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两种“疯癫”想象——重读“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疯人”谱系

“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它们超越了手扪伤痕的“文革”追忆,以异质的美学试验来破解“文革”极端政治理性、寻找后“文革”时代新的现代性想象的可能性。两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疯癫”这一视角来展开现代性想象,“疯癫”第一次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为自主的美学追求,具有了自足的本体价值。

关于刘平勇“另一个世界”的创作

刘平勇的小说创作尝试书写人的心灵世界,集中表现人的灵魂。在他的《另一种悬崖》、《一脸阳光》、《因为有爱》三本小说集中,可以集中感受到了这样的心灵与灵魂的发现。他的全部作品,基本主题和基调都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是他作品的根本性,乡土情结是他作品的普遍情结,他正在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灵,解读着、诠释着人类作为人本身所能够意识到的、想象到的——丰富而精巧的灵魂世界,他的创作正处于灵魂关照的途中。

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审美倾向 ,传达给我们的既不是一切向男性看齐的“准男性”的女性 ,也不是与男性对立的“女权主义” 。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主义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独特的女性视野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本文将首先浅析女性主义文学和王安忆的关系,再讨论《长恨歌》中透露的女性主义思想。

迟子建作品中的“马”意象研究

动物意象书写是迟子建作品的一大亮点,而“马”意象是其中出现最高频、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以迟子建作品中的“马”意象为对象,运用意象理论、文本细读、文学比较等方法开展研究。从意象内容来看,迟子建笔下的“马”意象可以根据所处环境主要分为草原之“马”、山林之“马”、乡村之“马”和战场之“马”四大类,具备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结构作用。从意象构建方式来看,迟子建运用了多种写作技法,典型的是人与马的叙述视角切换和独特方式的人马关系描写。深层来看,迟子建的“马”意象写作根植于现实,深受东北自然地域环境和人文风俗影响,同时也寄寓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着人性的启示、生命的哲思和美好情感的礼赞,能够在精神领域为人们带来启发。

分身有术:莫言小说中的“莫言”

莫言小说中的"莫言",是莫言又不是莫言。他是作者俯身小说观照自我的精神镜像。莫言分身有术地塑造复数的"莫言",也被"莫言"塑造,二者表现出镜像合一、一分为二、三分鼎立的交错关系。《生死疲劳》中的顽童"莫言"与作者镜像合一,寄寓作者对童年理想自我追根溯源式认同与建构。《酒国》中作者一分为二为中年作家"莫言"与文学青年李一斗,对中年自我进行精神现象学的透视与解构,通过文本互文实现叙事民主,结构上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借人物与作者同名之便,"莫言"出入自由的叙述跨层产生了人物"莫言"、叙述者"莫言"、作者莫言三分鼎立、相互制衡的声音复调。三者以柔性的不可靠叙述解构历史话语的因果逻辑与道德刚性,裸露文字背面的历史真相,体现了莫言叙事伦理的自觉。

莫言笔下余占鳌形象创作原型探源

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塑造了"我爷爷"余占鳌这一土匪英豪形象,开创了新时期英雄人物写作的新篇章。余占鳌形象取材于高密东北乡的土匪高润生、抗日英雄曹克明、曹直正以及北海道穴居人刘连仁等。他们的故事经莫言的创造性演绎,最终生成了凝聚着红高粱大地精神血性的经典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试论莫言小说中的荤故事及其审美意义

"讲故事的人"是莫言最为重要的创作理念,而荤故事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创作的写作立场、向口头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以及创作的狂欢化风格,使得莫言不避粗鄙的罪名,在自己的小说中插入了多则荤故事。这些荤故事的插入,体现了它在民间的性启蒙和性教育的功能,有助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深化小说的主题,赋予小说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有助于充分认识人物所遭受的性压抑心理,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荤故事使民间"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民间的生命过于沉重,他们需要荤故事的笑来抵御生命中的苦难。"人兽婚"民间荤故事的汲取则彰显出莫言创作的新境界。

奇怪的骚扰电话

阿东是个记者，经常出差。这天中午，从外边采访回到家的阿东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就被老婆丽丽揪住了耳朵：“你给我说清楚，是不是在外面花心找了个狐狸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