛滥,提醒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应加强对绘画形式语言的试验与探索,超越"图像"品质,不应放弃"绘画性"的追求,依靠绘画自身的形式语言、造型、色彩等来展现绘画艺术的力量。

一种免控制点的近景影像绝对定向算法

在摄影测量绝对定向算法中要确定七个绝对定向元素,因此需要布设足够多的物方控制点。当近景摄影测量不需要确定被摄对象在空间的绝对位置时,采用传统的绝对定向方法就会增加像片控制测量工作量,从而降低工作效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无控制点的近景摄影测量绝对定向算法。该方法对有铅垂方向的被摄物体,只需现场量测被摄物体上任一沿被测对象走向线段的长度和被摄物体的走向,即可确定像对构建模型的空间相对方位。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可达到厘米级的定向精度。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宗教观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态度 ,总的来说比较宽容 ,作者对各教中符合传统道德伦理的内容表示肯定 ,批评了与此不相适应或有所抵牾的内容 ,作者看重的是宗教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 ,因此奉儒教为至尊 ,以佛教和道教为其补充 ,但决不排斥和贬低佛教和道教。

论司马谈对《史记》的贡献

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产生了编写一部史书的理想,并开始着手史书的编写准备和写作工作,对司马迁创作和完成《史记》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史记》的出现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司马谈,就很难有司马迁的《史记》。

从蒙古与印度史诗中的人物看其宗教文化色彩——以《江格尔》和《摩诃婆罗多》为例

宗教与文学从起源到发展,一直互为表里,相互交融,共生共在,史诗就是以一种文学叙事方式构造出了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人物身上显现着萨满教属性,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人物身上体现着对印度教永恒的"正法"的追求。一般来看,蒙古族史诗人物身上的萨满特点具有外在性的表征,而印度史诗人物对正法的追求则具有主观色彩。其原因是,以《江格尔》为代表的蒙古族史诗主要是在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萨满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而《摩诃婆罗多》则是深受多神教与人为宗教影响的结果。

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要求及影响因素

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发行的专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刊物。从分析该英文杂志从创刊初期至2001年各年代作品选译的情况看,作为政府主办的对外宣传的刊物,该英文杂志在翻译选材上服从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国家外交需要,同时也体现我国文艺发展、变化的轨迹。杂志译介的作品虽然带有时代痕迹,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增强我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曹雪芹对“世外桃源”思想的批判——《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三)兼与“大观园是世外桃源”说商榷

大观园同伊甸园和桃花源“形似”而“神异”。它是贾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是真、美、善和假、丑、恶的统一体。作者“创造”一个大观园并通过对大观园兴衰的描写,旨在告诉人们,世界本无桃花源,委婉地批判陶渊明的“遁世思想”,表达了作者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