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墙纸》与吉尔曼的女权主义表达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女权主义先驱,其女性思想的形成与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该时期美国新女性观念等进步主义思想的滥觞有着直接的联系。吉尔曼的经典短篇小说《黄色墙纸》正是其女权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个短篇里,她以真实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结合虚幻荒诞的故事情节,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通过对"我"从抑郁到疯癫的近景描写,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自传性质,体现了作家本人,对美国社会嬗变时期女性整体生存困境和精神煎熬的控诉,以及对于男女平等、女性独立与自我实现等现代两性关系与女性观念的倡导。

生产单位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定位与内容探讨

针对生产单位目前的技术装备情况,提出生产单位的信息化测绘生产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同时以地理国情普查项目为例,按照信息化测绘生产体系生产模式设计出基本的业务流程。

浅析文化海报中图形语言的表现特征

图形语言可以准确、快捷地传达文化海报中所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使文化海报的社会使命得以履行,从而达到文化海报宣传的最终效果。通过对文化海报作品分析,我们可以解读图形语言在文化海报中的深刻内涵,把握文化海报的内在寓意。

符号的随意性:“汉字革命”论的理论偏失——从东方文化派对“汉字革命”论的批判谈起

近代中国发生了至少三次旨在废除汉字的"汉字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发生有其特定语境与时代需求,但也有明显的理论偏失,其最主要者是盲目运用"符号的任意性"理论。错误理解语言文字的工具属性,把符号的任意性推到了随意性的极端,此其一误;机械套用进化论,将线性进化论简单编织进语文演化过程,此其二误;滥用科学标准,用自然"科学"的尺度,剪裁人文领域里的语言文字,此其三误。三种错误的根源在于其对符号—工具性的认识错谬,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对"汉字革命"论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一面。反顾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的未来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

徐志摩诗歌音乐性构成的显性与隐性因素

作为"新月派"的创始人,徐志摩的诗歌节奏浑然天成;他的诗意象柔美、意境悠长,言辞的背后具有特殊的音乐效果。但对于徐诗音乐性的成因,人们往往看到了"显性"的因素而忽视了相辅相成的"隐性"因素,如浓烈地感受到徐诗的"洋味"而无视徐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土渣渣";往往意识到徐诗"深受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而忽视了徐诗对中国传统格律诗的借鉴;看到了徐诗以"白话"入诗而音韵盎然的特点,认为徐诗掌握了"口语的自然节奏",而实际上徐诗的白话语言是一种经过了提炼、为了诗歌的音乐性改变了节奏的"文白夹杂"的语言。土洋结合、中西合璧、文白夹杂是徐诗音乐性独特魅力的主要因素,确保了徐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人间四月天"的显赫地位,其实质是徐志摩对中国新诗独特个性和艺术自由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而这正是中国新诗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精髓所在。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重评闻一多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其他

闻一多身兼诗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等多重身份,其诗歌批评方式也因之呈现多重面貌。考察其诗学观念转变的过程和原因,可分析其新诗批评的调整与其身份迁移之间的关联,对其《死水》之后的停笔原因给出新的解释和评价。闻一多从一位崇尚古典美学并强调格律的诗人转变为一个高度肯定"生活之力"并拒认"技巧专家"的诗评家,其转变背后有深意存焉。思想变化的原因既然来自诗歌之外,或许写作的问题也就无法在诗学内部得到解决,亦即那种转变不仅发生在诗学内部,也影响到其人生道路的选择。

属下能说话吗——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任何自称为属下代言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在现代中国,底层劳动妇女无疑属于“不能说话”的属下,但是,作为底层劳动妇女同性别的代言人,现代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时常会突破时代话语,逸出传统规范,通过对女性共同的内部经验的描述和展示,对已经成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的男性文本进行消解,部分地传达了属下作为主体、有着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的声音和欲望。

近代留日小说中的东京镜像——以向恺然《留东外史》为代表

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近代中国留日小说中的翘楚。然而,学界对《留东外史》很有限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小说的道德诉求及黑幕揭露方面,并且,向氏的其他几部留日小说如《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及《留东艳史》等一直处于无人知晓或问津的状态。作为近代留日小说的代表,向氏留东系列描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反映了异质文化带给国人的巨大冲击,对留学生、流亡客、政府官员等各式在日华人的描绘刻画更是鲜活生动至极,其视野之广阔,笔力之雄健,揭露之犀利,前所未有。

“语言诗化”与“窗”——论林庚在创作与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林庚在中国新诗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新诗人、新诗理论家,也是文学史家,在研究古典文学的过程中始终抱持新诗视野,在新诗创作与理论探索中又尝试转化古典诗歌经验;他身上兼有"诗人型学者"与"学者型诗人"两种气质,这种在创作与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诗学,对我们重新认识古典资源在现代诗中的意义以及从多重维度反映新诗自身的扩展力都具有启发性。考察林庚一生在新诗领域的探索姿态,可以看出他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历史中提炼出一种仍然可以行之有效的普遍法则,在"现代性转换"这一视野之下所寻求的是一种委婉、抒情的方法,在"继承"与"转换"这两个维度中,试图规避由暴力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反作用而达到一种温和的过渡。以创作与研究之间的"互动"为角度辨析林庚的核心诗学理念——"语言诗化",能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再次深入林庚构建的诗学体系,探究"新诗人"林庚的浪漫诗品。

彭燕郊晚年心境与诗境——以一组诗与一首长诗为例

彭燕郊先生弱冠之年,便以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跻身于气度不凡的"七月"诗群。上世纪50-70年代,因胡风要案而置身于严酷的厄境中,但一种隐性的写作也从未在他心底中止过。晚年诗作中所呈示的种种足以令人惊叹的精神进境,更是在中国现代诗史、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彭燕郊的诗文,始终维系在一个很高的精神高度上,它们至少是延缓着我个人精神生活的退化和萎缩的。谨以此文稍稍表达我对燕郊先生的敬悼之情。

浅析语言僵化现象

语言僵化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本文对一些主要的僵化理论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避免语言僵化现象产生的对策。

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

唐诗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吟诵诸葛亮的佳作。这些作品一般分为怀古吟游诗、咏物游仙诗、书怀赠友诗、祭祀题字诗四类。这些"诸葛诗"中的诸葛亮形象是以忠智为特征的人格化的贤相形象,而这又与唐朝文学传播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以及文人的创作动因息息相关。

温婉凄凉的人生之歌——丽莎与翠翠形象之审美比较

屠格涅夫与沈从文是两位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著名作家,在以人性为基石营造理想人生形式的小说意义方面却有着一致性;不过因其各自身处的文化背景的不同,一致性中又有不一致之处。屠格涅夫笔下的丽莎和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在外在形象与爱情遭际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在顺从自然的内在性格中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根源。而这一切都源于屠格涅夫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的共同审美追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

托马斯·伯恩哈德作品中极端人物形象的塑造

从《寒冻》起,托马斯.伯恩哈德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以其独特的极端艺术表现形式独行于文坛,并获得了众多赞誉。本文以伯恩哈德的四部作品为例,试解读伯恩哈德如何在作品中塑造极端的人物形象。

佛教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是我国古典山水诗的奠基人。他的山水诗不仅清新明朗、富丽典雅,而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理趣"。谢灵运虽然兼收并蓄儒释道三教思想,但是,其以佛教为旨归的思想倾向是相当明显的。佛教思想对谢灵运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佛教的般若性空、涅槃佛性以及弥陀净土等思想,在其诗歌表现形式和意境创造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生命的繁殖:一个原文本与五个目标文本——以帕斯捷尔纳克诗作《二月》的翻译为例

翻译活动绝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除了普通所谓的"语境"之外,还包含了文化、地域、时代等众多的信息或密码。至于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人的气质、修养、趣味和经验都可以对原文本进行携有一定个人化性质的"义疏""诂释",从而在目标文本中体现出程度不同的偏移、变形,甚或矫正,由此造成原文本诸元素不同程度的萎缩或膨胀。

简论扬雄关于汉赋“丽则”和“丽淫”的文学思想

扬雄早年好赋,晚年悔赋并否定赋。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和他人辞赋的评价,他发表了对汉赋的看法。他从审美高度明确提出了汉赋的文学丽靡特质,从文学功用角度突出强调了汉赋的讽谕性,而这正是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有限而光彩的非主流——试论十七年短篇小说中的两类人物形象

十七年短篇小说创作作为长篇史诗性作品丛林夹缝中长成的一种小说样态,历来关注度不高。事实上,它的出现是对"史诗性"宏大叙事主流的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冲击。本文着眼于十七年短篇小说创作中所集中塑造的两类人物形象——女性形象与知识分子形象,以细致的文本分析为依托,找寻本时期小说创作的闪光点。

非遗视域下凤阳凤画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凤阳凤画作为凤阳县的民间艺术之一,已经延续了600余年。在非遗视域下,凤画在继承与创新上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凤文化的内涵、凤画造型的程式化、色彩的装饰性的分析,指出了凤画在继承和创新上存在的问题,从对传统的认知、对传统技艺的继承、摒弃陈规旧俗、强化人才培养、扩大传播渠道和打造旅游品牌等多方面探讨了凤阳凤画在当今社会的继承与创新。

后现代视域中的视觉文化问题

本文将从视觉艺术的现实语境出发,以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为基准,分析和阐述后现代视域中,视觉文化的嬗变。